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何静苗，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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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

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作者简介

何静苗，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唐代政治文化史研究。

作者简介

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代政治史暨西北区域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委、《唐研究》编委、《中国历史文摘》主编等。

引文格式：何静苗，李军.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98—110.

摘 要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关 键 词

唐中宗;  神龙中兴;  中兴观念;  历史书写

在以两《唐书》《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传世史书中,曾两度称帝的唐中宗李显多是以负面形象示人。特别是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联合武周残余势力以清除张柬之等功臣以及纵容妻女乱政的行径素来为世人所诟病。从史源的角度分析,上述史书关于中宗的负面记载应多出自开元四年(716)修成的《中宗皇帝实录》，存在玄宗君臣对史事进行建构的成分。不过即使抛开后世史官书写的因素,中宗在唐朝内部的定位也是颇为反复的。作为推翻武周并重新恢复李唐国祚的君主,中宗是否应该被认定为中兴之主,自中宗神龙年间至玄宗朝,甚至到了宪宗时期仍存在争议。唐代官方对于中宗的评价有基于当朝政局的现实考量,与此同时,又必须依托于可以自圆其说的叙事逻辑。学术界以往已经关注到中宗自我塑造中兴及禁言中兴的问题,对于中宗历史定位在唐代的变动以及嬗变的原因却尚未涉及。笔者力图揭示中央政局以及中兴观念对于中宗历史定位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期加深我们对唐代政治史演进的认识。

神龙年间中宗中兴君主

身份的获取与放弃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李显于唐高宗柩前即帝位,是为中宗。次年二月,中宗被临朝称制的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其后被闲置于均州及房陵等地。武周圣历元年(698),长期脱离于中央政局的李显被武则天召至洛阳,从而取代皇嗣李旦,成为武周法定的继承人。神龙元年(705),以武周太子身份再度登基的李显通过在诸州设置中兴寺观等方式,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中兴之主的形象。而到了神龙三年(707),中宗又公开宣布放弃此前所自称的中兴。中宗中兴君主身份的成立与否,直接影响到了其后唐朝历代帝王对于其历史定位的判断,颇值得关注。

中宗通过张柬之等五人发动的神龙政变,得以在神龙元年正月丙午(二十五日)重新登基。但在即位之初,中宗仍是武周的皇帝,其帝位在名义上乃承继自母亲武则天,故并未马上否定武周及武则天的合法性。正月戊申(二十七日),即武则天徙居上阳宫的次日,中宗亲率百官前往拜谒,并为其上“则天大圣皇帝”尊号。但中宗希望接续武周法统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朝臣的普遍认可。在中宗于二月辛亥(一日)再度率百官拜谒武则天并确定“每十日朝西宫”规则的情况下,侍御史卢怀慎上《谏中宗皇帝请内朝西宫表》,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今陛下再立乾坤,重安社稷,克定中兴之业,务弘大孝之端,率礼因心,臣何敢预？……臣闻昔者汉祖受命,五日一朝太公于栎阳宫,今日陛下岂不欲为此乎?臣度其事业与此有异。夫汉祖起布衣,登皇极,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母,故行于此耳。今陛下守文继统,嗣武开基,奉三圣之休烈,当千龄之宝命，……望陛下从今已后,遵其内朝,一则有畅于温清,二则无烦于出入。

