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拟对象的谱系学：数字对象理论的序曲

拟对象的谱系学：数字对象理论的序曲

内容摘要：如何思考对象问题一直是哲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从启蒙早期开始，人们已经基于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来思考对象，而这种二分体制下的对象实际上导致了某种特殊的“似自然物”或“拟对象”的发生，当代法国理论家塞尔和拉图尔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架构经过不同行动元所形成的拟对象问题，但是拉图尔缺少一种总体的维度，导致他的理论成为当代的莱布尼茨主义。相反，西蒙东从关联环境下的对象的个体化和具体化来引申出现代技术对象的问题。这样，拉图尔和西蒙东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去思考今天的诸多数字对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将数字对象同时视为一种行动者网络中的转化器和关联环境下的个体化，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拟对象，我们才可能理解数字对象的独特性。

谈起对象或物，往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印象，一杯水、一张纸、一只小狗、一台机器、一幢建筑。在以往的哲学中，这些对象物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与作为主体的我们并存的被动的客观性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模式只能以被我们的意识或我们的行为所认识或激活。而在这个认识或激活背后，存在着一种实在论式的根基，即有一种无法为我们意志所转移的惰性。然而，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徉徜于网络空面，面对大数据和云计算所形成的的新的空间和界面时，这种基于传统主客体二元论和实在论根基的哲学是否仍然可以帮我们洞悉其中的一切？

一、自然与社会：现代体制下的“似自然性”

1959年9月，英国科学家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两种文化》（TheTwo Cultures）的讲座，对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表现得极为忧虑。这两大集团一方面是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将自己树立为现代社会进步的标榜，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科学文化”。在人们看来，科学家往往带有一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他们将自己的锋芒指向一个那个自然界，正如斯诺本人所说：“科学进程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会成为主导，科学战斗往往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动机中获得最初的冲力。”而被斯诺视为分裂的另一极是人文的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们不同，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那种冲动和乐观，他们对现代社会更多充满着忧虑。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活所处的现代社会，并不是一种像自然一样的给予物，而是人类自己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也正是出于人类自己的有限性，充满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科学家们努力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面对自然，去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不同，人文知识分子的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去摆脱现代社会的藩篱和羁绊，在斯诺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的卢卡奇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去突破和摆脱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约束，实现一种“摆脱社会的自由”。这样，科学文化或者人文文化（斯诺称之为“非科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且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发展，这道鸿沟也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

当然，斯诺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早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思想家。早在十七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就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已经进行了一场争论。在法国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中就提到了著名的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的真空泵的实验研究产生了巨大争议。因为波义耳的科学不再是简单诉诸一种数理的推论，而是坚持用实验室的方式将某种事实展现出来，与之前的实验不同，波义耳更关心他所需要的实验是否能被人们所看见。“波义耳的设备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即在一系列构思巧妙的封闭空间和容器的帮助下，它们能够使观察者看到玻璃试管内部的情况，并允许人们引导甚至控制实验的发展。”这样，波义耳树立的是一个现代实验科学程序，即科学结论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学、数学和修辞学（这些学科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充当科学的主要依据），而是“依赖于一种准司法性的隐喻：在实验场地获得可靠之人、可信之人甚至是有钱人的证言，就可以证实事实的存在。”简言之，波义耳的实验程序梳理的不是以某个人的权威或者看不见的演算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而科学的依据在大家共同能够观测得到的事实（fait），也正是波义耳的事实权威成为他与霍布斯争论的焦点，而霍布斯批评波义耳的基础恰恰是哲学。而在美国科学哲学家夏平（Shapin）和谢弗（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Air-Pump）指出：“‘每个人自做的实验’是经验。霍布斯说过，由于这只是‘感官和记忆’，实验在由此经验的人心中产生确定性，但却无法产生集体的确定性，而那是哲学的特权。”说得更确切些，霍布斯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社会权力关系构造的利维坦哲学。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哲学研究自希腊兴起之后，意见互异，问题纷杂，除自然物之外，亦涉及到的政治，人人各取所好之议，每每视旁人之见为异端，然异端不过一己私见，不涉真伪。”[，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基于自利算计的公民将权力让渡，在契约之下，将关于问题的决定权让渡于契约形成的利维坦之下，而这个人工建构的利维坦，而不是波义耳的事实，成为确定真理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在霍布斯的命题下，关键的不是事实和经验，而是算计和权力，而最终对于事物对象及其真理性的裁量，让渡于一个非自然的人造物——利维坦。

