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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干不过薛兆丰

周航 还是不举手就发言 202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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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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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条消息,“得到”在北京三源里菜市场办了一场薛兆丰新书的艺术展,刷爆朋友圈,主题是《菜市场遇见经济学》。而在这之前薛老师在“得到”上那门经济学课程就是最受欢迎的订阅内容。


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付费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能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 20 多万的用户,而同样以普及经济学知识为使命且凝聚了一流经济学大师和企业家的人文经济学会,几年下来却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 初心纯粹,足够努力,就可以吗?



人文经济学会由茅于轼茅老在 2012 年发起,经济学家张维迎、陈志武老师等经济学家担任理事,也有梁建章和我这样的企业家参与。当时成立的初衷很纯粹,就是面向普通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为什么大众需要了解经济学基础?在我看来,相对于数理经济学而言,人文经济学首先是“通俗经济学”,目的在于启发民众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而非研究为主,这点我认为对孕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至关重要。


传播经济学知识,倡导客观理性的价值观


人文经济学会是茅老退休以后的第三次创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茅老在 60 多岁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70 多岁创办了富平保姆学校,又在 84 岁高龄创办了人文经济学会,这几个都是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所以,当年完全是以公益之心发起学会,并坚持了六年之久直到今天。


我们不是不努力,尤其是茅老的创业精神一直鼓励着大家,这几年,学会有专职的人员打理,会定期举办经济学家的公益讲座,也定期在公号发布经济学的科普文章。可是,即便我们有这么好的组织基础,即便我们有这么好的初心,也付出了实际的努力,却离我们的使命很远,甚至你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组织,但你有更大的可能性听说过薛老师在“得到”上的经济学课程。


从学术研究来看,他或许不能算经济学大师,甚至文人相轻,有些学界还看不上他的学术研究和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这门课。从解决问题的目的来讲,我们和薛老师开设课程向大众解读经济学是相似的;可是,为什么薛老师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人文经济学会光资金就投资了几百万,而别人用很少的成本就得到了几千万的收益,效率是我们的百倍。于是,我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思考。



■ 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

你赚的钱就越多



我发现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学会是按照公益的逻辑在做事,而薛老师的课程是按照商业的逻辑做事。在自由市场中,你通过创新制造了一个产品,目的是要让用户买单,如果要让更多人买单,那么一定会极其关注用户,从用户的出发点研究产品。同时,你也会极其关注效率,思考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卖出更多东西,自然就会有更强的动力寻求最有效的平台合作。也就是说,由于利益的驱动,一切以用户为中心去设计产品。


商业与用户形成双赢的完美闭环


这样一来,商业利益和用户所获的价值就构成了一个双赢的完美闭环:我努力做好一个产品,做好服务,就是让你满意;你通过购买行为给我回馈,我们之间就达到了双赢的局面。所以,没有人会指责薛老师,说你动动嘴皮子就能赚这么多钱。我相信大部分用户会认为自己花 199 元,就能获得北大经济学的课程,这很超值。“得到”互动区的用户留言大概有几千万字,充分说明了用户对课程价值的认可。


这门课程增加了运营平台的流量,薛老师也赚到了自己人生中从未赚到的钱,这是商业多么有魅力的地方。因为没有人会强制你消费,这 5000 万收入就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正像张维迎老师对市场的经典描述:“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多少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 相比免费的公益

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那公益做事的逻辑是什么呢?过去十几年,抱着服务社会公众的心,我做了十几年公益。我是阿阿拉善的理事,后来又创办了戈友基金会,总之大大小小的公益组织参与了很多。现在我几乎不怎么参与公益活动,这并不是说因为时间或者精力的原因淡化了公益,只是我觉得往往公益组织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却不那么注重效率。公益从业者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做的是一件多么崇高的事业,我们的付出是支持别人的事业。有句话说,“劫自己的富,济别人的贫。”可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


全球最大的私营基金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去过比尔盖茨·梅琳达基金会,在那里我看过捐助清单。我发现即便是全世界最大的私营基金会,也没有特别注重效率。他们在描述自己公益业绩的时候,依然习惯于说自己付出了什么,捐赠了多少资金,也没有说明真正解决了哪些问题。


其实,很多公益组织都会把自己的付出作为一种业绩的评判标准,而不注重产出结果。也许他们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崇高的事业,至于这个问题最终是否会得到解决,那择日再说吧。回顾历史,我还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上任何一件重大的问题,是通过公益的方式解决的。


现在企业也流行做 CSR,习惯于把企业捐助了多少钱作为公司的一种指标,好像出资了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企业文化相比别人也更有情怀。再低级一点的 CSR,是把公益作为企业公关的一部分,但依然没有人会关注最终的效果,没有人对致力于解决某个问题抱有真正的使命感。


在经过这样的对比和思考以后,我就不怎么参与公益,因为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商业的内在逻辑,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同时自立。我也终于明白,在解决同一件问题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做不过薛兆丰,是因为我们做的方式不一样:他是商业,我们是公益。在自由市场中,公益的产出不知要滞后商业多少倍。


走出去,才能改变|《东方华尔街》


刚刚,我又打开了“得到”,发现薛老师的经济学课已经升至27万人订阅。顺着往下翻,互动区的用户留言少则几十字,多则上百字,看到其中一个用户说:“东西不够,就选择最好的;互相依赖,就要找最靠谱的;需要协调,就信任最智慧的。”他说自己订阅了这门课,就像在得到上开了一条新干线。


我们又该如何开辟一条自己的新干线呢?我继续开始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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