按照卢氏的思路,中宗复位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之业”,是因为中宗已经成功将帝位的传承复归到李氏家族一系,即表文所谓的“再立乾坤,重安社稷”及“嗣后开基”。而卢氏强调中宗所传承的乃“三圣(高祖、太宗、高宗)之休烈”,凸显了中宗作为李唐“继统”君主的政治身份,从而淡化了其帝位承继武周的事实。卢怀慎在为中宗构建“继统中兴”之君政治身份的基础上,建议中宗应否定武则天的帝王身份,而是以皇太后之规格待之。卢怀慎所提出的放弃承继武周,以重新接续李唐之建议,得到了中宗的认可。二月甲寅(四日),中宗即宣布“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李显被高宗立为太子是在永隆元年(680),而永淳元年(682)本为开耀二年,高宗因太子妃韦氏诞皇孙重照,故改元并将重照立为皇太孙。正如时任吏部郎中王方庆所言,“有嫡子无嫡孙”,“皇太子在,不立太孙”。李显在宣布复国之际,强调“永淳已前”之时间点,应是为了否定高宗为其指定继承人的越俎代庖之举,从而凸显自己作为高宗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既然中宗宣布重建李唐国祚,并将父亲高宗视作自己法统的来源,那么如何评价横亘在高宗与中宗之间的武周政权,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虽然中宗因为卢怀慎的中兴言论,选择承继李唐的法统,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维系自己统治的稳定。在《中宗即位赦》中,“则天大圣皇帝”是与高祖、太宗、高宗并称的圣君。此外,赦文中“光启大唐之国,用崇兴复之基”及“业既惟新,事宜更始,可改大周为唐”等表述也较为平和，并未刻意强调李唐与武周的对立。对于即位之初的中宗而言,在自己首次退位后继立为帝且长期出任武周皇嗣的李旦,是比武周残余势力更大的现实威胁。中宗再次登基后,虽然李旦加安国相王、太尉,并与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同拜同凤阁鸾台三品，但其实并不被中宗所信任。李旦为了显示自己并无政治野心,先是在二月辛未(二十一日)固让太尉及知政事；其次面对中宗将自己立为皇太弟的试探,李旦又以“光启休烈,克复中兴”之辞歌颂中宗。相对于卢怀慎,身处嫌疑之地的李旦将中宗的复位歌颂为“克复中兴”,自保的意味更为明显。因为唐人非常看重中兴君主对社稷的重建和国祚的再续,且强调中兴君主对篡国之伪政权的否定。李旦并未被高宗立为太子,其继中宗之后称帝以及成为武周的皇嗣,都是武则天等人操控的结果。通过宣扬中宗为中兴之君,武周也就被归入僭伪政权的范围,李旦由武则天所册立的帝位以及武周继承人身份的合法性均不复存在,其对中宗的威胁也就在最大程度上得以消解。

神龙元年二月丙子(二十六日),中宗又下诏于“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从而将中兴宣传的政治效应扩大到全国各地。中兴寺观的设置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作为武氏家族在高层的代表,武三思、武攸暨在寺观设置的次日即分别固让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及司徒封王。随着政治气氛的变化,群臣在宣扬中宗复位之举时,纷纷以“中兴”代替了此前所使用的“匡复”。但中宗更多只是将中兴作为宣扬正统的手段,并没有将武周残余势力视为打击的对象,这引起了神龙政变功臣的不满。五月癸巳(十五日),侍中敬晖通过中书舍人岑义上疏,以“今皇业重构,圣祚中兴”为由，希望中宗改变重用诸武的政策。中宗则以张柬之、崔玄暐等人发动神龙政变,助自己实现“圣祚中兴,皇运光启,乾坤再辟,日月重明”之伟业为借口，罢黜诸人的相位以郡王之虚名处之。敬晖等人本欲以中兴之言作为打击武周残余势力的手段,中宗则借诸人助己实现中兴之虚言,强行剥夺神龙功臣参与中枢的权力,中兴宣传成为双方所竞相使用的政争工具。

与长期出任皇嗣并久居政治中心的李旦相比,中宗的统治基础极为有限。相对于完全清洗武氏家族而言,拉拢其为己所用才是中宗的最优选择。在吸纳诸武势力的同时,中宗还通过选用东宫官僚以及任用墨敕斜封官等诸多方式,努力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而为了对应“中兴”所蕴含的否定武周的内容,五月癸卯(二十五日)武三思、武攸暨被象征性地降封为郡王,武懿宗等被降封为国公。诸武虽被降封,但武三思却与新入相的原东宫僚属一起,填补了神龙政变功臣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至此朝臣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宗虽宣扬中兴,但却无意清除武周残余势力。所以,尽管朝臣在论政时仍使用“中兴”的表述，但已经完全沦为歌颂中宗的谀辞,失却了否定武周政权的本意。神龙二年(706)六月,由于受到武三思、安乐公主等人的持续攻讦,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五人分别被流放到岭南诸地。此外,中宗再度继位时的社会形势与太宗及高宗时代相差太远,相较于中宗继位后所宣扬效法的“永淳以前故事”以及“贞观故事”，“则天之政”更加贴合现实的需要。为接续武则天的统治,中宗并未遵循唐初以来向名山大川祈雨的惯例,而是在神龙三年二月丙戌(十七日)派遣武三思、武攸暨至乾陵向武则天祈雨。借助此次祈雨成功的契机,中宗重新赋予武则天以神圣性,从而传递出将颠覆此前中兴宣传的信号。

由于中宗有意继承武周的政治遗产,神龙三年二月庚寅(二十一日)补阙张景源不仅提出了周唐“一统”的主张,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兴的标准:“既承顾复,非谓中兴。夫言中兴者,中有阻间,不承统历。”张景源强调唐、周一体,不承认李唐国祚中断,也就避免了时人再将武周视为有穷、新莽等伪政权,为中宗继承武周政治遗产扫清了理论障碍。张氏对于李唐与武周关系的解读得到了中宗的认可,故其颁敕曰:

