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中•美好故事│章柏青校友

      章柏青校友简介：男，1943年4月生，籍贯杭州萧山，萧山二中1958届初中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影视学科主编；被聘为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与浙江大学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出版的专著有《电影观众学》《电影与观众论稿》《中国电影电视》《中国电影受众观察》《阅读电影》等，论文《社会·时代·人》获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奖一等奖，主编《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艺术词典》等。

      章柏青校友获得的荣誉：1979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2003年因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影视学科条目获中宣部表彰奖励；2019年荣获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颁发的第四届“学人奖”终身成就奖；2020年荣获上海电影评论学会颁发的第28届上海影评人奖年度电影评论贡献奖。

章柏青校友近照

长相忆 在二中

      想起亲爱的母校——上世纪50年代的二中，一座美丽的拱型石桥——万安桥，就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69年前，1955年9月的一个下午，12岁的我随着父亲，从萧山最南端的山村——河上乡里谢村，用扁担挑着行李，跨上了这座石桥。走了37里路，走到时，已是气喘嘘嘘、饥肠辘辘。但当我一抬头，便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从桥上望去，正面是校门，校门背后，五座西式洋楼错落有致。一座是灰式的，四座是红色的。午后灿烂的阳光给他们染上了一片金色。阳光照耀下，还有白色的碎石路、操场及行道树的绿荫。此刻，为欢迎新生，红旗招展，鼓声响起。太美了！对于我这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少年，眼前的一切，无异于童话世界。我倦意全无，迅速向学校奔去。梦幻般的初中时代就此开始。

      当时母校的校名叫：萧山第二初级中学。校舍是新建的，我们是新校舍建成后招生的第一届。据说新校的美丽当时在省里能排到前几名。我尤为喜欢它的自然环境：学校被一条清彻的河流围绕。河水从西边流过来，绕过学校的南门与东门往绍兴方向流去。跨过万安桥，往西走过高高的塘埂便是镇上繁华的饭架街。再穿过街，便是浦阳江，那十几只木船并排连接组成的浮桥是我周未回家的必经之路。过万安桥往东走便是火车站，我与同学常常结伴去看火车。那时的车站没有围栏，我们与铁轨靠得很近。绿皮火车隆隆开来时，我们又兴奋又紧张地抱在一起，刺激而快乐。

      临浦与二中之于我，一切都是新奇的。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火车、汽车、电灯，第一次看到电影，第一次学会了打蓝球、羽毛球与乒乓球。在万安桥下，我第一次学会了游泳，甚至第一次认识苹果与香蕉。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设在学校办公楼的图书馆。我一周去借书几次。从阅读童话、民间故事开始，又迅速点燃起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初二年级读完四大名著，还包括《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今古奇观》等古典小说，继而又对唐诗、宋词着迷。到三年级便喜欢上了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的作品。我在山岙里住了12年，似乎到了二中才开始睁眼看世界。

      人生有许多转折点。进入二中，应该是我生命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而二中的老师们，在这个生命的重要时段，总是给我快乐、鼓励与指引。我第一个接触的老师是班主任、体育老师蔡式金。他当时刚从体校毕业，身体矫健。他跃身而起，以弧形的身段击打羽毛球的样子美极了。他把我们看成孩子，记得周日他第一次带我们去峙山玩，让我们边做游戏边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这只幼儿园孩子才唱的儿歌。他与新婚妻子——漂亮的护士在校园散步的镜头，是当时二中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对华重本老师有特别的记忆。他是绘画老师，学校似乎还赋于他管理学生的“生活警察”的角色。他表情严肃，脖子上挂着一只硕大的哨子，身上挂着一个手电筒。这是他管理学生的武器。清晨，他的哨子在宿舍响起，同学们纷纷起床。华老师会挨个房间检查。个别赖床不起的同学，华老师会亮出他的绝活：手电筒的光芒会射向你紧闭的眼睛。要是在冬天，冰凉的手电筒很可能会直接伸向你的被窝。在华老师哨声中，睡眼朦胧的同学们迅速打起精神奔向操场，集体操的音乐同时奏响。另一位难忘的老师是骆英白。他上的地理课应该用“精彩绝伦”来形容。他教鞭指处便是世界。知识与趣味，科学与思考融为一体，他的课真的是韵味无穷。在校领导中我至今记得的是钱金婉副校长。她干练，知性，讲话温和而坚定。以至在很多年以后，每当看到革命历史影片中一头短发的女革命者形象，便会想起我们的钱校长。