事实上，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如何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对象问题，而是将对象撕裂为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自然对象，在以波义耳为代表的科学家之下，决定自然对象的是科学性的客观事实，它们需要在实验室树立的标准程序之下，将某个对象转化（translate）为一个科学的对象，并纳入到现代科学体系的话语当中。而在另一边，是社会或政治的对象，霍布斯的对象更适合用政治或法律的范畴术语来把握，更多地我们需要将对象视为一种社会联系，正如拉图尔所说：“利维坦仅仅是由公民所构成。简言之，除却社会联系，别无他物。或者说，多亏了霍布斯及其继承者，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社会关系、权力、力量和社会的含义了。”[2]P33在拉图尔和夏平、谢弗等人看来，所谓的现代性的诞生是两套平行的体系，一套是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体系，另一套是依赖于赤裸裸的利益算计的个体（naked calculating individual）所达成的契约而造就的社会或政治体系，一边是波义耳的空气泵，一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边是试图摆脱人类社会污浊的纯粹自然，一边是完全依赖于公民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连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真理既是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偏见的纯粹自然规律，也是一种基于各种算计而达成最终协议的人工产物（语言游戏），这两套体系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拉图尔那里，这是一种对称性的人类学（碰巧，这也正是拉图尔影响力最大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的副标题），而在法国新一代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那里，这就是自然与人类本身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

然而，这种彼此对称的自然与社会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缔造了互为颠倒镜像的科学体制和人文体制，也塑造了两种对应的架构对象的方式。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那里，是先天的观念首先建立了我们认识的基本框架，也只有在这个先天的框架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具体的物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具有了关于房子的概念，我们才能在现实之中将某个物视为一个房子，相反，倘若没有这个房子的范畴或概念，房子就不可能作为对象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也不能形成我们的意识。费尔巴哈试图颠倒这个关系，他将这种做作的观念论改造成为一种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在后来的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问题也恰恰是现代性这种二分的另一种表象，即在他坚持一种只能被我们感性直观所把握的自然对象的时候，虽然克服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再返回自身的观念式循环，但是他选择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式的自然对象，即一种纯粹化而不受人类意识干扰的感性世界的形式，正如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那样：

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马克思的评论对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以及那种十分坚持自然对象和社会（或人为）对象区分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让自然存在物可以通过科学方式来纯粹地加以认识，无论是科学上的实验方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实际上都试图将自然对象加以提纯，变成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社会而纯粹理解的对象。马克思随后以德国莱茵地区的樱桃树为例，告诉这位学究气十足的费尔巴哈，他眼前所能直观到的樱桃树，并不是因为樱桃树是自然直接的给予物，恰恰相反，是因为德国莱茵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处于商业上的利益，人们从其他地区将樱桃树移栽到莱茵地区，德国教授的眼中才能直观一种叫做樱桃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持是一种从具体的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来架构现实对象的方法，从而以此来克服自启蒙以来形成的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分裂。自然对象的纯粹化，以及我们能够以纯粹直观的方式来审视自然，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正如拉图尔指出，只有在波义耳和拉瓦锡的化学之后，氯化钠的提纯才在化学上成为可能，作为盐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的氯化钠表面上是一种自然对象，但确实是一种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一个更为精准的例子是货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研究了商品的二重性之后，将目光指向了货币这种特殊的对象。显然，无论我们是从纯粹自然的角度，还是纯粹观念的角度，都无法深入理解货币的本质。作为对象的货币，在根本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它依赖于商品交换体系，马克思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货币有着天然物外衣（如金银或其他贵金属），但是它却表征的是一种被掩盖的社会关系，货币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如果我们将货币的纯粹物质形式孤立出来，得出的绝对不是货币，而是一个特殊的自然物（贵重金属）。相反，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即作为对象的货币，恰恰是因为它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网络关系中起作用而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成为一种杂合物（hybris），它同时包含着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的表征。

不过，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特殊对象的存在，它构成了二元对称现代性的一个中间项的杂合物，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使用一个特殊的概念，将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提出的纯自然对象和政治或社会对象区分开来。不过，在后来《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与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在这个层面上，张一兵教授将货币对象解读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物的社会存在物，张一兵教授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的原意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某种特殊性，即人类主体社会生活颠倒地表现为非主体的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化经济力量奴役的自发进程，人类主体异在地表现为客体经济过程的人格化，所以人类主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就如同无主体的自然进程一样，变成了不以人类主体意愿为转移的类似自然史的过程（我在这里称之为‘似自然性’）。”这里的使用的“似自然性”或“似自然物”正好可以用来弥补马克思在概念上的这个空缺，简言之，在现代社会中二元对称的人类学的谱系下，在表面上我们获得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然物或人为物（社会物），但实际上，这种纯粹的自然物和人为物依赖于一个更为根本的中介，这种中介不仅仅同时由自然成分和社会成分杂合而成，它也位于自然和社会那道难以弥合鸿沟之间，成为二者间唯一的沟通路径，就如同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和人类社会交往链接起来的恰恰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以物与物的关系来表征人与人关系的货币，货币就是最典型的杂合物，也是看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最为自然的东西，仿佛它有着自己的自然规律和属性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似自然性”或“似自然物”是对现代体制下的货币这种特殊的杂合物最好的说明。

