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束锡红，聂君，刘景云︱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字模糊识别研究——以宁夏大麦地岩画为例

Original 束锡红聂君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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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字模糊识别研究

——以宁夏大麦地岩画为例

第一作者简介

束锡红，博士，女，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生态环境变迁等研究。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基金项目6项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60余篇。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39—49页。

摘要

数字人文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在岩画研究领域,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岩画数据库建设方面,其作用多局限于岩画数据资料的存储与展示。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发现为数字人文技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应用方向,通过数字识别技术的应用,对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甲骨文文字的相似度进行数字模糊识别与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并且将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从元素上进行分类,找出早、中、晚各期的符号图像传播发展规律,使之与具有图画性质的甲骨文象形字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明显具有词汇或者早期图形文字的功能,因而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是汉文字发展最初阶段可能存在的形式之一。这一研究对于探究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中国汉文字起源发展的源流关系有重要意义,一旦破解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系统,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认识价值将无法估量。

关键词

数字人文; 大麦地岩画; 文字符号; 数字模糊识别

21世纪以来,随着计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它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计算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数字人文。数字人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史前到当下的整个人类历史记录。这正是我们认为典籍研究、考古等领域在数字人文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媒介研究等学科的原因所在。在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传统的科研模式、研究方法和教学知识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发展。近年来,数字人文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GIS与历史学交叉领域和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构建的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发的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以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岩画研究领域,数字人文的实践也早已开始,主要是建设包括岩画数码照片、线描图、拓片等相关数据资料的各类数据库。但多数学者对岩画数据库的应用程度不高,利用数据库资料开展的研究也缺乏意义重大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并且相当成熟的文字。早期，河南安阳小屯村村民将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兽骨作为药材“龙骨”使用，直至1899年，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才将甲骨文识别出来。至今已发现近5 000个甲骨文单字，但可以释读的仅有2 000个左右。已发现的甲骨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1300年的商晚期，但仍晚于苏美尼亚的楔形文字（前3200）、埃及的象形文字(前3050)以及印度的象形文字(前2600)。甲骨文已具备中国书法中的用笔、结构、章法等前三要素,是一套成系统的文字,从中国文字发展过程看,它是在原始刻绘符号之后出现的,因此,我国学者一直试图从史前陶器等载体的刻绘符号中探索汉文字的起源。但限于屈指可数的研究资料,相关研究尚难以断定汉文字的起源问题。除史前陶器外,岩画中也存在大量的原始刻绘符号,尤其是宁夏大麦地岩画中出现的巨量抽象表意符号。调查时发现,在同一岩石层面除了采集到大量的原生铁矿石块外,还在岩画点的金水子台地上采集到了有绳纹、划刻纹等红陶片和灰陶片,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在大麦地繁衍生息,岩画中保存的狩猎畜牧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作古老的文字符号。这些符号与汉文字一样都具有表意性质。除形声功能外,大麦地岩画中的刻绘符号还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等功能,而且这些刻绘符号形态比较稳定,频繁地被使用在一些固定的场合,表达了某些固定的含义。因此,这些岩画刻绘符号可以称之为岩画图形文字符号。

从文字发展的历史考察,应该有一种图画形态在甲骨文之前出现,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时间特征、地理特征还有自身特征都比较符合早期文字样式的基本条件,那么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则有可能是甲骨文出现之前的那个图画形态。假设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甲骨文等古文字确实存在一定的传承演化关系,则利用古文字知识就可以解读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表意功能,尤其是那些形态相似、频繁出现的刻绘符号。先通过归类等方法总结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特征与规律,再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将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古文字进行比对识别研究,从而探究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古文字之间的关系,搜寻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是汉文字起源的图画阶段的直接证据。当然,这一研究课题无疑是非常庞大且费时费力的,借助数字人文的研究模式和技术方法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