唐周之号暂殊,社稷之祚斯永，……其若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兴之号,理异于兹。宜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已后,更不得言中兴。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令改。

中宗接受张景源对于自身与武则天、武周关系的解释,并采纳了其放弃中兴而改为龙兴的建议,从而解决了中宗此前既宣扬中兴又利用诸武的现实矛盾。

要而言之,通过神龙政变重新复位后,中宗在卢怀慎等人的建议下,通过兴复李唐国祚及兴建中兴寺观等方式,将自己打造成了比反正之主更为荣耀的中兴之主。但按照此时的中兴理论,既然中宗号称中兴,也就意味着其颠覆的武周政权要被列入僭伪的行列,这与中宗仰赖武周残余势力以平衡中央政治局的政策相矛盾。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量,中宗先是以乾陵祈雨的方式,重新将武则天神格化。其后又接受张景源的建议,将自己的复位及兴复李唐解读为“继统”于武则天,从而完成了对于自身中兴之主身份的否定。

中宗中兴地位的重塑及

“神龙中兴”书写模式

中宗驾崩之后,通过唐隆政变而承继大统的睿宗,最初并未效仿中宗尊崇武周的做法。景云元年(710)七月改元前后,睿宗废除了武氏的崇恩庙并取消昊陵、顺陵的陵名,同时还对武三思父子剖棺戮尸,显示出与武氏决裂的态度。同年九月,睿宗为中宗上“孝和皇帝”谥号，十一月又定其庙号为中宗。唐之前的帝王被授予中宗庙号者,诸如殷太戊、汉宣帝和晋元帝，均被誉为中兴之君。李显中宗庙号的确定,传递出睿宗君臣重新将中宗塑造为中兴之君的意志。吏部侍郎、修文馆学士卢藏用在景云元年十一月所撰的《大唐故万泉县主薛氏墓志铭并序》中有“孝和皇帝中兴之后”的表述，可以视作对睿宗重塑中宗中兴君主形象举措的呼应。

随着景云二年(711)二月李隆基开始以太子监国的方式介入国家治理,睿宗调整了此前否定武周的政策,不仅在五月恢复了武氏的昊陵、顺陵,而且为武则天所追加的尊号愈显尊崇。景云初年,睿宗依高宗“上元年故事”,称则天大圣皇后为天后,寻又改为大圣天后以及皇太后。延和元年(712)六月乙卯(十七日),睿宗追尊武则天为兼具帝、后两种身份的“天后圣帝”，系武则天逝世后首度被承认皇帝的政治身份。与此相对应,睿宗对中宗中兴的建构出现了后继乏力的趋势。

相对于此前卢藏用所言的“孝和中兴”,景云二年卢粲所撰的《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载为：“神龙元年,宝历中兴,宸居反正。”同年王璬撰《石浮屠铭并序》则载:“此浮屠者,唐中兴七年岁次辛亥。”由此可见,随着睿宗对武周由否定转变为尊崇,使得打造中宗中兴形象的政治前提不再充分,孝和中兴的提法遂逐渐被官方和民间所放弃。与此同时,睿宗也有将自身塑造成中兴君主的意愿,侍御史倪若水在景云之初就曾称赞睿宗“今圣德中兴”。景云二年八月乙卯,睿宗以官方诏书的形式,确定了自己中兴李唐的贡献:“兴圣寺是高祖旧宅,有柿树,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枯树复生是寓意唐室中兴的祥瑞之兆，而睿宗强调高祖旧宅的柿子树在景云二年获得重生,显然是有意将自己比附为实现李唐中兴的君主。

开元四年(716)睿宗神主升祔太庙之际,太常卿姜皎及太常博士陈贞节以“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嗣”以及“兄弟不相为后”为由,将中宗神主迁出太庙而单独予以安置。该做法应是为了贯彻玄宗尊崇睿宗并使睿宗上继高宗的意图，从而有助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构建。玄宗君臣虽承认“孝和实中兴之明主”,但在庙制方面的区别对待引起了士人的不满。开元五年(717)十月,孙平子认为中宗因“再兴唐祚”而造就了“中兴之功”，故上疏反对玄宗为中宗置别庙的做法。从实际效果看,玄宗将中宗排斥于太庙之外,未能顺应当时的社会舆论,并不利于孝治和礼治的打造。开元十年(722)正月,玄宗将太庙由七室扩充为九室,次年中宗神主连同玄宗八世祖献祖、七世祖懿祖一同被重新纳入太庙之中。天宝八载(749),玄宗为李唐先代帝王加谥号之际,歌颂了中宗“重昌大业,光启中兴”的功勋，中宗中兴之君的形象再度得以确认。

