任性皇帝王莽
小时候到邻村上学，路上要趟过小河，爬上大约200多米的小坡，便看见一块大石凸起路边。石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脚印，人称当年王莽撵刘秀时留下的足迹。邻村叫“光武”。
历史上，王莽一直是被看作是个反面人物，主要是他篡了位。历史记载的，都是当权者的意志。篡位者成功了，如果能将皇位传承下去，当权者就是他的子孙，他就是开国皇帝，倍受尊崇。如果先成功后失败，没有将皇位传下去，当权者就是他的死敌，他就会留下千古骂名。
废诸侯兴郡县后，中原诺大农耕王朝的传统，主要靠官僚体系治理国家，皇帝的作用，主要是象征王朝统治正当性。皇位传承稳定性重要，皇帝能力是次要的。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对明君的宣传，都是片面的。历史上能力强的皇帝，结局都不太好，比如商纣王、隋炀帝，都是一代英豪。其他明君，比如康乾等，是以结果论英雄，本人能力如何，未见太扎实的东西。绝大多数皇帝，都是躲在皇宫里，活在太监中，偶尔能出来秀一下的，就会被史书吹成雄才大略。儒家文化喜欢吹捧皇帝（参考一下朝鲜对金三胖的吹捧），其实说的都是幻象，大家都心知肚明（受骗的只是愚民）。只不过文人无耻，也是为了讨饭吃。君主继承的稳定性，以及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是第一位的。这就是历来皇位传承，都坚持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因。王国维说过，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只有嫡长子，才是天然的，无法引起争议的身份。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一个外人，当时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且没有引起更大的动荡，说明他当时的确是众望所归。他后来的失败，主要因为书呆子一个，真君子假小人，过于理想化。说俗点，就是太任性。
其实，王莽的前半生，做人，做事，都是典范。
王莽少时谦恭好学，生活检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工作后（公元前22年入中枢为官），谦虚谨慎，善于结交、救济名士，不留余财，声誉日隆。38岁便做了大司马。执政后，王莽更是克已奉公，任用贤良，不爱钱财，且生活极为节俭。一次，王莽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都派夫人探望，门口只有一位布衣短裙出来迎接。大家一问是王莽夫人，暗自吃惊。
汉成帝驾崩后，王莽革职赋闲。期间官员们上书为王莽鸣不平的至少有上百人。哀帝病死后，王莽的姑母王政君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复为大司马。迅速掌握了政权。
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接受安汉公称号，退回加封的土地和民户，并提议加封诸侯王和功臣子孙、在职官员，惠及平民百姓和鳏寡孤独。全国上下无不感激王莽。接下来全国大旱，王莽带头下，全国230多位官员豪强纷纷献出土地和房子救灾。朝野四处，纷纷说王莽有圣人之德。接下来，王莽立明堂、开集市、兴私学，网罗天下英才。他进一步推行政制，希望能够做到：市无二贾（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分别走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画刑而非真的用刑）等，立誓要回到传说中的上古盛世。
元始六年，14岁的平帝病逝。大臣们推举王莽“为皇帝”，即“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上了“摄皇帝”。此后，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抗势力开始起兵（动静不大），待王莽扫平反抗势力后，顺理成章称帝。
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一是清廉自守。在在贪赃枉法、外戚聚敛成风的社会里，王莽一次次将自己的钱财分给下属，甚至连俸禄也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这些都是《汉书》中记载的事实。二是严于律己。在奴婢如同牛马的时代，王莽因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而逼令他自杀。孝母、赡养寡嫂，对人谦恭都是有记录的。三是深得人心。他做了那么多好事，王侯、官员、名士、百姓都因他受惠，没有人不感激他。当时的王莽，简直就是一个完人。时人把王莽看成是圣人、周公，甚至是救世主，也是他功夫到家。后来的人说王莽做伪，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
王莽的悲剧，在于他泥古不化，太任性，真心实意地要做“圣君”。
我相信王莽是真心复古的。他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三次改变币制、多次更改官制与官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盘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惜的是，他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初衷都是好的，比如说解放奴隶，他将奴隶改成次等公民，符合一定条件后，可以转变为正常的公民。他不许在更大的商业利益，不许有囤积居奇，不许有敲诈等。但是，好像老天专门给王莽作对似的，王莽每一项政策的实施，结果都是天怒人怨。
王莽根据古书上记载的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这个政策，首先豪强会反对，因为多余的土地要交出来，过多的奴婢无法交易。小地主会反对，因为辛苦攒下的私田要变成公田。由于诏令缺乏可行性，地主豪强没有交出土地，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农民自然也会不满意。至于奴婢，不允许买卖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且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差。所以，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不满意的政策。推行三年后，王莽没有办法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奴婢买卖合法化。至此，王莽连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即那些分到地的农民（公田被原来业主索回），也得罪了。