束锡红教授在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搜集中国流失海外的民族文献与艺术品

岩画数字化研究述评

进入了历史时期的人,在记录史前历史的时候,难道不是用历史时期的观念来诠释的吗?在祖先遗留的资料都穷尽之后,在清代乾嘉学派和众多学子把可以利用的所有文字都淘洗筛选了之后,历史学家可能做的就是对传统文献的考证、解释而没有新鲜的材料来举证了。在这种时候,我们忽然拥有了许许多多的远古到中古时代的绘画,这些绘画直接描摹了民间的生活,对于研究人类起源或者早期先民,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文字学家是最善于追溯的,从青铜器铭文到甲骨卜辞,“咬文嚼字”,一不小心就追溯到图形图画。然而,他们又常常只能以本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观念来推断历史,而缺少文字初始时代的画面佐证。至于美术家,包括一部分书法、绘画专家,也必然要从中汲取营养。金文、甲骨文对于近代书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史前凿刻岩画的影响会怎么样?那是无法估量的。社会学家可以看到狩猎组织;动物学家可以看到已经灭绝的老虎、大角鹿、盘羊等;文学家可以解释屈原的“天问”和古代宗教礼仪观念;能够远足的旅行者可以按图索骥直面感悟这些无限深奥的画面；无暇前往的人可以寻找和自己心迹相契的图腾符号,获得生命的启迪暗示。

岩画体现了人类抽象、综合和想象的才能,它描绘出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活动,人类的观念、信仰和实践。岩画对深刻认识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样式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岩画是记录了人类想象和艺术创造的最早证据,组成人类遗产中最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随着岩画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发现,鉴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各国政府不断强化岩画遗产的保护力度。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为岩画传承与保护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科技岩画学的研究方法也由单纯依靠物理、化学等传统方法拓展到数字人文技术保护方法。在岩画数字人文研究方面,南非和瑞典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南非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岩画文化遗产数据库——南非岩画数字档案库（the African Rock Art Digital Archive),该数据库不仅有岩画的照片、线描图和拓片,还搜集存储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著作等文献资料,丰富的数字信息使该岩画数据库具备了较强的教育传播功能。瑞典也十分注重岩画的保护与研究,瑞典中央银行出资建立了瑞典岩画研究档案库(the Swedish Rock Art Research Archives)。正是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 Peninsula)成为西欧岩画研究的核心地带。在国内,岩画遗产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大致可以划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北方岩画主要以内蒙古阴山岩画和宁夏的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等为代表,南方岩画则以广西花山岩画最为著名。虽然,中国的岩画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但数字识别研究和相关技术使用仍远不及国外学界。目前,除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等少数岩画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建立的几个规模较小的岩画资料数据库外,尚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整合全国的岩画文化资源,建立起一个覆盖各个岩画遗存点,集存储、宣传、教育、开发和利用功能为一体的岩画数字化集成体系。

囿于科研资金投入不足、岩画数字化研究人员紧缺等因素的影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岩画数据往往被束之高阁,它们的作用仅限于岩画数据资料的储存。而数字识别技术赋予了岩画研究更多的方向和可能性,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岩画图像的数字化自动识别。瑞典学者是该领域的研究先驱,瑞典的很多岩画在不同时间或天气状况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场景,有时岩画图像若隐若现,某些岩画图像甚至是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对此,瑞典学者利用数字自动识别技术将这些岩画图像记录下来并加以识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国内,许多岩画图像经历长久的风雨洗礼和烈日暴晒也变得难以辨识,如何准确识别岩画图像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但限于岩画学专业的学者并不具备图像识别的技术能力,所以该研究始终无人涉及。直至2016年,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专业的学者提出基于双边滤波(Bilateral filtering)的岩画彩色图像增强算法,才实现了岩画图像数字化识别的初步探索。在准确识别岩画图像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即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汉文字象形字的数字模糊识别研究。自从大量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被发现,关于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是否就是汉文字起源的图画阶段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受技术手段和人力财力的限制,该研究始终停留在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个案分析层面,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尚未展开。如果通过数字识别研究能够找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汉文字传承关系的直接证据,那么将大大提前中国汉文字产生的时间,同时揭秘中国文字起源与演变的奥秘。