回顾神龙元年的政局走向,可以发现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只是完成了中宗复位的程序,也就是所谓“反正”或“复辟”的环节。实现中兴的必要条件即李唐国祚的恢复,乃中宗采纳卢怀慎建议的结果,该事件与神龙功臣并没有明确的关系。玄宗在重塑中宗中兴之时,并未刻意区分中宗复位与李唐国祚重建的不同意义,而且夸大了神龙功臣在李唐中兴过程中的作用。开元六年(718)六月乙酉,玄宗以张柬之等五位神龙功臣配享中宗庙庭,中宗成为当时配享功臣数量最多的唐代帝王。天宝六载(747),玄宗又为中宗增配狄仁杰、魏元忠、王同皎三位功臣,配享中宗的功臣数量达到八位,从而超越太宗(七位)、高祖(六位)、高宗(六位)，仍是唐代帝王配享功臣数量最多者。如果从建立功业的角度考虑,中宗配享功臣数量超越高祖和太宗显然不合情理。而从功臣的结局来看,除狄仁杰卒于中宗复位之前,其余七位功臣皆在神龙年间遭到了中宗的贬杀 。所以,表面上玄宗为中宗配享功臣是为了尊崇中宗、表彰功臣,但实际上其利用被诛杀的功臣以否定中宗施政的意味更加明显。

虽然玄宗在庙制上恢复了对中宗中兴君主地位的承认,但开元时期的石刻资料却呈现出别样的书写模式。现择要列表迻录见表1。

表1明显可见由张说等人所提出的“神龙中兴”或“神龙”与“中兴”并列的书写在开元时期已然成为固定的模式,从而取代了此前的“孝和中兴”。如果从形式上分析,可以说“孝和中兴”歌颂的是中宗本人兴复李唐国祚的功绩,中宗是实现中兴功业的主体。而“神龙中兴”叙事则隐藏两重含义:其一,中宗中兴是不完全的中兴,因为中宗的景龙年间被排除在了中兴时代之外;其二,中宗仰赖神龙功臣才得以实现中兴,神龙功臣成为中兴的主导者,中宗在重建李唐国祚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被有意忽视。通过官方对神龙功臣事迹的大力挖掘与宣传,中宗之于中兴作用被进一步弱化。

大历五年(770)十二月,颜真卿所撰《宋璟神道碑铭》载:“神龙之兴复也,公实佐其谋。及当畴庸,让而不受,曰:‘清宫问罪,事出五王;祀夏中兴,功归明主。’”宋璟作为神龙政变的参与者,将政变区分为“清宫问罪”和“祀夏中兴”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同时指明了“五王”及中宗在不同阶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最为符合神龙政变的真相。大历四年(769)严郢所撰《虞从道墓志》载:“神龙中兴,天下文明,幽枉必申。公乃以明经高第,解巾授扬州六合县尉。”玄宗时期所确立的神龙功臣主导李唐中兴的书写模式,仍然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建中元年(780)十一月,德宗下诏为敬晖、张柬之等五位功臣追赠太尉、司徒、太子太师、太子太傅等地位崇高之职,显示出朝廷对于“五王”的高度重视。贞元九年(893),德宗授狄仁杰曾孙以卫尉少卿,理由即为“乃曾祖梁文惠公,启佑天后,定绍复之策,幽赞中兴,宜锡祚裔,垂于无穷”。张柬之贬居襄州期间,曾在襄州之西置园林。贞元年间,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欲从张柬之后人手中购置该处园林,马彝以“张汉阳有中兴功,今遗业当百代保之”为由,予以反对。而在贞元十六年(800)窦群所撰的《唐故大理评事汝南袁府君(齐)墓志铭并序》中,袁恕己被称作“中兴五臣”。由此可见,自玄宗开元年间所形成的以“神龙中兴”替代“孝和中兴”及神龙政变功臣被书写为中兴功臣的模式,在德宗朝得到了全面的延续。但与玄宗朝有意贬低中宗的意图不同,德宗等朝之所以大力宣扬及表彰张柬之等人的功绩,应是出于强化朝臣和士庶忠诚度的实际需要。通过将“清宫问罪”的“五王”树立为实现李唐中兴的典范,可以起到教化、培育及规训臣民忠节意识的效果,从而激励当朝的臣民致力于本朝中兴的实现。

简而言之,与否定武周的政策相配合,睿宗为李显确定了中宗的庙号,“孝和中兴”成为官方的表述模式。玄宗将中宗神主别庙安置的做法遭到了时人的诟病,故重新认可了中宗的中兴功业。但其为中宗大量配享被政治清洗的功臣,应并非是为了尊崇中宗,而是希望通过表彰神龙功臣,从而展示中宗施政的失误。在此背景下,官私文本中彰显神龙功臣贡献的“神龙中兴”叙述模式从而取代了歌颂中宗的“孝和中兴”。虽然颜真卿明确指出了中宗对于李唐中兴的贡献,但是出于激励人心以重建君臣秩序的需求,德宗朝仍然沿用了此前突出神龙功臣而弱化中宗色彩的“神龙中兴”书写模式。

