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窃听风暴》10周年对话导演：如何让历史经验转化为观众共鸣很重要
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精通三门语言、拥有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学位、身高超过两米的巨人导演至今只拍过两部长片电影，但全都赫赫有名。2006年，他自编自导的长片处女作《窃听风暴》讲述了前东德政府监视并控制该国艺术家的故事。此片上映后好评如潮，不仅让当时年仅33岁的多纳斯马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且该片至今还在IMDB“TOP250”等榜单上名列前茅。《窃听风暴》在中国同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豆瓣“9.1分”的口碑证明了此片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拥有“神作”般的地位。
而在此后，多纳斯马拍摄了一部好莱坞大片《致命伴旅》。此片由当时世界上身价最高的两位好莱坞巨星——约翰尼·德普和安吉丽娜·朱莉担当主演，配角中也有“007”提摩西·道尔顿和保罗·贝坦尼等明星。此片翻拍自法国著名电影《逃之夭夭》，后来执导《碟中谍5》的麦奎里也是本片的联合编剧，剧组可谓全明星班底。虽然《致命伴旅》公映后口碑不尽如人意，但它还是拿到了金球奖最佳影片等3奖提名，而《致命伴旅》在2011年2月的淡季在内地上映，其票房也高达1.36亿，这放到五年前的中国影市来说，并不是一个难看的数字。
但或许是受口碑的影响，多纳斯马从《致命伴旅》至今再没有拍摄过任何一部电影。而在我们的专访中，多纳斯马也谈到了他在好莱坞遇到的瓶颈以及目前他在中国积极寻找投资的状态。这位曾经风头无两的德国导演在经过几年的蛰伏之后，或许正处在归来的路上。
专访部分
聊《窃听风暴》：如何让历史与经验转化为观众共鸣很重要
波米：你觉得《窃听风暴》在10年前的成功是不是源于你最了解那段故事的背景和相关历史？
多纳斯马：对，如果你不了解一段历史或一个国家，实际上你无法单靠想象完成一部电影的，这太难了。
波米：具体来说，我知道《窃听风暴》剧组里的很多人都有过和角色完全相似的经验，比如男主角就真的曾在东德被监视过。
多纳斯马：是的，演员是有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一种转化。比如有些战争片的背景是当代人不可能经历的，但也可能拍成电影。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经历如何进行转化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翻译给观众。比如《窃听风暴》讲的是东德秘密警察进行窃听的故事，而大部分观众没经历过这个，但每个人小时候总有被父母偷听过对话吧？或者每个人都有不太自由的时期吧？如何把你的故事与观众的这些情感进行连接转化，这是唤起观众共鸣的方式。所以，找到最合适的情感转换方法是最重要的。
聊时下热点：侯孝贤说“拍新闻需要沉淀？”我非常同意！
波米：某种意义上来讲，《窃听风暴》其实是在讨论政治与艺术家的关系。你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如何看待和感受这层关系？
多纳斯马：艺术只有能自由表达时才是艺术，它得是内生的…我觉得…嗯…（沉默很久）
波米：那干脆我这样问好了，你觉得里芬施塔尔是个好导演吗？
多纳斯马：我觉得，她让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纳粹的）非人的理念——那些没有任何怜悯和同情的理念。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有意思的。另外纳粹政权的问题是他们对真实的民众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只关注特定类型的人，那些特别强壮、特别健康的人，这个政权并不是将国家进行整体考虑，而只是关心很少一部分人。那些符合他们理念的人。她却还能甘愿为之服务。而且我还发现，你是可以解码她的电影风格：很浮夸，自大、华而不实，打强光，但其实看多了也是一种审美疲劳，就像是在看一场健美比赛（笑）。刚开始看可能挺震撼，但过了一阵你还是想看普通人吧……
波米：现在“难民问题”是欧洲最为热门的话题，好像拍这个题材也比较容易拿奖。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就把金熊奖也颁给了一部“难民电影”：是意大利人拍的《海上火焰》；之前法国人也拍了部拿奖的《流浪的迪潘》；你作为德国人，有打算也拍一部德国难民电影的想法吗？