束锡红教授在在内华达州与美国专家联合进行岩画普查项目

大麦地岩画图形

文字符号及其特征

岩画,是远古初民在深山的岩壁或洞穴中遗留下的一种图像文化。这种用石器在岩壁上镌刻或以矿物粉拌血,在洞穴描画出的图像,都是当时生命精神表现超越于生命物质的一种努力与尝试。岩画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是用来概括世界、体现宗教、观照生活和表达愿望的一种手段。大麦地岩画地处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卫宁北山腹地的荒漠之中,卫宁北山与贺兰山相对成犄角,奔腾的黄河由此转折而伴贺兰山北行。大麦地所在的卫宁北山,为晚古生代碎屑岩组成的东西向紧密线形褶皱构造,东西约50千米,南北宽25—30千米,海拔1 400—1 600米,最高峰土窑1 687米,相对高差在100—300米。这里四面群山环绕,中间山岗遍布、沟壑纵横,人迹罕至。大麦地面积约15平方千米,岩画分布遗存就有3 000多组,展现个体形象达8 000多个,平均每平方千米遗存图像达到200多组,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判定岩画“主要分布区”限定标准的20倍。在1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有数以千计的岩画被发现,它们题材广泛,大小不一,反映了远古先民们的图腾崇拜,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是远古先民们北上的必经之地；又据文献记载,此地曾出现过荤粥、鬼方等氏族或部落,及至后来又先后成为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等民族的活动范围。大麦地是远古先民及各民族迁徙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他们在这里憩息休整、狩猎畜牧、繁衍生息,将生产生活的真实情景、美好愿望以及真挚情感用岩画这种形式镌刻在石壁上,记录并长久地保存下来。

(一)时间特征

目前,在人们所熟知的大汶口、三星堆等文化遗迹中都发现了陶刻符号,部分学者考证认为陶刻符号是汉文字的起源。但已发现的陶刻符号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它与甲骨文的形态相去甚远,能够释读的则更少,因此肯定地说汉文字起源于陶刻符号还为时尚早。据国际上通用的丽石黄衣测年（the Age Determination Using Xanthoria elegans(link) Th.Fr.),早期的大麦地岩画距今约13 000年到10 000年,时间大致对应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这段时间正好处于甲骨文产生之前,弥补了甲骨文之前文字图画形态出现的空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传说中的仓颉造字是以“羊马蹄印”为源灵感,根据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出不同的符号,并为其定下意义,随称之为“字”。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创造与仓颉造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远古先民们发现图画具有信息传播和记录表意的功能,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为远古先民们所共知、共享、共用,最终极有可能演变成某种象形文字。

(二)地理特征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大麦地独特的文化。大麦地岩画位于宁夏卫宁北山与腾格里沙漠交界之地,人迹罕至,气候干燥,雨水较少,这里的地质与气候条件在近万年以来的较长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所以岩画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今人看到的岩画场景基本保持了岩画创作时的原生状态。大麦地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地带,从地质条件看,这里的山体低矮、山坡和缓,岩面自然平整洁净,是岩画创作的天然画板,而且这里遍地是原生铁矿石,十分坚硬,只要稍加打磨就可以作为天然的、良好的画笔。大麦地西面是浩瀚的腾格里沙漠，东面与贺兰山相对成犄角,黄河在此处变更流向进入宁夏。在北上南下的迁徙过程中,远古先民及各民族在此休养生息、整装待发,他们用简易粗糙的工具凿刻描绘出他们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通过岩画这种艺术形式将他们对当时世界的浅显认知尽可能地呈现出来,从而为今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科考素材。

(三)构成特征

大麦地岩画中除了有具象写实的动物岩画、人物岩画、自然物岩画、器物岩画外,还有大量抽象的刻绘符号。据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专家粗略统计,大麦地岩画中的刻绘符号至少有2 000个。这些刻绘符号多是由点和线构成,通过点线之间千变万化的组合形成了形态不一的符号图案。但不论大麦地岩画的形态如何变换,它们始终都遵循着“虚实、阴阳、雌雄”的基本构成原则。在这一原则前提下,岩画图案逐渐由具象写实向抽象表意发展,抽象刻绘符号的形态最终固定下来,其表意功能也就愈发明显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具有约定俗成、流通、抽象的表意形态,大麦地岩画中的刻绘符号具备了这些特性,也就决定了它的文字功能。

