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终生遗憾：自言一生就剩这一件事
近期因为新航线的问题，两岸情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就是邓小平没有做完，也来不及做完的事。面对人生遗憾，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年轻人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尤其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为后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了思想先导。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众多核心决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央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阐明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意见：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充分表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见。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1月2日上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会见由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这之后，邓小平不断地向国内外朋友和各界人士阐述中国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这种“合情合理的现实态度”。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
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的干涉，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却在美国方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在1月26日，美国总统卡特却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生效。《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邓小平对此迅速作出反应。4月19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逐渐酝酿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
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清楚地表述了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
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长期探索的结果。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未竟之业。早在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曾指着一旁的邓小平等人向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这是他们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