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不宜发表”的文化人老照片

2017-09-26 全球政商内参

当年不符合发表标准的文化人老照片
文/徐佳和

在张祖道的家中，存有一张一张的照片，胡适、朱自清、吴晗、叶圣陶、潘光旦、费孝通、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刘开渠、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周瘦鹃、王朝闻、艾青、徐迟、董希文、郭沫若、田汉、冰心、臧克家、傅抱石、老舍、茅盾、吴祖光、曹禺、巴金、李可染、张天翼、汪曾祺、蒋兆和、叶浅予、黄永玉、程十发、刘白羽、吴作人、沙孟海、丁玲、陈荒煤、阳翰笙、袁世海、戴爱莲、丁聪、高士其、黄苗子、郁风、黄胄、廖沫沙、华君武、启功等等，都是声名远扬的人物。

1952年开始担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的张祖道有很多常人无法得到的机会端着镜头，接近这些人。也正是因为社会学毕业留下的整理资料的习惯，那些细节和时间的片段才会被张祖道细致地记录在案，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可以鲜活地在叙述中复活。

张祖道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照片，当年是不太符合发表、刊登的标准和要求的。当年的视觉美学有其标准套路，曾经梦想着改造社会和制度的“有志青年”张祖道的内心对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作为工作，他肯定会去认真努力拍摄符合要求的照片，交给领导，这是摄影记者的职责，但那些照片，可能并不是他内心真正喜欢的。

张祖道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长得漂亮、胡子长得长就拍，我总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才去拍。我的原则就是不干涉被摄对象，我要从他们的活动中选择，来表达他们。我的性格不善于指挥人，一看见那些把被摄者指挥得团团转的人，我就躲得远远的。”

当年张祖道举着相机，没有布光，与那些文化人物们混在一起，从来不让他们抬个手，摆个姿势，他只是拍得多，从很多张里才能挑出一两张精彩的来。“我最瞧不起摆布，瞧不起组织加工。就算是在拍剧照，我也争取现场抓拍。”

“他不是一个太想说什么的摄影家。”策展人、评论家姜纬认为，年逾九十的张祖道的天性里头，有着一种善良、谦虚、淳朴和放松的品质，他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感。“这些作品并不企图去映照一个大世界，却建设了一个个小世界。”张祖道只是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对象看熟，在某些时代背景之下，看到他们的处境和可能的困境，这些人物或高或低，离张祖道如此之近，他却是以一种温和的情绪和态度与他们做着默默的交流，表达着拍摄者的自信和内心信守的规矩。对他而言，这就是摄影。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此耳熟能详，然而他们突然以一种与喉舌报道对象不符：不高大、不凛然、不超凡脱俗的形象出现在观者面前时，他们代表的意义并不充盈，显得陌生却略略地透出些亲切。这些作品均出自摄影师张祖道之手。

1987年4月15日，剧作家曹禺在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典礼上。
这张摄于曹禺先生晚年的照片，极为传神，曹禺后半生内心的苦闷、纠结、不甘和痛苦，以及他处境的尴尬，都令人惊叹地表现出来了。作为颁奖者，他仍然在台上，同时，他又是那么孤独。

1979年10月12日，叶圣陶、夏衍、周扬（左起）胸前佩戴着白花，情态肃然，在北京参加某场追悼会，远景的人丛中，隐隐约约有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面容。
“文革”结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难中故去的文艺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各地多有补开追悼会。

1959年12月，当时65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拍摄《杜丽娘》，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师孙鸿魁为其化妆。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这是原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从昆明回北平清华园第一次举办校庆。

左一为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二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三为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四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1955年，画家程十发在上海自家画室里创作。

1959年9月初，画家傅抱石（左）、关山月（右）联手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水墨画《江山如此多娇》。

1952年9月14日，建筑学家、作家梁思成（左二）和林徽因（左一）夫妇在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当时，林徽因已经48岁，三年后去世。

1987年7月，原《文艺报》主编陈企霞在青岛疗养。
酷暑中的青岛，陈企霞却穿着中山装，还紧扣领口。如果观者了解陈企霞和丁玲当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始末，看过徐庆全写的《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一书，就可以想象陈企霞曾遭受过的身心折磨，就会理解陈企霞在这张照片中的表情了。

1964年，作家、剧作家老舍在家里莳养花卉。
这一年，《北京文艺》发表了老舍改编的戏曲《王宝钏》。

1958年8月23日，作家、诗人徐迟下放河北怀来县暖泉乡劳动，学种当地特产马奶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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