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者商鞅
苏轼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我觉得还是有说一说的必要。不然，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真有不少人以为是国粹呢。
窃以为，商鞅是划时代的人物，是对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若说他们划时代，还是有些勉强。况且他们是集群体之力（皇帝啊），商鞅却是一个人在战斗。商鞅成功地将华夏文明带入它途，推动封建社会步入中央高度集权社会。郭沫若说，秦汉以来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此言不假。不过，商鞅变法的副作用，比如专制统治、愚民政策、户籍制度等，遗毒至今，“百代都行秦政法”。“天下苦秦久矣”。
人类社会的演化，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即国家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上世纪末提出，人类智力允许稳定交往的人数大约是150人。碰巧的是，从新石器时代部落村庄到罗马帝国的小股部队，都是围绕着“150人邓巴数字”来进行组织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群体的数量超过150人以后，就需要一定组织化的方式，将人群聚拢起来。国家更是如此。其实，国家规模就是其社会组织能力的函数。
面临外在竞争者时，国家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它综合国力大小，更取决于它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关键时刻“好钢能否用在刀刃上”。中国历史上多次被综合实力远不及我的外族打败，就是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不行。鸦片战争时，大清帝国干不过经济总量不足其七分之一的大英帝国的一个舰队，主要原因，恐怕不是英夷船坚炮利（当时枪炮也是清军常备武器），而是大清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太差，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抗战那些年，积贫积弱，尚可与强敌周旋，主要应是危亡当头，各军阀同仇敌忾，拧成了一股绳。国民党丢掉大陆，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很难与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社会动员能力抗衡。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动员组织的办法，只有三种。一是思想控制，让人们不假思索地跟随。比如宗教、思想灌输等。二是武力胁迫，让人们畏惧，不得不跟随。如集中营、严刑酷法。三是利益诱导，用经济的手段，让人们从你所希望的行为中获利。这三者可同时使用。相比之下，思想控制和武力胁迫的好处是见效快，不足是不能长久，时常反弹。利益诱导见效慢，如果社会制度、激励机制设计的好，可以长久。
问题是，国家必须考虑动员组织的对象：人。因为，只有国民，才是任何国家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如果人的自由解放能够在国家组织化中得到关照，人人从中受益，大家就会自觉拥护（即民心），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可历久弥坚。否则，再强大的国家也只是冰上大厦，冰化了，大厦也随之倾倒。
在人类社会发展探索过程中，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大多时候是相互矛盾的。历史上常见的是，国家的一部分人享受自由（统治者），另一部分人被组织起来。由于生产能力制约，历史上的国家偏好选择压制国民自由来强化国家组织能力（有时也可表述为搜刮能力），但这样外表强大的国家容易受到内部民众的造反而土崩瓦解。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比如美国、西欧、日本等。诀窍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设施下，通过人们自由追求私利将社会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国强民富。
啰嗦这么多，不是要拿今天的经验来苛求二千多年前的商鞅，而是以今天为参照，去观察商鞅变法。商鞅的成功，是他成功地引入了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将秦国上下组织起来，富国强兵（注意，不是国强民富）。只不过，政治绝不仅仅是事功。他的遗毒，是缺乏人性，过分压制了人的自由解放，甚至他没有想到为自己的自由解放谋一个出路。
变法过程是这样的。商鞅三次会见秦孝公，最终以富国强兵的霸道，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和支持。公元前359年，商鞅颁布《垦草令》，以鼓励农业、抑制商业，削弱贵族的特权等。《垦草令》成功实施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用什伍之法，重编户籍，实行连坐。诸子分户。奖励军功。崇本（农）抑末（商）。变领主制为地主制。变法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弹，“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商鞅利用太子触犯新法，处罚太傅、太师，严肃法令。新法实行十年，据《史记》载，百姓大悦，乡邑大治（后世司马光认为“百姓大悦”不实）。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废（贵族的）井田，开阡陌（田间分隔的土堆）。土地私有，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且土地可以买卖。统一度量衡。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迁都咸阳。经过两次变法，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当时，六国都在变法，尤其是魏（李悝）和楚（吴起）的变法，颇有声势。众所周知，最终成功的只有秦国。
商鞅变法直指核心，即提高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所谓的霸道），所有的变法措施，农战也好，抑商也好，弱民也好，都是服从服务于迅速提高国家动员组织能力这一目标。
商鞅变法初始，即开始重组秦国基层政权结构（重组乡村）。如什伍连坐，实际上是将人固定在土地上，置于政府的视线下。法令规定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一概废除名位，使他们失去特权，变为农户中的富户。有军功的宗室，也只能收取租税，不能直接管理民事。同时实行分户政策，实际上就是将大宗族拆分成小家族，瓦解豪强对农村的控制。这些政策合在一起，乡村宗族势力土崩瓦解。条件成熟后，商鞅把市镇和乡村合并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封建制消解，中央集权已成雏形。商鞅成功地将由宗族势力控制的乡村聚落，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基层行政单位。变法前是村社宗族首领分田，变法后是由国家主持授田；变法前公共水利设施由全村共同维护，变法后则是由官府统一征发徭役整修；变法前乡村治理由宗族豪强自治，变法后则是由政府委派的基层官僚治理。重组乡村，实在是商鞅变法最了不起的成就。大家知道，秦以后，王权下县，也就二千多年以后的新中国能够做到。
