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史笔记（下）
八、货币的意义（2017-01-28）
货币是人类自己给自己讲的故事。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货币也成就了人类文明。没有货币就没有交换，就没有市场，人类也无法联成一片成为社会，只能自给自足，走不出茹毛饮血阶段。
货币起源应当是偶然的。黄金、贝壳等物因象征价值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因其充当人界与神界沟通的媒介（ 世上多存金银献礼的遗迹和文献），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换物的媒介。但是，远古互相隔绝的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金和贝壳，真是奇迹。如果人类真的是进化而来的，也应当是偶然的，因为人类进化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否则，人类就不会是现在这幅模样。人类本身就是奇迹，人类的奇迹多半是人类有一个社会，群体的力量使人类成为万物灵长。成就人类社会的，或者说把单个人牢牢地系在一起的，就是货币。
据考证，货币起初以支付工具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货币进入流通早于市场的形成。马克斯·韦伯曾提起，在公元前六世纪或者更早时期，迦太基城市里和波斯帝国中，为军事支付的目的开始铸造货币。西美尔《货币哲学》中提到过，马耳他钱币上的铭文 non aes sed rides（此乃信用，非铜币也）。早期的钱币，应该是一个信物。中国早期钱币上的铭文，如齐国各种"法化"也是王权作保信物的意思。早期的货币进入流通，有两个信用来源，货币是信仰之物，或者说，货币是帝王之物。直接一点，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或者是由于神权，或者是由于王权，或者二者共有之。
货币在流通中普遍使用后，社会（市场）将筛选适意的货币。因为货币实物存在货币性与商品性之间的竞争关系，理想的货币形式，应当是较多货币性（如可携带、耐磨损、同质、可分割等物理特性）和较少商品性（实用性）的物。只有那种除了作为货币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用处的东西，才是最理想的货币。在这方面，金银优于普通商品，纸币优于金银。李嘉图早在三百年前就认为，当通货全部都是纸币时它就处于最完全的状态。现在仍在高呼黄金货币化者，应当汗颜。
金属为币，以有限之物约束无限欲望，是其优势，也是根本缺陷。优点是在王权不受约束时期，以有限的金属来约束帝王的经济欲求。缺陷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解放后，金属货币量的不足，以及货币弹性的不足。当前经济体量以及经济波动幅度，任何实物为币，都是灾难：由流动性断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必然会时常光顾。
不过，金银铜等钱币长期流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错觉，即足值铸币才是可靠的钱币。这个错误认识根深蒂固，深深埋进了人类文明的记忆之中。以至于到今天，认为货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实际的商品数量。实际上，不论是在金属钱币流通时代还是在银行货币流通时代，货币发行没有也不可能瞄着所谓的商品量。因为他们所说的商品量，也是用货币度量通约后加总起来。用货币数量对应用货币衡量的商品量，感觉不出内在的逻辑困境吗？
简单地讲，货币就是一个信物。信物的外在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身上携带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切实兑现。能，货币就在，无论金银铜铁纸还是一个虚拟符号。不能，货币就消亡，无论金银铜铁纸还是一个虚拟符号。所以说，货币是一种能够兑现的许诺。对个体来说，拥有货币，就拥有了当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兑换商品和劳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带来的个人安全感，是个体对其所处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信任的最集中和最直接的体现。政府必须保证这种信任。如果说远古时期人们持有金银，就拥有了据此与神界交换的权利。那么今天社会中的人们持有货币，就拥有了据此与政府（当代货币信任的最终来源）交换的权利。货币就是政府颁发给人们的信物。所以说，货币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权稳定，货币稳定。反过来说也行，货币稳定，政权稳定。稳定币值和管理货币流通就是政府的责任。一国货币流通状况（币值稳定状况），事实上就是那国政府的脸面。
九、货币竞争（2017-02-04）
大约有近十年了，国人奢谈货币战争（期刊网上相关文献就有三千多篇！）。冷静观察一下，那些开口闭口货币战争者，只似在戏说，他们人云亦云，故弄玄虚，挑拨国人心理上那点欲说还休见不得人的体己话。我怀疑他们既不了解货币，也不了解战争。如果了解货币，就应知货币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会似枪炮那般任凭主人摆布。如果了解战争，就应知你死我活的战斗规则不容于商业社会，偶一为之也不可能长久。货币战争之说，更多是噱头。
