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最安全的人，最不得人心

小说家平路曾以香港光华文化新闻中心主任的身分驻港七年，她身为小说家的犀利观察与亲住香港的人生经验，无疑是最能诠释香港现况的观察家。她为什么一直记得1997年交接大典上，陈方安生穿着的那件大红旗袍？红旗袍与香港西环中联新年挂着的大红灯笼，为什么让香港变成不敢乐观的撕裂社会？

这次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常常听到一个关键字“撕裂”，因为香港社会的确处于被撕裂的状态。新任特首既是林郑月娥，最重要的观察点是她上任后，香港社会的撕裂感会不会更加剧烈。

先说问题根源，来自于回归之初，北京与香港之间始终欠缺信任感。

香港与中国大陆，原本的体制、社会、司法、以及对民主进程、对公民社会的期待与想像都不相同。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一直存有港英政府的“余孽”；但对香港人而言，无论法治或基础建设，处处感受得到港英殖民时代的“余泽”，单就对殖民时代的情感与历史解释，就可以看出香港与北京之间的差异。

我一直记得（当时我参加“浩然营”的活动在香港），1997年交接大典上，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穿着一件大红旗袍。为什么要穿大红旗袍，其实是在“交心”，不只陈方安生，那段不短的时间，香港达官富商的夫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常是一身红，宁可撞衫或撞色，务必把自己穿得红通通的。另外，刚回归那几年，包括艺人出场的时刻，都一定会唱“我是中国人”那首歌，为什么这么刻意？背后，其实是心虚。如果香港人自觉一切很笃定，做中国人这么理所应当，便不需要去努力表态。

红旗袍背后的心虚

这种隐隐然的隔阂始终都在，包括大陆领导阶层对着香港人讲话，常会感受到一种错乱的节奏感。一般而言，领导已经习惯于他讲什么话，到了某个点上，台下就会拍起手来。但对着香港人，一则因为北京话与广东话的差异，再则因为香港人不习惯中式的官场文化，一切就显得不那么自然。反之亦然，譬如后来一任特首位子上的曾荫权勉强用北京话致词，说得丢三落四，节奏跟不上，也会出现类似的错乱感。

这种错乱的节奏其实是隐喻。为香港与北京的冲突埋下伏笔。

如今回头看，每一届特首重复同样的循环，几乎是尴尬的宿命：因为面对北京的不自然，觉得心虚，想要努力向北京输诚、表达他是北京的自己人，但愈是刻意表现，香港市民就愈是不信任这位特首；接着因为民意基础动摇，特首更觉得自己需要北京力挺，对北京益发曲意示好。这种循环在这一任特首梁振英身上，看得很明白。

林郑月娥当选恐怕更不乐观，林郑是北京钦定，但她的民意支持率极低，低到历任特首上任前的最低。或者就是因为是北京钦定，香港人一开始，对她究竟是面向北京还是面向香港已经存着疑虑，这份疑虑反映在她的选前民调支持率，也必然反映到她的日后施政上，简单说，大多数香港人从day one就没有投下同意票。她一旦坐在位子上，信任问题可能会愈来愈严重。

两列火车对撞危机，没有丝毫扭转

特首选举已经是小圈圈选举，如果北京放手，大可以給三個特首候選人公平競選的機會。曾俊華與林鄭月娥一樣，本來也是港府官員。但就因為曾俊華相對而言柔軟一些、公关能力强一些，比较受香港市民欢迎。有民意基础或民间声望的候选人，却注定让北京中央不放心，担心他挟民意自重；林郑月娥因为比较硬梆梆（rigid），中央觉得她效忠的程度不容怀疑，又因为她民意支持度低，非得紧紧靠着北京，所以北京愿意钦定她。却也因为被钦点，她发言就愈发要处处顾及北京的看法，听在香港市民耳朵里就愈发不顺耳，这似乎变成无可避免的循环。

香港与中国两地在许多地方原本存在许多不同，种种不对等的情况下，民间往来又构成冲突，冲突情势若是发展下去，像两列有可能对撞的火车。从这次特首选举，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足以缓和对撞的危机。

客观来看，北京应该以大事小、应该更放手、应该更宽容。但一来北京一党专政惯了，不习惯权力下放；二来对北京领导而言，香港“垂范”台湾的可能性，愈来愈看不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北京对香港有可能失控的情势失去耐性，处理的手段愈来愈少了应有的细腻。

