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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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

　　1940年初，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向国府密报了有关1937到1939年的财政实况。他透露，抗战前夕全国各项税收年收入约八亿八千万元，加上其它财收入，政府预算约有十二亿元。这个数目小得令人吃惊。按照当时三比一的汇率计算，税收岁入不到三亿美元，预算不过四亿美元，仅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营业额。就这点微薄的经费，支应庞大文官系统以外，要办教育，要兴实业，要开交通，要扶助农桑，还要扩大国防力量，建设一支可以抵御强敌的军队，实在力有未逮。 

　　这就是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状况。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战争，不仅仅是飞机大炮弹药火力的较量，战略战术机谋智略的角逐，更是管理效能经济实力的竞争，那么，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八年抗战中的中国，非但没有半点取胜之望，反而处于必败无疑的绝境之中其经济在战前本已极度弱小，在连天烽火中，更是脆弱如惊涛骇浪中一叶方舟，随时都会破产翻船，惨遭灭顶之灾。积贫积弱若此，再加上一盘散沙，下层组织疲弱，军令政令不畅，无怪乎日本军方向他们的天皇报告说，只须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事变。此一结论，可说是有充足根据的。

　　从几个简单数字中，不难想见当时中国政府处境之窘迫险恶，完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随政府退却，涌入西南内地。而此地工业资本仅占全国4%，工厂数目不过全国6%，发电能力仅及全国4%，产业工人只有全国的7%。即使加上从沿海搬迁来的公私企业，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也从未超过战前全国水平的12％。与战前产量水平相比，棉纱只有5.3%，棉布只有8.8%，面粉只有5.3%。就靠这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资源，国府不但要养活二分之一人口，更要率领三百万到五百万军队，在统一军令下，与百万强敌作生死战。如此绝境，中国人居然坚持了八年之久，谁能想象得到？

　　以财政而言，当日的情形，最令孔祥熙头痛的，莫过于税源锐减。国府之税赋，向来以关税、盐税、统税为首，其中关税又是最大头。然而沿海陷落，关税收入损失殆尽，变得微不足道。盐税同样随沿海产盐区丢失而大减。统税原是针对工厂征收的产品出厂税，国府内迁后扩大到货物流转税，但工厂数目和工业品产量剧减，税收亦大损。国府用尽办法，诸如扩大征税范围，增加新的税种，田赋征实等，种种举措，仍无法阻止实际税收收入急剧下降。按1936年价格计，1939至40年税收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此后更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

　　税赋一少，岁入立减。即使加上举借内外债、消费品专卖、银行垫支等等收入，1938至40年的政府总岁入，按实际购买力算，仍旧减少了一半以上，此后更减少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得已行赤字财政，又造成超级通货膨胀，物价每年翻一番，甚至三番、四番。到抗战结束，大后方物价竟比战前高出2600多倍！

　　开源之不足，就只好在节流上打主意。政府公务员人数裁减了再裁减，实际薪给一压再压。整个抗战期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公务员实际收入竟然下降了十倍！政府职员多有打两份工，仍不能维持全家温饱者。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贫病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灭亡，或再延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第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生活穷困万状的，岂止公务员？普通士兵的景况，比这凄惨万倍。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初到中国就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时，起先还只专注于部队调动和布署，但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部队处于半饥饿状态。短短一英里多的强行军，就不断有士兵体力不支，倒毙路旁。这并非魏德迈一个人的观察。行军过后，沿路有倒毙士兵尸体的情形，当时许多记者和西方军官，都曾亲眼目击，并在其报告报道中作了记载。魏德迈终于认识到，中国军队战斗力弱，武器装备落后和训练不足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普遍的营养不良和体质弱。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形容当时的军人“半象乞丐，半象土匪”。士兵的月饷只有法币十四元，还要扣除副食，只够在街上吃四碗面。而附近土匪标价收买轻机关枪，每挺高达七千元，照算是一个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身为少尉排长的黄仁宇，很多晚上睡不着觉，生怕士兵把机枪偷去卖了。