庙制之争与中宗中兴

君主地位的丧失

基于塑造统治合法性的考量,睿宗和玄宗先后重新确定中宗中兴之主的政治身份。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帝均将自己的统治视为中兴，但在其间的近百年中,中宗中兴之主的历史定位却并没有被完全否认。如果从宣称中兴的理论依据看,肃宗和德宗等人与鼓吹中兴之初的中宗并无二致,也就是唐初李世民和虞世南所讨论的“兴复先绪,光启王业”,以及张景源所宣称的“中有阻间,不承统历”,代表性的帝王是夏朝的少康和以及东汉的光武帝。但随着顺宗神主的祔庙,前代帝王神主迁毁的标准问题再次被提出,中宗的历史地位被重新评价。

永贞元年(805)八月,通过内禅的方式,太子李纯顺利登基,是为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太上皇李诵驾崩,谥号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同年七月,随着顺宗灵柩下葬于丰陵,其神主升祔太庙事宜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李唐建立之后,太庙的庙数先后经历了五庙四主、七庙六主、七庙七主和九庙九主等多次变化。由于唐朝采用的是王肃的六世亲庙理论,所以在永贞元年德宗驾崩后,经礼仪使杜黄裳和礼官王泾奏议,太庙形成了太祖(李虎)、高祖、太宗三个不迁之庙以及三昭三穆等六世亲庙的格局。随着德宗神主的附庙,高宗神主被迁藏于西夹室,太庙得以保持九庙的规制。在不增加庙室的情况下,顺宗神主祔庙势必会造成某位前代帝王被毁庙。根据玄宗朝以来所形成的中宗和睿宗为昭穆异位的惯例,作为宪宗六世伯祖的中宗之神主理应被迁藏。但中宗自睿宗朝就被重新认定为中兴之主,“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故建议为其设置“百世不迁之位”。而如果宪宗将中宗确立为不迁之庙,一则中宗于宪宗为六代伯祖,“尊非正统”;二则宪宗需续毁六世祖睿宗之庙,于情理不合。

为了解决宪宗的困境,在宰臣问计于司勋员外郎蒋武时,蒋氏重新解读了中兴成立的标准,认为汉光武、晋元帝“非我失之,自我复之”的国祚复建模式才能被称作中兴,而中宗皇位遭致其母武则天篡夺,后在张柬之等人支持下才得以恢复国祚,仅可对应晋惠帝、晋安帝“自我失之,因人复之”的“反正”。既然中宗“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则其“不可为不迁之主”。但蒋氏的意见并未得到舆论的普遍认可,仍有谏言者坚持“则天太后革命,中宗复而兴之,不宜在迁藏之列”的意见。太常博士王泾支持蒋武的观点,先是宣称中宗“二十年间,再为皇太子,复践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并不符合“革命中兴”的标准;继而又列举周平王、汉文帝和汉宣帝在当朝未被视为“中兴不迁之庙”之例证,认为中宗与“中兴功德主不同”,故亲尽而应迁毁夹室安置。礼仪使杜黄裳和宪宗最终接受了两人的意见,以中宗神主在三昭三穆之外为由,将其迁于太庙后西第一夹室。

蒋武为了否定中宗中兴之主的地位,刻意将其与庸主晋惠帝、晋安帝相比附。晋惠帝和晋安帝均有被篡夺皇位的经历,其后又依靠朝臣和宗室支持得以“乘舆反正”。惠帝和安帝在复位后被权臣所控制而未能有效掌控局势，但中宗复位后的境况远非两人所能比拟,更何况李唐国祚的重建正是由中宗本人所完成。王泾以周平王、汉文帝等人被毁庙为例证,力主情况类似的中宗不具备成为中兴不迁之庙的资格,但其所列举的周平王等人之案例并不足为凭。因为虽然周平王没有被视为中兴之主,但周代并不存在毁庙的规则，周平王庙时称平宫,始终得到东周王室的供奉；而在西汉十一帝中,高祖庙被尊奉为太祖庙,文帝庙被尊奉为太宗庙,武帝庙为世宗庙,宣帝庙为中宗庙,上述一祖三宗之庙世代不迁。实际上,蒋武、王泾所谓的“非我失之,自我复之”的中兴标准与唐初确立的“兴亡继绝”和“兴复先绪,光启王业”，以及张景源所宣称的“中有阻间,不承统历”并无本质区别，表现的形式都是兴复国祚。只是蒋氏、王氏所论增加了中兴成立的限定条件,即失国者和复国者不能为同一人。这种评判标准的提出只是为了将中宗排除在中兴君主的行列之外,从而解决其神主是否迁毁的争论,对其后的中兴追求并不具备实际的指导意义。