多纳斯马：我知道迈克尔·哈内克（奥地利导演）已经在拍了（编者注：《欢乐结局》Happy End），我非常好奇他要怎么拍……而你说的那部金熊奖影片我还没有看。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对这件事有我自己的想法。你要知道，目前在“前东德地区”仍然有很多经济问题亟待解决，那里的民生问题仍然很大，我们的政府从来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过那里的问题。所以现在政府的一些决策很不正常。一国如一家，我们这家人好比有三个孩子，现在还没人去照看最小的那个，比如陪他写作业什么的，也不能帮他做个面包带去上学……而这时这家的父母却突然说：“要不我们再领养两个孩子吧！”就因为我们要向别人证明我们可是个好人家……你懂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德国就处于这样的情况。
德国现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了，必须慎重的选择，尤其要考虑（难民）政策对本国那些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是否公平。另一方面，德国自古以来也不是资源大国，我们地不大、物也不博，没有石油、天然气、铝等等那些资源。德国能有今天，完全靠的是服务业和具有强大科研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而如果我们选择接收那些移民，他们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从业）能力，教育也要从头起步，就近年的事件具体而言，很多难民甚至是文盲，基本的读写能力都没有，他们要过很久才能参与到（德国的社会生活中）。而在此之前，他们就可能会愤怒、会不满、会绝望，德国的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被激化，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境。
而我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祖父和父亲这两代人，花了将近六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去打造那个共同体——欧盟。这就意味着某一个国家无法独立决策去做什么。我更倾向于认为（难民政策）是欧盟的决定，真的是欧盟的决定，是整个欧洲就关于难民的共同政策达成的一致。所以也不能把其他国家放在一边，德国自己拍板了。我们已经有足够多“德国自己决定的事”了（笑）。
波米：那你有没有拍一部难民电影的打算呢？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侯孝贤说过一句话，他说“将热点新闻改编成电影是需要沉淀的，创作者最好与之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多纳斯马：不好意思，这段话是谁说的？
波米：侯孝贤，一个台湾的著名导演。
多纳斯马：侯，孝，贤（重复念了一遍名字）……但总之，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非常同意。其实决定是否要开拍一部电影是要看创意和剧本的，而非一个什么主题或观点。你看，哪怕我现在对难民问题有如此鲜明的观点，我也不打算为此拍部电影去呈现它。电影不应该“主题先行”，还是应该看故事是否优秀，否则拍出来的片子一定很无聊。我想如果我要现在就选择去拍难民电影，那一定会很差劲。一个观点不足以拍成一部电影。
聊前作成败：《致命伴旅》不成功？票房可是成功了
波米：其实我非常喜欢《窃听风暴》，所以当时对你接拍《致命伴旅》感到有点惊讶。实际上你现在回头看，是不是自己也认为《致命伴旅》不是一部成功之作？
多纳斯马：这要看你如何定义“成功”。从票房的角度来讲，它可比《窃听风暴》成功多了（笑）。但我明白你可能指的是大家的喜爱程度或奖项方面的成功。
在有些时候，我拍电影是因为我确实知道如何去呈现一个好的故事，如何让它感染观众。但还有些时候，就比如像拍摄《致命伴旅》这种片子，它更像是去做一道好吃的菜。如果我选择拍摄这类比较光鲜的娱乐大片，那你要明白它的效果只是为了娱乐。当然，这里牵扯时间成本问题，每部电影都需要制作几年，所以有时候导演总想着两者兼得，但其实没那么简单。我知道前一类深刻的电影会让你在很长时间内赢得大家的尊重，但你要想清楚，拍摄另一类电影就是为了娱乐大家罢了。其实我有时回家打开电视，也想看那种更为光鲜的爆米花电影。
波米：从拍完《致命伴旅》到现在，这五年里你一部电影都没有拍，是拒绝了很多的剧本和项目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多纳斯马：没错，拒绝了很多。实际上即便是我拍的《致命伴旅》，那个剧本都有我自己的参与。我从来都更愿意拍由自己编剧的电影，我马上要开拍的两个电影也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剧本。