但是，早期货币扩张，的确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征服的历史。“货币跟着或者说伴随着刀剑而来”，希腊和罗马军队的军事行动，往往成为货币扩张和入侵的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所携带的硬币就成为被占领土地的货币。公元前 449 年，雅典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统一，发布了一道法令：所有“外国”硬币都要交给雅典铸币厂，迫使所有盟国都使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度量衡标准和货币。在中国，秦始皇灭六国后，随即统一了货币流通，秦半两在全国通用。不过，如果我们将视野拉的长远一些，可以看到，刀剑只是为货币进入异域流通提供了一张“入门券”，送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后，照样要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同一个市场或相互交叉重叠的市场中，如果同时流通两种及以上货币，就会存在着货币竞争：只有一种货币主导流通。货币竞争有两条规则：“劣币驱逐良币”和“良币驱逐劣币”。所谓劣币与良币，是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比较，如果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就是劣币；如果名义价值低于实际价值，就是良币。
同一市场内部，如果政府管理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货币竞争遵循的规律是“劣币驱逐良币”。较为准确的表述是约翰·乔恩在《货币史》一书中的说法：“如果政府以法律条款形式，对自身价值各不相同的两到三种流通中介形式规定相同的名义价值，那么只要有可能，支付将总是以那种生产成本最低的中介进行，而比较贵重的中介将从流通中消失。”举例说明。如果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金银比价为1:15，如果政府规定1 个金币换取重量相同的16个银币，金币被高估，银币被低估，结果是银币慢慢地退出流通，金币充斥市场。英国实行金本位前就是这种情况。
与之不同的是，在边境或跨境贸易中，货币竞争遵循“良币驱逐劣币”。由于王权所不及，市场自发选择接受足值的货币。那些劣币不会出现在跨境贸易中。历史上西欧小国林立，政局变动频仍，跨境贸易是为常态。金德尔伯格说，封建领主用"铁、皮革、木头、铅、纸、盐等物制造的货币不能在领地以外流通"，只能提供足值的、单位价值高的金银货币。
即便在国内市场上，如果政府没有确定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而让市场来选择，结果也是良币驱逐劣币。比如西汉文帝时期鼓励民间自由铸造四铢半两钱、唐代开国后铸开元通宝等，市场上都曾出现过良币驱逐劣币的情况。
所以说，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根源在政府。由于市场供求关系波动是常态，政府极难确立不同货币之间的准确比价关系（金银之间兑换比率的变化无常是复本位制无法解决的痼疾）。结果就是，政府干预造成了劣币主导流通，良币退出市场。而政府放手或政府力量不及之处则是良币驱逐劣币。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现象的存在，才使货币非国家化、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的理论有了一些借口。
任何一个好的治理者，都不能容忍劣币充斥市场。在这方面，中外历史事实是，政治或者说统治者的意志屡战屡败。严刑峻法，各种手段，都没能扭转“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原因是“利之所在，法不能禁”。
当前全球一体化，市场范围的拓展，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升，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关系，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显然，这是个良币驱逐劣币规律起作用的场合。哪国货币优劣如何，事实上一目了然。在这方面，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范围和使用频率，不是阴谋诡计可以撬动的，也不是刀兵所能左右的。和平年代，一国货币之优劣，主要取决于其货币当局管理货币流通的能力和经验，根子在币值是否稳定，二在货币使用范围是否足够（与经济实力和经济开放度相关）。
市场治理，好的办法是遵从经济规律，建立一个良好的激励结构（机制），让市场自发力量引导资源配置。否则，依靠行政手段，路会越走越费劲，效果会越来越差。此外，如果觉得力有不逮，开放，就可以解决大问题。因为在开放的条件下，与外国外族竞争，本国本族不得不遵循一个正向的激励机制，使人尽其材，物尽其力，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避免关起门来窝里斗、瞎扯淡、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也支持上述说法。中国历史上，凡是对外开放的社会，能够与外民族平等往来，就是盛世。凡是闭关自守，就是走向积贫积弱。
三、货币标本：中国古代纸币（2017-01-24）
中外货币史上的最大差异，是中国古代纸币。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早西方六七百年。但纸币在古代中国的流通却是反反复复地不成功，到清朝时纸币曾被视为祸事（ 嘉庆十九年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行用纸钞事）。在西方，纸币于17世纪在西欧出现后，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最终演化为当前世界通行的不兑现纸币制度。以至于20世纪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从西方引进现代货币制度 。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私交子开始流通。宋仁宗天圣元年（ 公元1023年 ），朝廷设益州交子务，交子成为官方发行的流通纸币。