二、拟对象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似自然性”翻译为英文，可以翻译为quasi-naturality，这个词的用法，很接近于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和拉图尔的一个关键概念拟对象（quasi-object）。无论在塞尔那里，还是在拉图尔那里，拟对象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物或对象，而是依赖于一种建构的体系所生成的对象。

实际上，拟对象概念的产生，与法国独特的结构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过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洗礼之后，整个社会过程和结构被视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宣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直接将从主体层面来把握自然和历史的可能性排除了。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真正决定对象的，并不是那个被称为主体的东西，相反对象的属性和内涵取决于它在一个具体的结构网络中的关系。例如福柯将对象直接转化为一个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结果，如福柯曾以一本手中的书作为例子，而进一步指出：

我手上这本作为对象的书，收缩在这个限定它的平行六面体当中，它的统一体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它只能通过话语阈（lechamp de discours）来建构、指示，最终得到描述。

福柯的意思是，所谓的对象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它依附于一种话语体系，福柯说：“每一种话语，依次建构出自己的对象，它一直会起作用，直到实现对象彻底的转变。”这里的关键在于，和罗兰·巴特一样，福柯认为对象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构型建构出来，重要的不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话语与对象的关系，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只能在话语构型中来理解。这样，对象与一种抽象的话语构型或者话语布局（dispositif）构成了一种神秘性的对应关系，物-对象是在这种特殊的布局或构型成为对象的。而后来的鲍德里亚的《物体系》（Lesystème des objets）实际上也正是秉承了福柯这种从话语或象征符号角度来架构物的方式，也就是说，真正的架构不是物的架构，物所形成的体系根本不是物自身的物质性或功能性的体系，而是一种符号性的体系，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体系。鲍德里亚说：“我们所有的实践对象都关系到一个或多个结构元素，但与此同时，它们不断摆脱技术的架构，走向它们的第二重意义，摆脱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抽象’体系。”鲍德里亚这里批评了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仅仅将对象看成是技术对象，而不是文化和符号的对象，从而为他重新从文化结构上来建立“对象体系”（即物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也与福柯一样认为，对象只能在话语和符号构成的体系中，物才能成为具有某种意义和内涵的对象，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只能还原为话语和符号之间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才能成为一个对象的物体系。

从福柯和鲍德里亚对物或对象体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对象并不是一种稳固的实在。它的实存，依赖于一个体系。更准确地说，对象的实存实际上是相对于某个实存模式（le mode d’existence）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福柯才强调对象的实存是“可变的”和“相对的”。

2.福柯和鲍德里亚所依赖的实存模式是话语或符号的实存模式，这一点在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以及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问题在于，对象和一种作为看不见的框架基底的话语或符号体系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符号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依附性的增殖？显然，无论是福柯，还是鲍德里亚，甚至其他坚持从符号结构主义来理解对象的法国思想家来说，对象与语义符号和话语结构被神秘化了。在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物理属性和社会功能的二分之外，福柯和鲍德里亚都额外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符号和话语的领域，这个领域被结构主义认为是凌驾在自然和社会二分之上的，并具有支配性的价值，鲍德里亚说：“基于这样一种抽象以及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趋于体系化的趋势，这样一种分析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反过来也是对生产的社会逻辑分析，在符号的普遍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鲍德里亚坚持认为在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存在一个符号价值，在鲍德里亚这里，传统的以抽象的交换价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以符号交换为核心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符号的肯定性价值作用之下，产生了功能性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意义操控，由此，意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物化观念。其中存在着要素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表现方式是将符号体系扩张到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对意义的操纵之中。所有压抑性的和还原性的权力体系的策略都已经在符号的内在逻辑中显现，同样也在交换价值的路基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显现。”

因此，在福柯和鲍德里亚那里，对象就是符号所架构的对象，所有的对象物最终都需要被还原为一种符号的结构体系，并且在这种符号体系之外，对象无法获得任何其他的意义，这种被符号或话语架构的对象，事实上已经脱离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变成了三元关系，而这种用来消弭自然和社会分离的符号体系，恰恰被建构为一种同时与自然与社会分裂的第三体系，成为一种神秘化的权力。

或许，这正是塞尔和拉图尔等人对福柯不满的原因所在，尽管塞尔和拉图尔也坚持认为对象必须在一个关系的网络中构成，但是，从一个外在于对象，以及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外的话语体系来架构，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的问题。对于塞尔来说，即便没有福柯意义上地方话语体系，或者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体系发生作用，对象仍然会将自己建构为一个有效的体系，这种方式更多不是语义性或话语性的，而是体验性的。在《万物本源》（Genèse）塞尔说：