老校址上的行政楼和科学馆

萧山二中新校址俯视图

好老师  俞书庄

       我最为敬重、最为怀念的是俞书庄老师。俞老师的老家在俞源坞，与我的外婆家的村子是紧邻，同姓俞。他在蔡式金老师之后，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最喜欢他的语文课，喜欢他吟诵古诗时抑扬顿挫的样子。我进校时，由于家穷，营养不良，长得又矮又小，穿着母亲自制的土布衣，头发几个月不理。因为买不起雨鞋，每逢下雨，穿的是母亲做的箬壳鞋（毛竹壳包裹的草鞋），走起路来会发出叽叽叭叭的声音。当时我的确是十足的丑小鸭，颇让几个镇上的同学看不起。他们便给我取了一个绰号：模拟音“祀拜爹”。每一次呼叫都会剌痛我。俞老师听说后非常生气，他在课堂上以严厉的语气，批评了随意给同学取绰号的同学。同时安慰我说：“穿箬壳鞋没关系，我小时候就穿过。”他就这样用亲切的语言帮助我克服了穷孩子的自卑心理。因为俞老师，我对语文课越来越热爱了。课余大量地看小说，终于我的一篇《跳高》的作文被俞老师打为满分。他称赞这篇作文有文采，还在课堂上和朗诵古诗一样，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我从未受到过如此夸奖，脸刹时红到耳根。俞老师鼓励我参加学校的征文比赛，我鼓足勇气模仿杂志上见到一首梯型诗，写了一首歌颂新农村的诗，竟得了二等奖。颁奖时，俞老师笑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家伙，还学马雅可夫斯基，写梯型诗哪！”直到很迟以后，我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是当年苏联以写梯型诗成名的大诗人。俞老师对我最为关键、令我终生难忘的帮助发生在初中毕业前夕，这一帮助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当年填报志愿主要是听从家长的意见。1958年初夏的一个周日，俞老师跋涉37里路来我家里访问。问起我的升学志愿，母亲坚定地说：“我家穷，交不起学费，只能考免学费的师范与技校。”俞老师在表格上记了下来。这可断了我的大学梦，我急得什么似的，但我无法对抗母亲。俞老师走后，我偷偷溜出家门，追了近三里路，在塘岗岭上追上了俞老师。我诉说着我要考高中的理由。我说，我的目标是上大学，我要学文学，理想是当作家。我急得几乎要哭了。俞老师被打动了，安慰道：“莫哭莫哭，有志向好，我先帮你改过来，你回去再与父母商量。”改完，俞老师在夕阳的余辉中一步步向楼塔镇方向走去。几个月后我顺利地考上了萧山中学，几年后我考上了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1967年的深秋，我被分配到文化部。在去报到之前，我对俞老师的思念难以自持。我特地去母校看望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俞老师被冠以”黑线权威“而倍受折磨。找到他时，他躺在食堂边上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疾病缠身，十分虚弱。他获知我马上要去北京工作，挣扎着起身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一时竟相对无言----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俞老师。

俞书庄老师的学生怀念俞老师题字

续情怀 再回校 

      光阴荏苒，一晃半个世纪。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到萧山开会，听说母校已于几年前搬了新址。这一消息勾起了我对母校的思念。我在萧山电视台一位记者的陪同下来到母校，受到了校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们陪我参观了新校的图书錧、国学馆、教育大楼，介绍了二中的发展与前景。青山如黛，碧水长流，茂林修竹，花团锦簇。校园环境之优美超乎想象。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的二中是省里最美的中学，我相信，新世纪的二中一定也是省里最美的中学。回到北京后，我觉得应该送一个有意义的礼物给母校作纪念。我珍藏有题为“浩气长流”，长达50来米、重几十公斤的的巨幅抗日主题长卷，系50余位国内著名画家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上百名抗战英雄绘制的画像，印刷精美。我以为这是对青年学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艺术作品。我将它郑重包装，寄给了母校。当我在网上看到母校学生在礼堂欣赏这部作品时我感到由衷的欣慰。现在该画卷已被母校收藏在国学馆。2019年9月，我接到通知，将在母校召开俞书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我推掉一切事务赴会，并将早已写就的纪念文章《心香一瓣》在会上宣读。

章柏青校友在俞书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言

      我还在这一天出席了母校2019屇新生的开学典礼。最近，我又接到母校邀请，出席11月2日母校的校友录发布会。我期待再次回到母校。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我脚尚能动，脑尚能思考，母校一声召唤，我就会立刻归来。游子漂泊一生，归来仍是学生，仍是少年——母校永远在我心里。

萧山二中56-59届部分毕业生回母校活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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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校友办

编辑：赵李祥

一审：缪源源

二审：任瀚旻、瞿湖海

三审：郭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