此后，南宋、金、元、明、清都曾流通国家纸币。北宋官交子可以兑现成金、银、钱以及度牒，流通范围基本上仍只限于四川，陕西、河东（今山西一带）一度流行。南宋会子基本上通行全国，金国交钞流通范围也较广。 宋、金纸币分界流通，主要是大额交易使用，目的是弥补金属货币之不足、不便。元代是纸币发展的极盛时代，始终行用纸币，元代纸币不分界，不定期限，永久通用；不限地域，可在全国流通。在元朝最强盛的时候，北尽蒙古，西贯中亚，纸币均通行无阻。 明代钱钞兼行，大明宝钞不分界，不定发行限额，不分地区，没有发行准备金，也从不提及兑现，自始至终是不兑换纸币，政府只发不收，宝钞信誉差，贬值速度快，到弘治、正德以后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清政府纸币流通仅有两次（清末银行兑换券另当别论）， 清初顺治发行的钞贯，流通十年便退出流通。后来咸丰官票宝钞发行流通不到十年，便几乎成为废纸，不得不退出流通。
从宋代交子到清代咸丰官票宝钞800多年时间里 ，历代发行纸币，都是国家政权强迫实施。古代中国，“从古以来，都是人随王法草随风，官家说了算”。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 。…兼并之财， 乐于输纳， 皆我之物”。历代政府均强于内部治理和市场管控制，既使纸币不断贬值，大多数时间也能在市场上折价流通。
最初私交子的产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而是在北宋“钱荒”背景下，由市场内生自发秩序作用的表现： 社会寻求创造自己的货币。纸币一跃登上货币史舞台，推手是政府。“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 ，以役使奔走乎 天下”。相对金属铸币，纸币的制造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集中资源的能力更强，统治者操纵更为方便自由，故纸币面世后 ，政府即行垄断、大力推行。历代朝廷以纸钞无偿征收民间财物 ，把发钞作为筹措军费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明崇祯年间，户部曾议行钞法的诸 多好处：“… 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清道光年间王鎏一言道破天机：纸币是国家“操不涸之财源 ”。
纸币大大强化了政府的经济搜刮能力，也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政府既少（无）发行准备，又不能有效管理纸币流通，结果纸币终为一张废纸。 各代纸币均是币值稳定时间短，贬值时间长，最后都彻底失败，大多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与政权存亡相始终。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灭亡都同纸币发行有着重要的联系。时至清朝，纸币在统治者眼中成为王朝覆灭的祸因，于发行钞票一事，非常慎重，以不用为原则。
中国古代纸币之弊，主要有二 。一是纸币流通破坏了工商业及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纸币发行与流通全由政府包办， 纸币数量完全取决政府财政需要，货币供给无弹性，主要是统治者搜刮工具，支付手段功能较强而交换媒介功能较弱。特别是滥发纸币，物价腾贵十倍百倍现象多见， 价格信号失灵，市场机制顿失，导致工商业无所归依，陷于崩溃。 二是抑制了信用金融事业的发展。纸币流通抹平了称量货币、不同铸币之间的差别，使货币兑换业商机立减； 纸币流通解决了铸币长途运输问题，货币汇兑业受到抑制。纸币供应充裕，货币借贷也受抑制 ，实物借贷长期盛行。货币兑换、货币汇兑以及货币借贷这三个早期商业银行业务活动的源头，在中国 却因纸币流通而式微。
让·里瓦尔在评论18世纪纸币在英国和法国的不同命运时，曾引用伏尔泰的评论，“纸币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有绝好的用场，有时它们能挽救一个共和国，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又能毁灭一个君主国，因为人民很快就丧失信任。再理想的货币若是过分滥发，平民百姓便会收起他们的银币，国家机器便往往伴随一些重大灾难而使其浑浑地归于自毁”。
概言之，古代中国纸币流通所体现出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太强，市场太弱。 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就中国古代纸币的教训来看，政府过多地侵占社会经济的空间，至少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如何实现政治意志与货币经济规律特别是国际间货币运行规律相协调，也是当今人民币制度的 一大难题。
四、钱荒应对（2017-03-09）
金属货币流通下钱不够用，即钱荒现象时常出现。北宋时期的钱荒，较具代表性。一是北宋政府管理铜钱比较严格。政府控制铸币权，且严禁所谓的“细小杂钱”流通，要求市场上通用铜钱，“每千钱须重四斤”，“仍每贯须重四斤半以上”。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好钱。二是史家公议宋代所铸铜币为历代之最，宋太宗至道年间铸钱80万贯，宋真宗咸平三年增至125万贯，景德中183万贯，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北宋时代的铸钱达到了顶峰，元丰三年为506万贯。（举个参照，唐代玄宗天宝年间铸钱仅31.7万贯）严格的货币流通管理，大量的钱币供应，钱仍然不够用，社会经济民生饱受钱荒之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较为完整的记述了沈括与宋神宗之间的一次对话 。宋神宗问：钱币匮乏的过失在哪里？ 沈括回答说：原因有八个。 大意是，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钱的需求大量增加，二是流通中磨损消耗减少的钱币。三是百姓熔化铜钱铸造铜器。四是钞法不稳，盐钞贬值，劣币驱逐良币，铜钱退出流通。五是金银没有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六是大量铜钱储存（常平仓）没能进入流通。七是铜钱外流严重。八是西北铁钱太多为患。沈括认为，前两个原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不用理会的。针对余下的五个原因，他提出五个对策。一是实施铜禁。二是稳固钞法，取信于民，减少铜钱退藏。三是金银为币，进入流通。四是加快钱币流通速度，“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五是禁止走私贸易，防止铜钱外流 。