政策措施到位。比如农战。目的是用重农政策增加国家的财富，用重战政策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的措施，一是抑制商人。不许商人买进粮食，防止商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把酒肉价格大大提高并加重其税赋，使商人无利可图，农民不会酣饮而误农，大臣不会因荒淫而误政，还可以节约酿酒的粮食。废逆旅，住旅馆要有凭证，控制劳动力外流，控制奸邪之辈的非法活动。加重关市的赋税，使营商无利可图。按照商人家的奴仆数量派劳役，加重商人负担。二是使农民专心务农。实施愚民政策，不许擅自迁移，粮食买卖官办，山林湖泊国家统一管理等。三是摆正价值取向。商鞅列出十种影响富国强兵的农战之敌：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辨、慧，提出“国去此者，敌不敢至”。又提出反“五民”、去“六虱”和止“六淫”，确保秦国之民，一心农战。四是奖励农战。商鞅制定的爵制是基层向上流动的惟一通道。农战，即军功授爵和纳粟授爵。立法集中力量于战，只要奋勇杀敌，身处底层的人们就可以获得爵位、田宅、免役、免罪的特权，从此大大提升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社会地位。这样的制度，果然使秦国的军队作战特别勇敢，特别残忍。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对方的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此外，商鞅主张重刑厚赏，用赏之时，必须要厚，不能丢掉疏远的人；用刑之时，必须要重，不能避开亲近的人。商鞅制定的赏罚原则：必须赏功罚罪，必须壹赏（战功）壹刑（刑无等级），必须取信于民，必须明赏明罚，必须大权在握（指国君）。
商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例如面对反对新法抗议，他恰当抓住太子违反新法的时机，通过“罚大”树威，而不是通过铁腕镇压。再如他采取基层包围高层的路线，先变革基层社会组织，重组乡村政权，挤压贵族空间，建立高效的社会动员体系。还有，他借助豪强夸赞新法的契机，以妄议新法的罪名，将这些豪强迁到边境，进一步巩固了乡村基层组织。王安石曾经写诗赞赏，“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变法，在短时期内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据记载，每取得一场胜利，把头颅带回去（以人头数量为奖赏标准），堆成一座山，是秦国惯常的手段，很恐怖。秦国跟六国打仗的时候几乎是战无不胜，但是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没有跑的也被杀光）。商鞅变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秦国变成了一座战争机器。在先秦典籍中，秦国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战国策》中 “虎狼”并称有7处，全部都指秦国。《史记》中“虎狼”并称有13处，除两处在原意上使用外，其他11处都是用来描述秦或秦王。
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其通过挤压个人生存空间来强化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秦帝国的必然失败，在于其制度极大地侵害了个人自由，从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商鞅变法的流毒，在于他那一套制度的固化和自强化，使整个中华社会都陷入了似乎永远也走不出的泥潭。
商鞅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其一是任用奸人，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流氓来压服基层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中上层间相互监督，这就是专制君主的御民之术。其二是“壹教”。除了农战，不承认一切价值。拥有“农战”以外的一切品质，都“不可以”。其三是破坏人的谋生能力，剥夺经济来源，使民众除政府以外无所依赖。其四是辱民、贫民、弱民。其五是通过战争手段缓解内部张力，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
商鞅通过变法，消灭私人空间，让每个人都处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户籍制度，什伍之制，连坐之法，告发之风，让民众互相监视。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什伍之内，一人有罪，他人连带。如在战争中不勇敢，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商鞅变法，实质就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商鞅实为民贼。
商鞅个人的结局，《史记》载“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战国策》载“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明代冯梦龙的小说《东周列国志》演绎到：当时百姓连街倒巷，皆怨商君。一闻公孙贾引兵追赶，攘臂相从者，何止数千余人…惠文公历数其罪，吩咐将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尸。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
认为政治制度有个脉络和走向的，多是后来者对经验的附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世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制度，很少人为事先规划的，大多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像一个小球从斜坡滑过，到哪里停留下来，必是各方势均力敌，就在那里稳定下来。力量对比变了，再滚动寻找新的平衡。极高明的政治家，都是因势利导，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本，推动国家组织能力与国民自由解放之间保持均衡发展。像商鞅这样，硬是规划出国家民族前行的轨道，使大秦帝国行驶在快车道，中外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但类似商鞅的做法倒是时有发现，比如希特勒。但希特勒以思想控制为主，没有商鞅改造社会基层组织来的扎实。故希特勒“人亡政息”。商鞅为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打下的底子，数千年难易，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更纷纭，都是以应付人事为主，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人，其他的，多是老样子。比如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是国家管理人口的基础。再如愚民政策，偶尔还能找到影子。再如旅行住宿“介绍信”制度，上个世纪末期还在实行。还有告密制度、反智精神…想起来满脸都是泪啊。还好上天公平，那些以残害人的自由解放为手段巩固统治的，其无后乎？像商鞅、秦始皇，真是断子绝孙啊。
商鞅变法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强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政治的绞肉机，最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中获益，没有胜利者。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秦制之于国家，犹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可否认，其强大的国家动员组织效率，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很难保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人以国家民族强盛为由，再次服用这副兴奋剂。
从秦朝开始，在中国官方的语境里，在国家面前，个人再无自由和尊严可言。商鞅，就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
再说几句。中国最不靠谱的一类人，就是文人。历来中国文人，不是假清高，就是太无耻。清高者如苏轼，耻言商鞅，认为商鞅之名“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为个人清净，而不揭丑恶于天下，不知是忘了文人的责任，还是缺乏血性和担当。更多的是无耻文人，为迎合专制，以求上恩，故意篡改历史，罔顾事实，将民贼商鞅粉饰成英雄，混淆视听。真是应该将这些人放在太阳下面晒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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