王莽初期要在不影响贵族官僚豪绅利益的情况下，改善平民百姓甚至是奴婢的生活，想法好，但是没有物质基础支撑。任何一个社会，在经济总量不可能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要想讨好社会的各个阶层，是不可能的。增加王侯官员支出，势必提高百姓税赋；降低百姓税赋，势必要缩减王侯开支。因为总体上财政盘子在那，绝对做不到两者兼顾（当时又不能制造货币幻觉）。上位以后，王莽为了尽善尽美，不惜得罪地主豪强，推行王田，足见其复古之意坚决。由于没有物质基础支撑，王莽初期惠及所有人的政策，只能加速国库枯竭。过高的政策目标，诱致人们对王莽过高的期望。一旦政策不能兑现，支持者马上就会变成反对者。比如王莽曾经宣称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英才至长安。那些潦倒地方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采烈，等到了后，才发现薪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预先答应的房子还没盖，也没有学生来学习，失望之极，这些吹嘘王莽“再世周公、当代圣君”的人，转眼就把王莽当成了欺世盗名之徒。
为了抑制商人的过度盘剥，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等地设置五均司市师，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与民借贷。“六管”就是国家对盐铁酒等实行专营，控制名山大川等。客观地说，“五均六管”政策设计很好，有着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贫富分化的积极意义，确有为普通民众利益着想和限制社会上层集团的考虑。明确的抑制兼并，把原先主要掌握于社会上层贵富集团手中的盐铁酒经营、山林川泽、商业贸易等利益，夺归国家掌握。但政策实行的结果南辕北辙。由于只有依靠富商来推行“五均”政策，给了这些商人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官商勾结的垄断性经营。国家对名山大川的控制，也只是给主管官员提供了财源。以“齐众庶，抑并兼”为目的的政策，结果却演变成政治权力干预操控社会经济，攫取工商业利润，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滋生假公济私、贪污腐败，加剧政治黑暗，激化社会矛盾。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复古。为此，王莽四次改变币制，以严刑峻法强制推行。多次更改官制与官名，有的郡名一年改过五次，最后还要改回来。官吏和百姓记不住，不得不在诏书和公文中，新名后面注上旧名。此外，他还要求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民族的战争，增加财政负担，内外受敌。
王莽不断踫壁，不知回头，一根筋似的往前走。他大概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而自己是受天命之托，把公平和正义带到人间的。王莽其实是个书呆子，他认为什么东西只要名字改了，事实就会跟着改。他要改变币制、地名、官名，包括土地名称，都是如此。他大概不知，名依附在实身上，历来都是，名跟着实走，而非实跟着名变。
赤眉军打到长安的时候，王莽说自己有天命保护，做了一个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上，以为有北斗七星护体 54 28267 54 15288 0 0 1910 0 0:00:14 0:00:08 0:00:06 2987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被杀。王莽必死无疑时，仍有上千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也说明，王莽至少主观上不是个大恶人。
历史上评价王莽，多骂他是伪君子的代表。近代史家，抛开正统遗毒，开始为王莽正名。胡适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钱穆《国史大纲》评论到：“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窃以为，王莽起先的成功与最后的失败，都是因为，他是一个真君子。
做人与做事是两码事。做人是自己的事，做事，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王莽就是一个做人挺好，做事很差的代表。他大概不知，做人做官与做皇帝不同。做个好人，要清廉自守；做个好官，要施惠于人；做个皇帝，天下都在你的盘子里，个人天大的能力，天下也不会按照你的意志运转。别说过去，就是现在的条件，也做不到。只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事事拘泥古法，大概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才以古书记载的太平盛世为治世标的。殊不知，古书上的记载，未必是真的。即便是真的，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办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至少从事功层面上说，一个人的幸与不幸，都与他的时代息息相关。皇帝更是如此。所以说，身处皇帝位置上的人，聪明才智和努力程度等，在时代面前不值一提。人有理想固然重要，但脚踏实地，什么时代干什么事，更重要。
王莽的一生是个悲剧。至今流传的“王莽撵刘秀”的民间故事，王莽都被刻画成反面典型。看来，宣传是玩意儿，还真他娘的误事，有时候子孙后代连真伪都分不清，又怎么能明是非，推动社会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