虽然中宗中兴之主的身份被宪宗君臣所否定,但其毕竟有重建李唐国祚的功绩,所以官方仍需要给予其适当的评价。神龙初年的官方文书往往同时使用“反正”和“中兴”以称颂中宗,显示了对中宗利用神龙政变复位及重建李唐国祚的功绩双重认可。如神龙元年二月相王奏言:“尚祈宗庙之灵,庶睹返正之运，……陛下光启休烈,克复中兴。”同一时期宰相敬晖亦上书曰:“皇业重构,圣祚中兴，……皇明反正,天命惟新。”在“反正”之外,“复辟”也是称颂中宗的常见用语。在中宗颁布“不得言中兴”的诏敕后,其主动放弃中兴君主的身份,故景龙二年起居舍人兼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奏言:“今上圣复辟,宜退守园庐。”景龙四年(710)五月张说所撰《唐陈州龙兴寺碑》也只是称颂中宗“龙兴返政,灭二暴臣。少康非拟,于舜为邻”的功业。而在睿宗和玄宗重新确立中宗中兴之主身份的背景下, 中宗恢复了“反正”和“中兴君主”的双重身份, 故景云初年的《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中出现了“神龙元年, 宝历中兴,宸居反正”的提法。元和元年, 元稹《迁庙议》在建言中将中宗设为百代不迁之庙时, 理由之一正是所谓的“中宗复辟中兴”。而在宪宗君臣剥夺中宗中兴之主的地位后, 中宗只保留了复位之君的身份, 所以官方往往以“复辟”或“反正”指代其复位功绩。成书于元和二年（807）的《大唐新语》即载: “中宗反正才月余, 而武三思居中用事, 皇后韦氏颇干朝政, 如则天故事。”元和五年(810), 权德舆所撰《武就神道碑》叙述志主之父武甄之生平事迹时, 也有“中宗复辟, 甫践周行”的记载。

在否定中宗中兴之后不久,即元和二年正月,宪宗借助平定刘辟之乱以及李吉甫任相的契机,将此前朝野普遍认可的“兴复先绪,光启王业”的中兴模式,变革为以复兴衰败的王道作为中兴的主要依据。通过十余年的战争,宪宗基本实现了对叛镇的平定,成为被朝野所普遍认可的中兴之主。会昌元年(841)三月,宰相李德裕、陈夷行等人在请奉遵宪宗庙为中兴不迁之庙时,指出“中宗朝政事多衅,权移后妃,所以未得称为中兴”,从而再度否定了中宗的中兴。此外,李德裕等人调和了唐朝之前所宣扬的两种中兴模式,其中“再造邦家不失旧物”被归入“王业中兴”,而“微而后兴,衰而复盛”则被纳入“王道中兴”。依照二分法的中兴界定标准,宪宗对内“任贤使能”,对外“平淮夷之叛,复祖宗之土”,中兴之名当之无愧。而相比之下,中宗除却恢复国号,其他功业无可称道,是李德裕等人否定中宗中兴的深层缘由。纵观唐朝宗庙体系的变迁,可知在诸多自称中兴之君的帝王中,只有中宗、宪宗获得过被遵奉为不迁之庙的提名权,但无一成功。这展现出设置中兴不迁之庙的严格限定,也充分表明作为政治宣传的中兴和宗庙制度所认可的中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总的看来,虽然神龙中兴在玄宗之后往往被书写成由中宗和神龙功臣共同完成的中兴,而玄、肃、代、德诸帝又皆自称中兴之主,但官方长期以来始终默认中宗具备中兴之君的地位。为了将中宗排除出中兴不迁之庙的范围,以保留宪宗六世祖睿宗的神主,朝臣增加了中兴之主成立的限定条件,从而满足了宪宗的实际政治需要。随着中宗神主的迁毁,标志着中宗中兴之主地位的再度丧失,在官方认可的范围里其只剩下反正之君的身份。

中宗君臣评价的分离及

中兴观念的回归

从玄宗朝开始,神龙中兴主要由神龙功臣所完成的观念已经成为舆论的主流,中宗对于李唐国祚重建的作用被大幅削弱。宪宗则通过将中宗毁庙以及重新定义中兴标准的方式剥夺了中宗中兴之主的身份,神龙功臣之于中兴的作用则被进一步夸大,中宗君臣的历史评价出现了彻底的分离。