基于上述分析,大麦地岩画中的文字符号极有可能与汉文字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我们不能够明确地判断它就是汉文字的前身,但它有可能是甲骨文产生之前汉文字的图画形态,或者至少可以说它可以作为甲骨文产生之前的一种参考形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由于大麦地人迹罕至、道路闭塞等原因,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失去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停止了演化,就此被湮没在卫宁北山的崇山峻岭和腾格里的茫茫沙漠之中。即便只有一线的可能,我们也倾向于通过进一步的数字识别研究探寻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汉文字起源的关系,寻找可能的链接点。汉文字是表意文字,甲骨文是现今所知最古老的象形文字。根据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最初一定有一个图画阶段,而地下发掘至今也没找到这一材料,即便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大麦地岩画在时间段上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空白,它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大概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

束锡红教授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考察

岩画图形文字符号

数字模糊识别与技术

在大麦地的数百个岩画符号中,发现了似文似图的文字雏形,并由单个符号或文字组成复合图像。这种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具有象形、表意的功能,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与象形文字的形体非常接近。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了岩画学、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一些媒体和学者认为,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可能是“比甲骨文更为年代久远的原始文字”，“中国最古老的图画文字”。他们基于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个案研究做出了这一极富争论的判断。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系统考证之前,任何判断都是不准确且难以令人信服的,而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应用为突破个案研究以及人为主观判断的局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

当前,基于数字模糊识别技术（Digital fuzzy relognition)的古今文字对比识别研究仍是一个新兴学科。模糊识别是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的一种识别方法,它可以对模糊图像进行更为有效的分类与识别,并大幅提高图像信息处理的能力。通过数字模糊识别技术,可以对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古文字的特点以及模糊识别技术的每个环节进行研究、论证,为探索汉文字的起源与发展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同时建立起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据库,对于输入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图像进行强化、分析、处理,比对古文字数据库中的字形,实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模糊识别,从而打通中国分布广泛的远古先民及各民族的岩画行为与文字表达间的研究道路,这不但为我国岩画、文字研究,也必将为世界岩画、文字的相关研究带来全新的气象。为了实现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古文字模糊识别的目标,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图像边缘信息的提取 大麦地中的早期岩画距今至少有13 000年的历史,卫宁北山向阳坡面上的岩画图像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风吹、雨淋早已模糊不清,导致岩画图像的边缘信息很难提取。对此,可以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利用彩色图像增强算法（Color Image Enhancement Algorithm),提升边缘岩画图像的模糊识别精度,凸显岩画图像边缘,再将岩画图像背景进行滤除,从而比较准确地提取岩画图像的轮廓,为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模糊辨认与识别提供数字技术支持。

2.选取何种古文字与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进行对比识别 在中国,古文字特指秦以前留传下来的篆文体系的汉字,如甲骨文、金文、蝌蚪文。在这些古文字中,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而且较系统、成熟的文字,目前再也找不到其他早于甲骨文的象形文字与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进行比较。从产生时间上来看,早期的大麦地岩画可以追溯到约13 000年前,其中“许多相对固定搭配的符号传达了某些可以诠释的固定意义，比甲骨文早了近万年。从地域上来看,大麦地处于游牧与农耕的交界点,不能排除曾经也是汉民族生息繁衍过的地方。再者,甲骨文是象形文字,其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比较明显,岩画也是一种文字图形符号,两者可以互为参照。那么,借用甲骨文识别释读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无疑是最理想的。综上所述，在甲骨文字以前的历史悄然无踪的时候,在少量彩陶符号难以认定含义的时候,岩画符号和甲骨文字的类比研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3.自然场景中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识别 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图像与文档图像存在较大差别,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是自然场景中的图像,相对于文档图像,它本身比较模糊,相似的图像往往大小不一致、排列不整齐、方向也不统一。因此,传统的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并不适用于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识别。对此,可以利用多方向检测算法(Multidirection Detection Algorithm)和多尺度表达模型(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model)来解决这一问题。多方向检测算法可以发现和定位排列方向不同的非水平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而多尺度表达模型允许直接从原始图像中估计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位置与大小,同时提取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形状,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可以大幅提高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识别精度。