需要交待的是，当时钱荒情况下，铜钱的购买力没有相应提高，说明他们所说的钱荒只是流通中的铜钱少，而非通货缺乏（多种通货并行流通）。
千年之前，古人管理货币流通，就有如此高的智慧与成就，令人感叹。现在来看，当时钱荒的原因，主要是铜钱流通的激励结构扭曲了。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相比盐钞及铁钱等，铜钱为良币（实打实的货币）。劣币充斥市场，良币退藏（窖藏），符合经济规律。
二是铜钱外流。边境或跨国贸易中，货币流通遵循良币驱逐劣币规律。优质的宋朝铜钱，符合边贸交易各方需要。《日本史》所述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三是铜钱销熔为铜器。金属为币，有个内在缺陷，金属是做商品消费使用，还是用做货币去交换别的东西，二者之间会产生竞争关系（套利）。与沈括同时期的张方平曾说，“销熔十枚铜钱，能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可达五倍”。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政府铸造再多的铜钱也无济于事。
沈括的对策，实施铜禁与禁止走私，可在短期收一定之效。稳固钞法，有助于改善“劣币驱逐良币”状况。金银为币不足取，因为解决流通中某种货币过少，再增加一种货币进入流通，徒增货币流通之紊乱外，无法解决铜钱被驱逐的问题。
沈括对策的闪光点是“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他认为货币流通次数越多，货币发挥的作用越大，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可以弥补流通中货币数量之不足。足见他对货币流通速度同货币数量的关系有十分明确的认识。这是世界货币思想史上最早明确表述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思想，比英国威廉·配弟（1667年）或者洛克（1691年）的早600年，是古代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宝贵的财富。可惜的是，沈括货币流通理论虽表述明确，其后似有应用，但多是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没有形成理论上的系统化和操作上的经验化。
再说几句。中国货币史上有多次实行禁蓄钱政策。唐元和十二年颁布《禁蓄钱令》，规定私贮现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限一月内买物收贮，如钱数过多，则不得超过两个月。违犯的按不同身份定罪，平民要痛杖处死。文宗大和四年又规定蓄钱以7000贯为限，超过1万-10万贯的限一年内，10-20万贯限两年内处置完毕。五代时（如公元924年后唐）也多有禁蓄钱的规定。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户部奏准民户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官户不得超过2万贯；超过两年不用来买物的拘捕入官，告发的有赏。
历代也有禁止私铸铜器的规定。唐代多有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的规定，反复宣布禁令。比如，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的大规模的铜禁。宋代就不用多说了。明代也是如此，明皇室对铜的使用严加限制，成祖初，“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但少有成效。清朝也是如此，雍正时曾下旨禁止民间铸造铜制器皿，但收效甚微。
禁是禁不住的。禁蓄钱和禁止私铸铜器，都没有改变铜钱不足用之事实。法律和行政措施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缓解问题，不能长时期与经济运行规律相抗衡。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从经济规律着手，关键是矫正激励结构，让市场的力量引导经济行为指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任凭主观热情蛮干。
换个角度看，北宋钱荒，或许就是对铜钱质量要求过好之故。若放民私铸，铜钱退藏与外流就不会发生。至于铸币足值不足值，市场上说了算。历史上也有不少不足值铸币流通但物价稳定的例子，如汉文帝时期的“榆荚半两”，北魏时期的“风飘”“水浮”。
再回味一下，两宋时期，应当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成就的一个高峰，除武事略有不济外，两宋皇朝，在经济社会管理上，不论理念和做法，都是极高明的。就钱荒而言，他们大抵不会不知铸造不足值铜钱可以解决钱荒问题，没有这样去做去想，说明当时人们的操守，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
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节选）
上嘗問：公私錢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
括對曰：「錢之所以耗者八，而其不可救者兩事而已；其可救者五，無足患者一。
