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没加薪水，半身不遂

晚年的司徒雷登得到傅泾波家人般的照料（1954年）

本报7月8日第十九版刊登的《1949年，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一文中提到，司徒雷登晚年是由中国人傅泾波一家照顾的。最近，本报记者采访了家住华盛顿的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女士，详细了解了傅泾波一家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以及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直至去世的生活情况。

司徒雷登憋气得了病

采访傅海澜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同事提供的惟一线索是：傅泾波的后代住在华盛顿东北区28街5312号。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邮编。记者上网查询，显示的地址是华盛顿西北区28街5312号，因为与线索不同，不得不多加打听，免得跑冤枉路，可几位当地的华人朋友都说不清楚。最后没辙，只好先拣就近的西北区找起。一到西北区28街5312号，记者远远就看到两个圆头圆脑的石狮子。这是一幢十分普通的独立房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门前草坪上拔草，记者上前问：“这是傅泾波先生的家吗？”“是的。”“您是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吗？”“是的。”于是记者说明来意，好客的傅海澜女士热情地请记者进屋，边走边说：“你算找对了，司徒雷登当年就住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一进屋，记者大吃一惊，这哪里是美国的住所，完全是中国人的室内布置：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地上立的是秦俑，桌上摆的是中国古董、瓷器，就连椅子、桌子、柜子也都是中国古家具。也许是看到记者一脸诧异，傅海澜说：“这些可不是司徒雷登的，也不是我父母的，除了几幅字画是他们留下的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曾开过20年的古董店，先是赔了个一塌糊涂，后来赚了一点钱，最后卖不出去了，就都成了这里的家当。”

寒暄过后，记者切入正题，问起了有关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傅海澜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道，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有一家中国亲戚

从血统上讲，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当时住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直到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可是，司徒雷登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呢！”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两人的朋友不少，来往信件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当年，傅泾波的家境尽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家生活比较舒适。那时家里有佣人、厨师，夫人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做饭、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司徒雷登与傅家两代的交情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交往缘于傅的父亲。傅泾波的父亲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认识了司徒雷登，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

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曾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谋过差事，但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干了半年多就辞职了。随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晚年没有多少钱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比较特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办的是教育，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回到美国后，与头面人物的关系不深，密切的亲友也不多，而且年老体衰，挣大钱的机会极少。

好在身边有个可靠的傅泾波，不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能帮他出出点子。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成书过程中，也是傅泾波与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两个遗憾一个谜

傅泾波夫妇漆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们对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顺。傅海澜的大姐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她自己则贷了20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

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点内疚，因为他当时正去艾奥瓦州看望三女儿傅海澜了。他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在司徒雷登身边，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说：“我在中国时就嫁了个洋女婿，曾惹得母亲十二分不高兴。父亲又是个文人，总认为女婿是‘大兵一个’，没文化，对我老是不放心，所以才千里迢迢去看我，结果司徒雷登偏巧得了病。我自己心里也很不安，这是我欠下父亲和司徒雷登的一笔账。”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孙中山，好像还认识孙中山。在他的最后13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另外，《在中国50年》写到了1949年，但其中关于1946年敏感时期的事情则没有涉及。傅海澜曾问过父亲，但傅泾波假装没听见。傅海澜推测说：“那段时期的日记也许是我父亲给烧了，这是一个谜。”据说马歇尔当年也写有日记，其遗嘱中规定50年后可以发表，以后发表了，能否有涉及司徒雷登的事情，那就不知道了。

傅海澜最后说，关于司徒雷登的遗物，她已将很多件送回杭州和北京。现在司徒雷登、她父亲的信件还存着两大箱，她目前正在整理。“我也快70岁了，需要抓紧时间理清楚，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告诉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