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前妻，无性无爱守4鲁迅前妻，无性无爱守41年活寡，只愿生生世世要再遇见鲁迅。
我一生中快乐的那段日子，叫安姑；其它的，叫朱安。
一
很久之后我才终于明白：这一生最爱我的，只有我的父母。
我出生在绍兴县丁家弄朱家台门，祖上曾经为官，在当地也是数的着的大户人家。我是家里的唯一一个女儿，父母视我如掌上明珠，细心呵护，宠爱有加。
5岁那年，长辈给我缠脚。我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可长辈说：“安姑啊，女儿家没有不缠脚的……”
从此我就踮着两只小脚，在家里走来走去。我很聪明，针线女红和烹饪洒扫我都学得很好。作为大家闺秀，也从不在外抛头露面、有失身份。
我渐渐地长大了。每到春光明媚的时候，我都在想：将来会嫁给谁呢？不管嫁给谁，我都一定要为他生好多好多孩子，然后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我喜欢孩子。
父母只想我嫁人之后一生平安幸福，所以他们很仔细地为我选择夫婿。
到我20岁那年，经过亲戚说合，他们为我选定了周家台门的大少爷，比我小两岁。
朱家和周家都是当地的大族，门户相当也多有联姻。周家虽然家道中落，但也还有四五十亩水田每年收租。
我的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亲戚们和老一辈，也都认为这门亲事很般配，两个人是能一起过日子的。
这位大少爷当时在南京上学，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婚事一直都拖着没有办。我就这样天天等着他回来，等了七年之后，他终于回来了。
他曾经托人给我带过话，说希望我能放脚和学识字。可我已经这么大了，再怎么放脚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另外，我们这当地哪里又有供女子上学的学堂呢？
这两件事都没做到，他知道了也没再说什么，但我心里觉得有些对不起他。所以在六月初六过门那天，上花轿时我特意穿了一双大鞋。谁知道在行礼拜天地的时候，居然莫名其妙地掉了一只下来。
在我们当地，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没事的，安姑，你一定会好好的。
进了洞房，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先生，安姑今天把自己交给你，今后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希望你能对她好。
然后一个比我高一点的白皙年轻人掀起我的盖头，然后脸色就阴下来了，然后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也不敢问，只有一对大红喜烛在婚床一旁静静地烧。
第二天，他就搬到了其他房间去睡。这一晚他有没有碰过我？他一辈子都没有提起。所以，我也不会说。
那一晚是我一生中妆扮最漂亮的时候。之后，每晚陪着我的只有墙上的双喜大红字。婚后四天，他就回了日本。
二
四年之后，他终于回来了。可他还是跟原来一样，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他从来不跟我多说话。即便说，也是谈他日本的见闻，我又哪里插得上话？
我隐隐约约地听别人说，他就是嫌我没有文化，不能跟他交流。还有人说，他其实是嫌我长得矮小，又不好看。
我哪里会知道，曾经有个叫简·爱的英国女子说过：
“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许多钱，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我很伤心。从小大人们教导我，女子最重要的就是德、容、言、工。我虽然样子很普通，但其它我都很出色啊。他走了这么久，我每天伺候婆婆，晨昏定省，从来不敢犯一点差错。
他在家里住了一年半，我在他的眼里就像是空气。每天晚上，偌大的空房间，叹息的声音只有我自己听见。“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我没有他那样万人敬仰的好文笔。
我做错了什么让他这样对我？我不明白。于是有一次家宴上，当着众多亲友的面，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一言不发。我当然也不知道，后来他对朋友说：
“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
他后来又走了。他的二弟却从日本回来了，还带了个日本女人，也就是我的二婶。后来他的三弟娶了这个日本女人的妹妹，我又有了三婶。
他们在家里说日本话，做日本菜，过日本的生活。我在一边看着，觉得自己好多余。
于是我就常常回娘家去。这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只有跟妈妈说说话，陪着她。她告诉我，我的弟弟给我的先生写过信，可他从来都没有回。
只有在娘家，我才能够回想起以前，我曾经有过的快乐的日子。回到周家，我就回到了那个似弃妇非弃妇的多余人。
他走了之后两年，有一天晚上，一条大白花蛇钻进我的房间，我被吓坏了。我总觉得这不是好兆头，虽然知道他讨厌我，但还是托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这件事，他也没有回。我也不知道，他在日记里轻蔑地写道：“颇谬。”
又过了五年，他终于又回来了，回来把房子卖了，要我们一起搬到北京去。
我已经四十岁了，有自己的儿女看来是没什么指望了，还要离开自己的至亲。我还预感，这一去，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
我回了一趟娘家，跟我的妈妈和弟弟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将来想他们了、想念我的家了，还可以拿出来看看。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坐在我旁边的、最爱我的妈妈。
三年之后，朱家台门卖给了别人，我永远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了。
三