今天下生齒歲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費，奉歲蕃之民，錢幣不足，此無足怪；又水火淪敗、刓缺者莫知其幾何。此不可救者二也。銅禁既開，銷錢以為器者利至於十倍，則錢之在者幾何其不為器也？臣以謂銅不禁，錢且盡，不獨耗而已。異日，富家備寇、攘水火之敗，惟蓄鹽鈔，而以藏鏹為不利。鈔之在民以千萬計。今鈔法數易，民不堅信，不得已而售鈔者，朝得則夕貿之，故鈔不留而錢益不出。臣以謂鈔法不可不堅，使民不疑於鈔，則鈔可以為幣，而錢不待益而自輕矣。古為幣之物，金、銀、珠、玉、龜、貝皆是也，而不專賴於錢。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民貧而為器者寡，故價為之日輕。今若使應輸錢者輸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則為幣之路益廣，而錢之利稍分矣。錢利於流。借十室之邑有錢十萬，而聚於一人之家，雖百歲，故十萬也；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於十室，則利百萬矣。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減萬緡，使流轉於天下，何患錢之不多也？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議者欲榷河北之鹽，鹽重則外鹽日至，而中國之錢日北。京師百官之饔餼，他日取羊牛於私市者，惟以百貨易之。近歲，以疥疾乾沒之為蠹，一切募民入餼牽於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洩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此皆作法以驅之，私易如此者，首當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
河、隍之間，孤絕一隅，歲運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者，無慮歲數十萬緡，而洮、岷間冶鐵為幣者，又四十萬緡，歲積於三州之境。物出於三州者有窮，異時粟斗百錢，今則四五倍矣，此錢多之為禍也。若不以術洩之，數十歲之後，芻粟何止率鍾而致石。今莫若洩之羌中，聽其私易，貫率征錢數十，歲已得數萬緡。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餼羊有用之物，歲入之芻粟遂減數倍之價，一術而數利。中都歲送之錢，但以券鈔當之，不徒省山運之勞，而外之所洩，無過岷山之鐵耳，此不足為害者一也。
五、少则重多则轻（2017-03-27）
公元1183年10月，镇江府请求用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宋孝宗说：“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南宋孝宗时期，纸币流通稳定。宋孝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在纸币问题上，他曾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话虽夸张，足见他对纸币问题的重视。他在位期间（1163-1189），通过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量，用白银兑现、用度牒、助教帖收兑会子，规定输纳时“钱会中半”等措施提升原本贬值的纸币币值，同时，三令五申不许增加纸币发行量。经过数年之努力，取得良好效果，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宋史·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景象，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会子“重于见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十多年后，市场现“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的情况。孝宗在总结经验时明确表示，上述局面是他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的结果：“朕若不爱惜会子，散出过多，岂能如今日之重耶”（《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
宋孝宗将纸币管理经验总结为“少则重，多则轻”，对纸币发行量和币值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作出明确表述：会子发行量越少，币值就越大，即“少则重”；会子发行量越多，币值就越小，即“多则轻”。“少则重，多则轻”客观地反映了纸币流通规律，成为古代中国纸币管理思想上的名言，常为后人所提起，并为以后诸王朝的纸币发行和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认为货币价值（商品价格）取决于流通中货币量的货币数量论，在古代中国货币思想史上最早见于《管子》。《管子·国蓄》说到“夫物多由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明确的表达了币多则万物贱，币少则万物贵的货币数量价格论。西汉时期的贾谊提出“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汉书·食货志下》），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言“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都是货币数量论思想的反映。