依上图技术路线的展示，对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甲骨文的模糊识别大致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一是建立甲骨文数据库。首先,将目前已识别的甲骨文作为收录对象,包括每个甲骨文的所有异变字形,而且字形的收录要以原始拓片的形式录入,以防字形失真。其次,按照“一字一码”的要求,一个甲骨文对应一个编码,其异变字形设立子字库,共享一个码位，方便在数据库中一次检索到该字及其所有异变字形。再次,将已识别的约2 000个甲骨文及其异变字形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存储在不同的字库中,使其具备录入、检索、显示、编辑等功能。

二是建立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据库。利用双边滤波的彩色图像增强算法对约2 000个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图像进行增强。之后，基于MySQL和JS等脚本语言编写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据库,录入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边缘清晰的增强化图像及其采集地点、分期、制作方法、采集人等相关数据资料,并依托ASP技术实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载体的高效检索与编辑功能。同时,在数据库中注意比定、提炼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中的表意元素,分析其使用频率、使用环境、搭配关系等。

三是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的数字模糊识别。基于多方向检测算法和多尺度表达模型,实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甲骨文字形的对比识别,通过相似度计算将对比识别结果按照相似度大小进行排序,输出对比识别结果并反馈给研究人员。

四是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甲骨文信息自动更新。对于已建立甲骨文数据库中的甲骨文和岩画数据库中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在后期增加、校订相关信息后,可以自动更新与其相关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信息或甲骨文信息。

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

相似度比较及释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模糊识别,本文将通过一个实例加以说明。在大麦地新井沟东头道梁和大麦地三道梁发现了两幅颇为相似的岩画图像,在将其输入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据库之前,利用双边滤波的彩色图像增强算法强化了岩画图像的边缘,本文中以线描图的形式呈现其清晰的边缘轮廓,如图2、图3。

再将图2、图3进行分割,分割出岩画单体图像,图2分割成3个单体图像,图3分割成5个单体图像,全部输入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据库。图2左上角的图像“”和图3右上角的图像“”,似乎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别无二致。但这两个单体岩画图像却是出自相距甚远的两个地方,我们找不到丝毫的证据可以证明它们是同一人或者同一时间所作。假设它们并非同时所作,而是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那么“这种图画形态就可能是作为一种符号在一段时间先后被使用着,且是固定了的,被远古先民所公认即约定俗成了的”。在大麦地岩画中,与“ ”“”相类似的单体图像层出不穷。

首先将岩画图形符号“ ”与甲骨文字形“”进行对比识别，利用五种相似度计算算法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分别为90.63%、92.19%、98.44%、71.00%、45.62%。经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选取均值哈希算法等五种算法的平均值为最优结果。根据以上计算过程，将“ ”“ ”分别与甲骨文数据库中甲骨文字形进行对比识别，按照相似度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得出以下结果（仅选取相似度较高的前三个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图像“”与甲骨文“”相似度最高,图像“”与甲骨文“”相似度最高。图像“”和“”分别与现代汉字名词“弓”和动词“射”相对应。

在甲骨文数据库中,“弓”的甲骨文暂存有8种不同的字形,“射”的甲骨文暂存有6种不同的字形。经过对比,可以明显观察到岩画图形符号“”“”进行相似度计算后所得到的结果与甲骨文字库中的甲骨文字形具有对应关系。如表2、表3所示。

图2左上角图像“”和图3右上角图像“”的区别在于弓箭右侧是否有人，其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一人引弓待发，而“”似乎是“”的简化，或者说“”是早于“”的形式表达，之后随着远古先民对自身认知的加深，他们逐渐意识到人对弓箭的能动作用以及不可或缺性。将甲骨文“”拆解看，左似弓，右似手。其汉字“射”左为“身”、右为“寸”，甲骨文的“身”作“”，指女子腹中怀有孩子。甲骨文的“弓”作“”，与怀孕女子的身体形近，所以后来“弓”采用“身”会义。“射”字采用“寸”作右偏旁，“寸”表示行事法度，也表示人手。“左”和“右”的甲骨文作“” ，“左”字和“右”字在甲骨文中构形如左右手，持箭搭弓通常用右手，因此，甲骨文“”的左边是弓箭，右边是手。“射”还有异体字作“”，像箭在弓弦上，与图2左上角图像“”含义相似。“身”中已包含“弓和矢”了，“身”右侧再加“矢”只是表意符号的重叠。“身”右侧加人手，则与图3右上角图形“”的含义更为接近。因此甲骨文的字形与岩画图形符号均有像形及指事会意的作用，两者进行相似度对比识别，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将图2右侧的图像“”与甲骨文数据库中的甲骨文字形进行对比识别,通过相似度计算,按照相似度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得出以下结果(仅选取相似度较高的前六个结果),如表4所示。