这会让原本不该成为焦点的小事，累积民怨，变成问题的焦点。

其实香港人最担心的，就是香港人与香港社会的特质渐渐“被”消失，被大量的大陆来的移民与资金，再加上后面的政策，导致整个香港的特质被稀释掉了。高铁直通表面上是便利两地交通，但其实是政策，方便更多大陆人到香港来。又譬如大陆人移民到香港的“单程证”，审批权全由大陆决定。这类的事情，如果北京让出一点决策权给香港，其实结果没有差那么多，譬如“单程证”申请者的理由多是家庭团聚，无论是由大陆方面审批或者香港方面审批或两地共同审批，通过申请的人可能都差不多，但象征意义上，有机会参与审批，香港人会觉得被充分尊重。总要让香港人对自身事务，觉得还有一点“话事”的空间（我们说的话语权）。

二十年来这类话事的空间愈来愈被缩减，香港人的主体性眼看在消失之中，这正是香港从一个非政治社会，变得这么政治化的原因。说是愈来愈多香港人赞成分离主义，其实更类似一种直觉的反应，愈不给出声音，就非得要出些声音让外界听见。

谁放大了虚妄议题？

香港独立本来是不存在的议题，坦白说，香港几乎不存在独立的条件。但现在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结果，一个虚妄的议题，变成了现实环境的对照组，变成让人借此表达对现实不满 ，say no的选项。

社会所累积的不安，造成各种撕裂与对立，其中也包括年轻与年长世代的对立。雨伞运动后，年轻人变得更激进。香港传统家庭原本习惯的是安定、非政治、有钱赚就好（揾食艰难喽！），但年轻人认为，如果每个个人继续乡愿，没有机会说出政治诉求，香港的未来就没有机会。

世代间的对立，政治上亲中与民主、以及民主派内部的矛盾等等，让香港社会很容易小事就沸腾，整体社会茫惑不安，在商界、在立法会的场域等等，愈来愈习惯给人贴上标签、分别立场，一旦每个人都先有了标签，遇到任何事情就只剩下立场的对决。

香港社会是撕裂的状况，北京一度希望香港所谓“垂范”台湾的效果已经没有了，自从1997以来这二十年的变化，看在台湾人眼里，甚至有反作用。“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让人触目惊心。在北京眼中，同样也觉得“今日台湾，明日香港”，如果不强力控管，香港愈来愈像台湾，北京觉得更糟的在于，两独有可能合流，香港的情势有可能全面失控。

1997年时，如果你问我未来会怎样，我想不到情况会这么快起变化，想不到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会这么恶化，因为香港社会比较起任何地方，算是个很容易治理的社会。 香港人守法、有效率、运作上轨道，这是港英时期留下来的社会特质。所以1997年，北京拿到的香港不是一张坏牌。

然而，二十年看下来，北京其实颇为失败。因为北京对这颗东方之珠的社会规范生疏、不信任、不尊重也不融入，造成如今很难扭转的情势，真的非常可惜。毕竟，治理香港与治理大陆很不一样，大陆幅员广大，“维稳”放在第一位或是形式使然，客观说，如果替北京领导人想，整个版图差异这么大、那么多问题、如此广渺的国家，有些经济发展议题时间表推前，有些民主议题要往后排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个已经高度秩序、现代化发展，有其自主能力自行运转的地方。给予香港多一点自主性，包括普选在内，这样的经验将有益于整个中国逐渐民主化。

颇为可惜的是，回推至二十年前，我相信北京的意愿其实不是不想在香港好好做，做给整个世界看。只可惜因为不习惯、 不熟悉、不信任，遇上北京僵硬的体制，尤其底下的人体仰上意，执行面很容易选择宁左勿右（譬如西环北京派来治港的官员都怕出错）。每一仼特首的选择看得最清楚，愈是刻意选一个看似安全而服从的人，注定就是不得香港民心的人。

历史中充满了必然与偶然，有时候是不必如此的吊诡。香港的情势不必如此而变成如此这般，如果情势继续恶化下去，有一日放在时间的河流里看，对“东方之珠如何变成一个黯淡的中国南方城市”，不论是现在回顾过去二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再回顾现在，这个命题将令人叹惋。

如果上述黯淡的前景成真，未来回溯地看，这次的特首选举将是其中一个失策的例子：目前林郑在不符合民意下出线，对北京而言，她任期内只得一路力挺，很容易因为小事酿成治理危机，到时候一切归咎于北京钦点，很容易激化香港人对于北京的怨怒。总之，硬要扶一位民意与亲和力皆有疑义的候选人坐上特首，对北京，恐怕并不轻松，并不是值得庆祝或必然符合长期利益的结果。（陈一姗采访整理）

来源：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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