东汉章帝时期的张林，在分析当时物价高涨的原因时，常人认为是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他却说“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残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之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这种用货币数量来解释物价的见解，在当时是超乎常人的。南朝齐高帝时孔觊提出《铸钱均货议》，认为粮食歉收，粮食本应涨价，但未上涨，这是由于货币数量少，而不是粮食不值钱。孔觊从南齐当时通货短缺来说明粮价不高，与东汉张林钱多而物价昂的说法相映成辉。唐代刘秩说“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旧唐书·食货志上》)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陆贽认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明确地将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结合在一起，认为物价贵贱的原因完全在于“钱之多少”，这是中国历史上表述最为清楚、最为精炼的货币数量论。在西欧，货币数量论的首创人是法国政治思想家J·博丹(1530～1596)。这方面，古代中国也比西方早了至少700年。
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他认为，通货膨胀现象只能有一个责任人，那就是中央银行。如果这个机构能适当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便不会发生。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英文版封底有一小段话：“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意指“货币太严肃了，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搞笑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译本译成：“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完全把作者的意思弄颠倒了。
的确不能将货币问题仅仅交给中央银行。3月26日，央行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时表示，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周小川2002年任央行行长，至今已有16年。在他任上，M1从70882.19亿元增加到476527.60亿元（2017年2 月数据），增长6.72倍。史上少有。不论什么原因，守土有责。
“少则重，多则轻”。现在还是这样。美国劳工部有个统计，美国CPI以1983年1月为100，2015年4月为236.599，30多年翻了一倍多点。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CPI，2013年底为572.6（累加值，以1979年为100）。我觉得，如果说近30年来，我国物价上涨10倍，肯定是低估了；如果说上涨了20倍，部分商品可能高估了。
货币发行太多了。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呼之欲出。
如果管理不好通货，多年货币超发的恶果，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可能会绑架货币决策，以发行更多的货币为必要手段，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宁愿相信这是危言耸听。
压力山大。
六、咏钱赏析（2017-02-03）
文学作品中，凡涉及到钱的，古今中外毫无例外地贬多褒少。如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唐代张说的《钱本草》，元末流传的《乌宝传》等。国外的有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的刻画等。史料中关于钱的评述较为常见，如西汉贡禹认为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千金买颜色，万金买肺腑。见人口朴呐，黄金自能语。”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文人们对钱误解之深、之久远，的确不是轻易就能讲清楚的。事实上，厨师用刀切菜，罪犯用刀砍人，关刀何事？
古代诗文里，对钱的认识，最为客观的，应是清朝袁枚的《咏钱》诗：
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
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
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
这首诗表达了前人未有的思想。人生在世，柴米油盐，与钱打交道既是令人烦恼又是不可避免的，常需使用之钱往往不够用。“孔兄正羞涩,趑趄色氤氲”。英雄也有气短窘迫之时。所以说，对于金钱，人们大可不必讳莫如深，自命清高，关键在于使用得当。诗文富有意味：
“不谈”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规篇》，西晋王衍是所谓的“品行高尚”的清谈人士，他口里从不提到“钱”。他老婆想试探虚实，趁王衍熟睡之时，叫仆人绕着床边铺上一大圈钱。王衍早晨醒来见到床边的钱，便叫来仆人说“举却（拿开）阿堵物”。王衍曾任尚书令等要职，官至太尉 。被石勒俘虏后，“唯求自全之计”，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却被石勒处死。这类毫无气节的人，终非为清流雅望的君子。不谈钱者，多是作伪之人，不可不防。