经过相似度计算发现,图像“”分别与甲骨文“”“”相似度最高,对应现代汉字“母”；其次是甲骨文“”,对应现代汉字“女”。经过相似度计算是否就能够肯定图像“”对应现代汉字“母”的含义,还需要根据图2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组合的情景进行综合分析。

图像“”表现出一个侧跪人的形象。“人”甲骨文作“”,表示人垂手侧跪。此外,还有一些甲骨文也包含着人侧跪的形象,比如“光”,甲骨文作“”,人侧身而跪,头顶灯座,给人照明。假设图像“”中左侧突出的部分也是手臂,那么侧跪的同时与地平行伸直手臂是不合常理的。甲骨文“”是“女”字,“母”字是在“”基础上增加了两点,作“”,是将女性的乳房抽象成两点,并从正面表现出来。那么,图像“”中左侧突出部分实际上也体现了女性的乳房特征。经过以上分析发现,图像“”应该对应现代汉字“母”的含义。在甲骨文数据库中,“女”的甲骨文暂存有7种不同的字形,“母”的甲骨文暂存有6种不同的字形。如表5、表6所示。

图2左下是一个人跽拜的形象,与甲骨文“”十分相似,“”是甲骨文的“人”。图2左下和右侧两个图形组合形成一个场景,似是母系氏族社会中,一个跽拜的人向两膝着地、上身挺直的女性部落首领表示诚意的臣服,这种解释应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在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古文字模糊识别过程中仍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模糊识别的结果直接作为某个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现代汉字及其含义相对应的依据是不够严谨的。图像“”通过相似度计算后与甲骨文“”最为匹配,但仅以此为依据就断定图像“”与现代汉字“母”的含义对应也是不够充分的。利用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字模糊识别技术的目的是大幅减少研究人员的工作量,为研究人员的判断提供更加科学的参考。二是通过大量岩画图形文字符号释读的实例发现,一个频繁使用的约定俗成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不一定对应的就是汉字中的某一个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解读汉字的方式来释读某一个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更有可能的是,某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某个汉字相对应,也可能它们对应的不是某个汉字,而是某个词、某句话、某个故事。但不论如何,远古先民及各民族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粗犷的制作手法将他们的生活用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记录了下来,这种意义才是我们需要发掘并深入研究的。

结语

本文尝试通过以上步骤对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系统分析,参照甲骨文象形字对大麦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进行对比与数字模糊识别,考定岩画中用作交流的图画文字,探究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中国汉文字起源发展的源流关系。同时,尝试突破岩画形象思维研究的局限,实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数据库和古文字数据库的有效衔接,最终达成利用数据库对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古文字进行自动识别、匹配的目的。通过数字识别技术的应用,对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甲骨文文字相似度进行模糊识别与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并且将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从元素上进行分类,找出早、中、晚各期的符号图像流通发展规律,使之与具有图画性质的甲骨文象形字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明显具有词汇或者早期图形文字的功能,因而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是汉文字发展最初阶段可能存在的形式之一。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远远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基本有了了解;而在文字以前的历史,距离我们更远,佐证资料更少,必然有人关心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文字时代以前的图画时代,经历的是远古的缓慢发展过程,其图画表现的多重解释或者不确定性,使得留存下来的文化符号的解释更加困难迷茫,作为游牧民族早期创作的岩画图形文字符号,模糊识别研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它为岩画图形文字符号与中国汉文字起源关系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这种可能性能够通过科学论证加以确认, 那么该研究势必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早期起源研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将改写中国的文字史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也势必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特征的形成提供重要佐证。目前该研究仍是一项探索性研究, 还面临着许多未知的困难和挑战, 毕竟我们对岩画这样一个时代久远、变换无穷、难以理解的符号系统还知之甚少, 一旦破解岩画图形文字符号系统, 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认识价值将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