　　岁入不足再加通货膨胀，政府的实际军费预算，一年比一年低，从1937年的13亿元，下降到1941年的三亿多，再下降到1943和1944年的不足两亿。

　　这点军费根本不足以供养350万国军。黄仁宇先生回忆道：

　　我在1941年在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军政部只能供应我们一套夏季制服。遇到天晴我们带着士兵在河中洗澡，一方面仍是赤着身体将衣服在河中洗涤，在树枝上晾干，以作换洗。迄自九月份才有军政处发下一笔前，说是另一套衣服之代今，可是发下来的钱就不够，滇南万山之中也无处购买，更缺乏交通工具。最后只能由我们师长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逾境去日本人占领的越南，买下一批白棉布，回头用土染醮成黄绿色，又缝剪为运动员式的短衣短裤以节省材料，至是我们官兵才有衣物换洗，其它捉襟见肘的情形，亦无不如此。(第44页)简单说来，即是苦肉计有之，空城计有之。军队里则采取包办制，凡经费覆盖之不及，只能由部队长用合法与不合法，合理与不合理的手段对付。一般情形设立官兵合作社，用军用卡车经商。各部队在城市里设有的通迅处与留守处，即是堆栈与分店。更不肖的军官则盗卖军械、贩卖鸦片。而结果很多部队里的士兵仍是衣不蔽体，医药设备也若有若无。(第162页)

　　可以对比一下美军的给养标准。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国境内逐渐有美军驻扎，从1942年的一千二百多人增加到1945年初的三万多人，其中主要是空军。美国大兵每天都要供应鸡蛋、牛奶、牛肉。《剑桥中华民国史》里谈到，支应美军巨额开支，也是战争后期物价猛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想想看，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兵,论费用开支足足抵得上500名中国兵！以中国政府那点军费预算，就算把美国兵的给养标准降低十倍，也只能供养一支几万人的部队，如何能满足守土御敌的需要？最后不得不降低标准，以维持军队的数量，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另一点事实也不能不注意。中国的在战争中得到的军援经援，打一开始就几十倍地少于英国和苏联。早在在中美英结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美国用于援助同盟国的租借物资，就只有大约1.5%分配给中国。1943年和1944年更降低到只有0.5%。1945年随着欧战胜利，这个比例有所上升，但也只有4%。

　　罗斯福总统曾说，“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

　　有人嘲笑中国军队不能象美英苏军队那样向敌军发动漂亮的大反攻，却不知这支军队是在怎样艰苦卓绝中与敌抗争的。从滇缅远征军的情况看，一旦中国军队的装备给养，接近对手日本，战斗力就远比对方强盛，绝不输于美英苏军队。

　　在八年抗战中，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是中国军队无力发动大反攻，而在于他们居然支撑八年而屹立不倒。以中国资源之极度贫瘠匮乏，公务员之极度穷困万状，军队之饥馁疲惫，居然以步枪大刀对机枪大炮，与绝对优势的百万强敌周旋，一连八年，始终不屈。这样的坚韧和英勇，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盟国能够做到。换成随便哪个欧洲国家，面临中国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早就投降了，哪里谈得上抵抗八年？

　　真正的勇士，有绝境中绝不屈服于强敌的坚定意志。在这一点上，中国比那个以武士道精神自命的大日本帝国，胜过万倍。与德、意两国比较，日本的投降最为窝囊，早在其作战力量并未丧失、本土完整无缺之时，就丧失了战斗的意志。曾几何时，“一亿玉碎”的誓词言犹在耳，两百多万军队尚可一战，这个不可一世的国家，便早早卑躬屈膝、屈辱万分、无条件地投降了。

　　最后，让我引用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人，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估计，超过六千亿美元，另外中国无数的文物与古迹，都遭到日军大量的摧毁与劫掠。

　　最后日本在中国战区共有一百八十万部队投降，日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限制在中国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些数据就是一个驳不倒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联合国四强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叙述可以受到观点的扭曲，但是数字仍然会说话。

　　是的，“历史的叙述可以受到观点的扭曲，但是数字仍然会说话”。当我尝试着从数字看抗战时，不禁对当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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