“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说明积聚钱财无用，反以自害的道理。姹女，指灵帝母后，《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母永乐太后好敛财，京城有童谣云：“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未久，汉柞即终。“铜山”源自《史记·佞幸列传》，汉文帝宠爱邓通，有人给邓通相面，说邓通将来会穷饿而死，汉文帝就把蜀郡严道铜山赏赐给邓通，许其自铸钱，邓氏钱满天下。景帝时，邓通家财被抄没，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正所谓“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这方面中外不同。在西方，特别是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之后，由于产权清晰，产权保护到位，私人对财富的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人的社会贡献度。按照交易的逻辑（也是市场的逻辑），个人拥有财富越多，说明其创造的价值增殖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并不避讳谈钱。中国在这方面有所不同。钱穆在《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提到，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他的意思是，对于人生，货币少了不够用，努力挣钱养家糊口，有积极意义；货币多了则徒增无益，反而招致危害。宋太祖曾经公然说到，富者田连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历史上，富商大贾因财致祸的例子（关键是连皇帝都眼红），比比皆是。
诗的末尾寄托了共同富裕、人人有钱用的美好愿望。“富民侯”典出《汉书·卷六十六》，汉武帝晩年，悔以江充谮杀卫太子据，会车（本姓田）千秋上书为卫太子鸣冤，因擢升为大鸿胪，数月后为丞相，封富民侯。《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后世以“富民侯”称安天下﹑富百姓的高官。
货币是连通人与人之间物质交流的渠道。人在社会上生存，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进行物资交换，这种交换以货币为媒介完成。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手段有三种，一是思想控制，二是武力胁迫，三是利益连接。靠思想控制和武力胁迫去维持的组织必不能长久，只有利益，才能将松散的人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因此，使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是货币。
钱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凡是钱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是比较公平的领域。历史也证明了，经济货币化推动了社会等级观念的消除与平等观念的确立。货币化进程使一个由拥有不同货币量的平等人所组成的平民社会，取代了那种靠着血统等先天禀赋差异支撑的等级社会。这一变化是人类的解放，是生产力的解放，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心理学研究中，大概有以下三种金钱行为：一是权力与控制。通过控制金钱，人拥有了对他人的权力。人渴望权力，渴望控制，想方没法拥有金钱就是一个捷径。二是自尊与价值。有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人们往往把金钱与权力、地位、威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往往根据他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金钱符号：服饰、汽车、住房、职业等，来决定与其交往的方式。以个人拥有金钱多寡作为判断其社会地位的标准。这刺激着人们去寻觅更多的金钱，哪怕事实上他们是不需要金钱的。三是独立、选择与自由。拥有金钱可以帮助我们摆脱食物、住房和健康等物质方面的烦恼，从而使人生拥有更多的独立、选择与自由 。
讲一个犹太故事。一个吝啬鬼去他的拉比那儿乞求祝福。拉比让他站在窗前，看外面的大街，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人来人往”。拉比给他一面镜子，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自己”。拉比解释道，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镜子后面涂了一层银子…镀上银子的玻璃，使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这就是钱的危险之处。当眼睛被猪油蒙上以后，人们便不易辨别是非了。
钱是重要的人生坐标。在《塔木德》经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长的路，是从心灵通往钱包的那条路。”人类某些最好的品质就取决于能否正确地使用金钱---比如慷慨大方、公正、诚实和高瞻远瞩；人类的许多恶劣品质也起源于对金钱的滥用---比如贪婪、吝啬、不义、挥霍浪费和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
钱是芸芸众生的生计。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你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来自你亲手创造价值增殖的一部分。口袋中除此之外的钱财，都带着不祥的印记。切记。
理解金钱，就是要让它服务于你的人生，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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