波米：很多导演在拿到奥斯卡之后都面临一个职业选择，或者以此为契机投身好莱坞，或者继续拍摄原来所擅长的那类电影。尤其对于你这样的非美国导演而言。当初你选择接拍《致命伴旅》的原因是不是希望投身好莱坞呢？
多纳斯马：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选择拍摄这类娱乐大片时，你会发现你是不可能有机会呈现什么个人表达的。所以在《致命伴旅》里我只是想呈现那些光鲜的元素，不想放进去任何个人表达和什么意义，所以你在那部电影里找不出任何类似“人性幽暗面”之类的元素。我当时就是在享受拍摄那部电影的过程，享受与茱莉和德普这种大咖的合作，以及威尼斯这样的美景，把这些漂亮的风景和颜值呈现出来，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波米：但无数人说过，在好莱坞拍戏几乎要天天开会，背后还有十几个制片人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尤其当你去执导高成本大片的时候……
多纳斯马：这一点确实很没劲，你如果无法完全掌控你的电影，这真的太无聊了。所以在未来我要拍摄的片子还会是由我自己完全控制。其实作为创作者的乐趣，就在于可以完整呈现出自己的世界观。而在好莱坞电影里，大概只有70%的世界观是创作者自己的，其他30%都来自别人的想法。
>>>>群访部分
记者：大家都注意到了你的长片电影非常少。
多纳斯马：一方面，我从来不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我要看到自己喜欢的题材才会选择去拍，也不会随波逐流。另一方面，我现在已经有三个项目都在筹备中了，这三个剧本目前都在开发过程中。虽然还没开拍，但应该会很快开机了。
记者：我记得你上一次来还见了陈凯歌。
多纳斯马：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11年初，当时是来华宣传《致命伴旅》，其实几个月之后我又来过一次，当时呆的时间更长，还去了上海和北京。几年之后，因为我有个表弟在香港，我和他从香港又来过大陆一次，去了更多地方。而这一次我两个月前就到中国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和其他中国的电影同行聊新电影的合作可能。
记者：能否透露一下你的新电影呢？
多纳斯马：抱歉，目前我们还没法公布，但我想应该快了。
记者：具体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呢？比如你和中方合作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多纳斯马：记者就是爱穷追不舍啊（笑）。这么说吧，我从小就看过很多中国的电影，比如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他们真正把中国电影呈现给了世界，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能在他们的电影里找到共鸣。
记者：你在牛津大学进修了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但最后选择当了一名电影导演。
多纳斯马：其实我很早就想拍电影了，我一直都对电影充满热爱，但最开始我不认识任何电影圈的人，所以我才想先去进修这些学位来尽可能的扩充自己的眼界，果然，在学习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和创作角度都非常不同了。
记者：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多纳斯马：这个问题太难了。哲学让我注重思考一些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其实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哲学问题。而且在你建立起哲学逻辑之后也利于你的剧本创作，剧本讲究起承转合，而我把结尾视为重中之重，我认为这些都来源于我的哲学逻辑。
记者：德国大师级前辈导演非常多，你认为哪一位影响你最深？
多纳斯马：其实我看过很多电影。但要说影响的话……因为每个电影导演的个性都很强，没办法产生实际的影响。比如一个女人如何能从一个模特身上看到影响自己的东西呢？我不知道。其实，我可能更多从其它艺术形式上汲取很多灵感吧，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德国的托马斯·曼，甚至是音乐家威尔第。这些人对我的影响都很深刻。中国人了解托马斯·曼吗？
记者：可能不算家喻户晓。
多纳斯马：那托尔斯泰呢？或者一些同时期的美国作家，比如海明威呢？中国人熟知他们吗？
记者：在中国的话，这几位作家的知名度显然比托马斯·曼要高一些。
多纳斯马：好吧，德国文化没落了。
（彭杉对此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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