元和二年(807)七月戊子,在宪宗所奖拔的六位配享功臣之后中,有四位与神龙功臣有关,即崔玄暐孙元方、狄仁杰之后玄范、敬晖孙元亮、袁恕己孙德师。同年,太子宾客权德舆为袁德师作《送义兴袁少府赴官序》,文中即夸赞袁恕己“先正南阳王,实扶中兴之运,光启土宇,庆流后昆,国有令典,延世命官”。由此可见,宪宗对于中宗中兴君主地位的否定,并没有影响到官方对于神龙政变功臣的评价及其优待。除了具有私密性质的文人酬答之外,时人还利用具有政治景观性质的碑文来表彰神龙功臣的中兴功勋。元和八年(813)田弘正归朝后,随即着手重建狄仁杰祠,刻石纪念并举行公开的政治仪式,以此向朝廷及魏博军民展示其归顺王化的决心。狄仁杰曾在武周时出任魏州刺史,田弘正命冯宿为狄氏撰《魏府狄梁公祠堂碑》,碑文曰:“昔者皇风中微,阴沴勃兴,六宫弄其神器，……扶持忠贤,元良克正,万国居贞,秘策潜授。五王奋起,包复夏之大业于心术,贻安刘之永图于身后。再造唐室,时维梁公,顾不腆之是羞,获守兹土。”碑文并未详载狄仁杰治理魏州的政绩,而是大力表彰狄仁杰匡复唐王朝的功勋。虽冯氏未明确言及“中兴”等字眼,但其所举例证仍是实现“复夏大业”的少康,又凸显了狄仁杰“再造唐室”的卓越贡献。而对于中宗所主导的李唐社稷重建,狄仁杰及其所举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三位神龙功臣实际上并未参与。麦大维通过对唐代早期相关史料及狄仁杰现存诗文进行考证,指出狄仁杰虽曾建议武则天迎接李显回京及将其立为储君,但狄氏本人忠于武周政权,并非是忠于李唐及致力于李唐兴复的功臣。狄仁杰之所以被描绘成中宗中兴功臣形象,应该是玄宗及后继君主有意构建的结果。

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朋党林立的政治现实之下,匡扶社稷以复兴王室的功臣为最高统治者所青睐。宣扬神龙功臣的中兴辅臣形象有助于树立堪可效仿的政治榜样,以达到规训整肃和鼓舞群臣的实际目的。因而刻意打造中兴功臣卫护社稷的形象,并不涉及中宗是否应该归为中兴君主的认同问题。这样也就可以解释虽然中宗不再被视为中兴君主,但中宗复唐史事仍被描述为中兴的矛盾现象。

出于承继宪宗元和之政的需要,宣宗李忱所认可的乃其父宪宗所建立的元和中兴,而非中宗的孝和中兴。会昌六年(846)三月宣宗即位之初,太常博士顾德章在奏议东都太微宫所设神主时,指出“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始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表明宣宗朝延续了宪宗和武宗朝对中宗的重新定性和评价。而唐僖宗受父祖的影响,即位之初亦有致国中兴的愿望。乾符二年(875),僖宗借崔彦昭拜相之机,表达出期待在崔氏辅佐之下实现“有望于中兴”的目标。中和元年(881)二月,宰相郑畋撰《讨巢贼檄》有云:

夫屯享有数,否泰相沿，……是以汉朝方盛,则莽卓肆其奸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骋其残酷。不无僭越,寻亦诛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难免。

为了给将士树立必胜的信心,郑畋将黄巢起义比附为后羿、寒浞、王莽、董卓之乱,暗喻僖宗为中兴君主少康、光武。这也就意味着僖宗官方所认可的中兴标准,已经回归到以少康、光武为代表的“兴亡继绝”之中兴模式。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己丑,制曰:“仗顺讨逆,少康所以诛有穷;缵业承绩,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经纶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乱略之际。”由此可知,李存勖在攻灭朱梁后以“中兴唐祚”自居,朱梁并未被视作正统王朝。其后相继建立的后晋、后汉及后周均基于同一政治立场,视朱梁为伪朝,而将唐庄宗与中兴君主少康、光武相比拟。这表明随着政局的巨变,唐末五代在官方层面对于中兴的界定又回归到了唐朝初年的标准。

