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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韩愈

诗文流韵
2024-11-26





马说




【唐】韩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马者 通:饲马者)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注释】

伯乐:孙阳。春秋时人,擅长相(xiàng)马(现指能够发现人才的人)。

千里马:原指善跑的骏马,可以日行千里。现在常用来比喻人才;特指有才华的人。

而:表转折。可是,但是。

故虽有名马:所以即使有名贵的马。故:因此 。虽:虽然。名:名贵的。

祗辱于奴隶人之手:也只能在马夫的手里受到屈辱(或埋没)。祗(zhǐ):同“衹”,只,仅。

奴隶人:古代也指仆役,这里指喂马的人。

辱:这里指受屈辱而埋没才能。

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和普通的马)一同死在马厩里。骈,两马并驾。骈死:并列而死。于:在。槽枥:喂牲口用的食器,引申为马厩。

不以千里称也:不因日行千里而著名。指马的千里之能被埋没。以:用。称:出名。

马之千里者:之,定语后置的标志。

一食:吃一顿。食,吃。

或:有时。

尽全,这里作动词用,是“吃尽”的意思。

粟(sù):本指小米,也泛指粮食。

石(shí),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一石约等于一百二十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食马者:食,通“饲”,喂。

其:指千里马,代词。

是:这样,指示代词。

虽:虽然(与前面的虽不一样,这里指虽然)

能:本领。

足:足够。

才 :才能。

美:美好的素质。

外见(xiàn):表现在外面。见:通“现”,表现;显现。

且:犹,尚且。

欲:想要。

等:等同,一样。

不可得:不能够得到。得:能,表示客观条件允许。

安:怎么,哪里,疑问代词。

求:要求。

策之:驱使它。策:马鞭,引申为鞭打,这里指鞭策,驾驭。之:代词,指千里马。

以其道: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正确的方法。以:按照。道:正确的方法。

食之:食,通“饲”,喂。

尽其材:竭尽它的才能。这里指喂饱马,使它日行千里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材:通“才”,才能。尽(2):竭尽,发挥出。

鸣:马嘶。

通其意:通晓它的意思。

执:拿。

策:马鞭。

临:面对。

呜呼:表示惊叹,相当于“唉”。

其(1):难道,表反问语气。

其(2):大概,表推测语气。

邪:通“耶”,表示疑问的语气词,意为“吗”

知:懂得,了解,认识。

【译文】

  世上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贵的马,也只能辱没在仆役的手中,跟普通的马一同死在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著称。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能吃完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像普通的马一样来喂养它。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美德不能表现在外面。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尚且做不到,怎么能够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不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正确方法鞭打它,喂养它却不能竭尽它的才能,听千里马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大概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

【赏析】

  韩愈是唐代散文巨匠,同时也是对宋代作家极有影响的诗人。人们对他的“以文为诗”(把诗歌写得散文化)谈得比较多,却很少注意他那更为突出的“以诗为文”的特点。所谓“以诗为文”,是指用具有诗的情调、韵味等特色来写散文,即是说把散文给诗化了(但这并不等于从西方引进的新文体“散文诗”)。我们说把散文诗化,或者说把散文写得很带诗意,并不限于写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对人物进行典型塑造和对事态进行艺术描绘;而是也可以用诗的情调、韵味来写说理文或评论文。韩愈的散文特点之一就在这里。

  据说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时代秦国人,会给马看相,善于识别什么是千里马。这原是《战国策·楚策》中一个名叫汗明的人对春申君黄歇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这故事可能是古代传说,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艺术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寓言。伯乐的典故曾几次被韩愈引用(见他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由于韩愈本人命运的坎坷,对伯乐能识别千里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但平心而论,还是他的这篇《马说》写得最好,读者也最爱读,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像一首诗了。

  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当然,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余味无穷。而从常识论,一篇说理散文,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韩愈的《马说》肯定是一篇说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不可缺少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但仔细品评,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抒情诗。这种“以诗为文”的本领,始自西汉的司马迁(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到了韩愈、柳宗元,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尤其是欧阳修)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并不否认,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他这句话是错误的。但把它作为诗的语言,它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万千的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实在太少了。于是作者紧接着在下文从正面点明主旨,一泻无余地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一般水平的牧马人,而是“祇辱于奴隶人之手”,受尽了无知小人的腌气。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宝马竟然成双作对地一群群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之不幸、结局之惨痛真非笔墨所能形容。当然,结果更是死不瞑目,谁也不把这些有价值的神骏称为千里马,它们的死也自然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它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已相当透彻;而实际上这里面不知有多少辛酸痛楚还没有尽情吐露,看似奔放而其内涵则甚为丰富,其实倒是含蓄不尽的(说他写得婉约,或许读者不能接受,可作者确实没有把话说尽)。这真是抒情诗的写法了。

  作者着力刻画“食(饲)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虽欲一展所长而有力无处使,甚至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这样,它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又怎么能实现它日行千里的特异功能呢?因此它的待遇自然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而它的受辱和屈死也就更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不仅如此像这样连“常马”都比不上的千里马,由于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极度的责难和惩罚,往往被无辜地痛打一顿(“策之不以其道”,打得它不合理),当然在待遇上也就更加糟糕了(“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骨子里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似乎还觉得不够解渴,于是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意思,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这不仅使文章更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感情更为愤激了。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有眼无珠,反而让他面对着这匹千里马不懂装懂,发出了仿佛悲天悯人般的慨叹:“天下无马!”意思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自以为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既无处可寻觅,也无地可安插:“天下哪里有真正的人才啊!”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毛病,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被作践得不成样子的千里马,却对它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驽骀之辈。这不仅是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极其严峻猛厉的诛心之论。文章写至此已经水到渠成,作者这才站出来点题,用“呜呼”以下三句作结,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对矛盾(“无马”是先天的自然缺陷,“不知马”则是后天人为的犯罪)尖锐地摆出来形成一个高潮,极尽沉郁顿挫之致。

【创作背景】

  《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


作者简介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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