刚到北京的时候，一大家子全挤在八道湾的院落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二叔跟大先生吵架，还举起铜香炉要砸他。然后大先生就准备搬出去了。
这时他问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他还是会每月给我寄生活费。我有些奇怪，好像他不知道我的娘家房子一年前已经被卖掉了一样。
我回答他，你搬出去，婆婆也迟早要跟你去的。我一个人跟着小叔子和婶子过，算什么呢？无论你搬到哪里，总要人给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搬家的那天下午，他在日记里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在他所有的日记里，称我为“妇”的只有两次。或许他感觉到了，我的选择是对他一种无言的支持吧。
我好像有了一点希望：这么多年了，虽然不指望大先生能对我有多好，平时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也行。
可我还是想多了。
一年四季，他跟我每天只有三句话。早上我去他房间叫他起床，他答应一声“哼”；我喊他吃饭，他又是一声“哼”；晚上他睡得晚我睡得早，我问门要不要关，他才说“关”或是“不关”。
只有每次我找他要生活费的时候，他才会多问两句有没有什么要买的。而这样的时候，一月不到两三次。
他病倒了，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托人到有名的食品商店买他喜欢的糟鸡、熟火腿、肉松这些他最喜欢的菜给他，让他能开胃。其实我自己的烹饪手艺也很不错，来家里做客的绍兴人都喜欢吃我做的家乡菜，唯独他不喜欢。
我生病了，胃疼得不行，进了医院。他来问了一下检查结果就走了，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连一刻都不愿意多停留。
他曾跟学生谈起：“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这一两次的同房是跟我吗？如果是，那一定是他实在忍不住了。婆婆一直抱怨我没有给周家添个男丁，我能说什么呢？
他脾气古怪的时候，我更不敢去招惹他。有一回婆婆怪我没有给他做棉裤，我就奉命做好了一条新的，不敢当面给他，只能趁他出去时放在他的床上。结果他回来，直接扔到了窗户外面。
后来，越来越多的他的女学生到家里来了。她们剪短发、穿黑布裙、落落大方、谈吐不凡，浑身都是青春的气息。而我年近五十，脸色蜡黄、少言寡语、无人问津。她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件古董。
也只有在她们来的时候，我才能听到大先生的笑声。他会跟她们一起喝酒，醉了还会拍打她们一个个的头；也会替借住在家里的女学生剪头发。愚蠢的我终于知道了：原来他不是一直都那么冷冰冰的。
我更不会知道，她们曾经对大先生提过：为何不把我送回绍兴去呢？这样彼此好过。大先生回答：那是我母亲的选择，我要尽孝。
如果他不是铁了心要做他的孝子，我会不会更好过一些？我不知道。
终于，他跟他的一个女学生一起离开了北京。我和婆婆没有去车站送他。后来二婶告诉我，这个名叫许广平的女学生和他在上海同居，而且怀孕了。
婆婆当然很高兴，可是我很难过。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后来他回来过两次。他也曾援助我的娘家亲戚子弟，可从来不会给我写信。
离开北京6年后回来的那一次，我和他都不知道，那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四
他去世之后，我没有去上海奔丧。他的孩子会守在灵柩一旁，可我不是孩子的母亲。而且，我去了也没有什么用，他的朋友们也不会想看见我。
只是大先生一去，我跟婆婆的生活费也成了问题。第二年日本人占了北平，物价飞涨，更是难过。幸好有许女士和二叔帮衬，再加上之前的一点积蓄，还能勉强过下去。
过了几年婆婆也去世了。我嫁到周家三十七年，婆婆是跟我呆得最久的人。我为她养老送终，也算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大先生了。
有很多人来给我捐钱捐物，我都推了，我不希望靠大先生死后的名声去博取别人的施舍。即便餐餐只能吃稀粥和酱萝卜，可我也有我的自尊。
但是有一个人送钱来的时候执意要我一定收下，他是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他说：
“这是蒋委员长特意给你治病和贴补家用的。”
我虽然不识字，也听说过大先生在世时，写文章骂的最狠的就是蒋委员长。想不到大先生死了快十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他这个不受待见的原配。
后来许女士回来过一次，整理大先生的藏书。我们两个女人在院子里，两个人的头发都白了。而他唯一的儿子，我终生未能见到。
婆婆走了四年之后，我感觉自己也不行了。临终之前，我只有两个要求：1 把我葬在大先生的墓旁。2 能找庙里的师父给我念念经。
他们满足了我念经的愿望，却把我埋在了小叔周作人家的一块墓地里。我既没有能陪着大先生，也没能陪着我伺候了一生的婆婆。
二十年之后破四旧，我的坟也被破掉了。就这样灰飞烟灭也好，这世间再没有朱安这个人留下的一点痕迹。
我死的时候，报纸上写道：“朱夫人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我其实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媳妇。从小我就按照大人的要求很努力地去做，嫁人之后也很努力地去做，但只做好了安姑。在旧社会，我无路可走；在新社会，我也照样无路可去。
有人说我是大先生的痛苦和包袱、是他在反抗包办婚姻过程中的污点、甚至就是旧时代旧制度的化身。我不识字，也没有什么人替我说话，更没有人关心过我从成为新娘那一天之后流过多少泪。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不是他这先驱、脊梁、导师、旗手终其一生要推翻摧毁的那个旧制度，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终生没有害过谁、却无性无爱地守了四十一年活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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