虽然唐末和五代时期的中兴标准完成了回归,但在时人的眼中,中宗仍被视作反正之主,其中兴之君的身份却并没有得到恢复。唐末李涪《刊误》即载:“武氏革唐为周,乃立武氏崇先庙于东都。神龙初,中宗反正,迁崇先庙于西京。”受到了《中宗皇帝实录》的影响,后晋史臣对中宗的评价并不高,其认可的中兴君主是宪宗而非中宗。在后晋史臣看来,李显再回政治中心及复位、复国“庸非己力”,全部依赖狄仁杰和张柬之等神龙功臣,且其统治期间坐大外戚势力,纵容妻女干政,致使太子重俊兵变,仅是优于汉惠帝、晋惠帝而已,甚至提出若非“命世之才”睿宗、玄宗相继即位,“则土德去也”的主张。北宋史臣则以吕后“盗执”汉代国政之事暗喻武后,又对中宗“躬自蹈”扶植韦后势力的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其是“下愚之不移者”。在后晋和北宋史臣眼中,中宗本人在神龙政变中并非主导者而是被动“从命”的角色,且中宗的治理政绩暗淡,重振皇权的努力宣告失败,中兴唐室的政治任务远未完成。两《唐书》中关于“中宗反正”的案例不胜枚举,可视为后晋和北宋史臣对于中宗反正之君形象的全面接受。

在后晋及北宋史臣不承认中宗为中兴之君的同时,却认可神龙功臣的中兴之臣身份,元和年间所形成的无中兴之君、有中兴之臣的表述模式得以延续。两《唐书》史臣对张柬之等人主导的神龙政变持正面评价,充分肯定了五人通过“除凶”以助中宗“中兴唐室”的功勋。在《新唐书·狄仁杰传》中,狄仁杰所举荐者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人,皆被称颂为“中兴名臣”。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大理鸿胪丞常安民上书,认为“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谓庆流万世”。“五王中兴唐室”的说法,表明中宗革故鼎新的中兴功业被完全转移到神龙功臣身上,在拔高神龙功臣地位的同时,也固化了中宗无能昏庸的负面政治形象。除“五王”之外,在中宗恢复李唐社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也皆被塑造成为中兴功臣的形象。因提出“复皇储”的建议而被武则天所杀的魏玄同,被后晋史臣塑造成为心怀“中兴之计”的李唐忠臣形象。神龙政变后于上阳宫监控武后的李湛,同样被赞誉为“中兴功臣”。狄仁杰则因“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而被视为“天子诤臣”。通过前文对中宗复位史事的梳理,可知张柬之等人完成的是拥戴中宗复位,即所谓的“反正”环节,而恢复李唐国号、兴复宗社的主导者实属中宗。但随着中宗中兴之主地位的丧失,拥戴其复位的神龙功臣最终被塑造成了李唐中兴的承担者。

简而言之, 宪宗君臣虽然通过限定中兴之君成立的条件将中宗排除出了中兴君主的行列, 但神龙政变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李唐国祚的兴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否定中宗中兴的同时, 宪宗君臣并未否定张柬之、 袁恕己等人中兴功臣的身份, 由此官方对于中宗及神龙功臣的评价形成了分离的趋势。虽然唐末五代时期完成了中兴标准的回归, 但中宗的施政已难以对现实政治产生正面激励作用, 所以后晋和北宋史臣在对其评价时更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而神龙政变功臣则最终承担起了神龙中兴完成者的角色。

结  论

借助张柬之等人发动的神龙政变,中宗完成了自己的复位程序,也就是所谓的反正和复辟。其后,在卢怀慎等人的建议下,中宗宣布恢复李唐的国祚及各项制度,至此中宗完成了自称中兴之君的必要条件。所以,在神龙初年的官方文本中,中宗兼具中兴之君和反正之主的双重身份。出于继承武周政治遗产的考量,中宗最终主动放弃了中兴之君的身份,但该做法并没有得到睿宗和玄宗的认可。睿宗出于否定武周的目的,即位后很快就重塑了中宗中兴之君的身份。玄宗先是在庙制上压制中宗,继而通过神龙功臣主导中兴的书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宗基于李唐国祚重建的历史作用。

为了顺利完成迁毁中宗之庙的目的,宪宗君臣不顾有司及谏言者请立中宗不迁之庙的意见,强行增加了中兴之主成立的限定条件。随后,宪宗为了打造自己的中兴,进一步调整了中兴成立的标准,中宗中兴之君的身份彻底被否定,形象也逐渐走向负面化。同时,由于无法否定李唐国祚重建的历史事实,神龙功臣被夸大为中兴的承担者。随着宣宗之后政局的巨变,宪宗元和年间所确立的复兴衰败王道的中兴模式被放弃,最终回归到了曾长期为朝野普遍认可的“兴亡继绝”的中兴模式。虽然唐末五代的中兴观念完成了向唐初的回归,但并没有对中宗的评价产生实际的影响,所以在史书中形成了有中兴之臣、无中兴之君的独特现象。自中宗首倡中兴以来,虽然中兴观念时有变动,但实现中兴却成为唐代帝王的普遍追求,对唐朝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深入观察唐代历史演进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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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樊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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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2期第98—110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