我体验过这些对象而不是看到这些对象。我认为，我是听到这些对象，而不是看到，触摸到，也不是想象到这些对象。我听到这些声音，却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也猜不出这些声音从何而来。听觉的归并能力胜过了分析能力，耳朵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当然，我用耳朵、颞骨、锥部、鼓膜和耳廓来听，但是也用我的全身和我的全部皮肉来听。我们沉浸在声音之中，就和在空气和阳光中完全一样，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声音的漩涡之中。

一个“漩涡”，一个声音，触感，乃至身体与万物结合在一起的漩涡。在2017年新书《火与故事》（The Fire and the Tale）中，阿甘本对此评价道：“我们不能将主体和对象思考为一个实体，而是要看成在生成之中的一个漩涡，它们唯一具有的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在漩涡中，它拥有了自己的形象、姿态和运动”。在漩涡当中，所有的对象生成为一个具体化的形象，并在其中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正如阿甘本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形象，并不是稳定的，一旦存在着另外的漩涡，这种形象也会随之而改变。我们再次面对了福柯所强调的对象的“可变性”和“相对性”，不过，在福柯那里，对象的相对于具体的话语体系而变化，在塞尔这里，对象是相对于一个身体性或者体验性互动的漩涡而发生变化。

在这个互动性的漩涡的基础上，塞尔界定了他独特的拟对象的概念。在《寄生》（Parasite）中，塞尔以白鼬为例，说明了这种体验式的漩涡网络关系：

白鼬味道很大，闻起来像臭鼬，而臭鼬多为杂交。那么白鼬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回到其属性上。白鼬喜欢吸兔子的血，它会跟随兔子跑到兔子洞穴里，它会压在兔子身上，噬咬兔子的鼻子或脖子，吮吸兔子的血。我们可以驯化白鼬，这样白鼬不再是野生品种。我们拿驯化的白鼬来捕猎，就像使用秃鹰和鹰隼一样，我们寄生于它们。我们给白鼬带上嘴套之后，让白鼬进入兔子洞穴，吓傻的兔子们会四处逃窜，然后兔子就会落入到设好的陷阱。再说一遍，这是网络中的一词漂亮的演化。

在这里，被驯化的白鼬已经不是在自然界中自由自在吸食兔子血的白鼬，而是变成了一种与人的共生结构，驯化的白鼬，成为了人类捕捉兔子的工具，而白鼬也形成了与人类的依存关系。这样，这种循环的白鼬，在人类的驯化和成为人类捕捉兔子工具的行为网络当中，成为一个拟对象，塞尔说：“拟对象并不是对象，因为它不是主体，因为它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他是一个拟对象，因为它标示或指示出一个主体，没有拟对象，主体就不成为主体。”简言之，白鼬、兔子、捕猎者成为了这个行动网络的中的漩涡，白鼬的驯化是的在这个漩涡中成为一个拟对象。我们同样可以说，货币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拟对象，因为购买的主体，在没有作为拟对象的货币时，他便无法完成购买的行为，因为也无法将自己建构为一个行动的主体，所以货币是在整个商品交换活动中，而不是在抽象的符号和话语中被建构为拟对象的，它的拟对象存在模式依赖于商品交换中，各个人与物之间的行为关系，而货币被建构为各个行动者和物之间的中介通道。然而，商品经济下的货币也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中介性关系。在后来的拉图尔看来，货币的存在模式已经从简单的中介物（intermediary）变成了一个转化器（translator），也就是说，一切人与物，都必须经过这个特殊的拟对象的转化器来转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过程，一般等价物即作为转化器的拟对象，成为另一种掌控整个自然和社会对称性结构的控制器或算子（operator）。

塞尔的分析已经让之后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露出了雏形，在八十年代，巴黎高科矿业学院的两位学者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以及来访的英国学者约翰·洛（John Law）基于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面的集体工作的方式，提出了ANT理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斯德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细菌，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不仅仅是巴斯德本人的发现，其中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相互交流彼此的发现，以及实验室里的模式的更替，以及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后，同行以及专业学术机构可以很快地认可和接受巴斯德发现，使得巴斯特发现细菌的事件成为一个行动者-网络。拉图尔说：“将它们联系起来需要工作和运动。这些东西并不是在逻辑上关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按照一种特殊方式展开的。巴斯特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停止工作，让自己忙碌一些他交给别人去做的基础性工作。他或许也会在某一刻‘退缩’——事实上他已经迟疑了。他或许不会选择狂犬病作为他第一个病例，他或许会认为约瑟夫·梅斯特的案例不足以建立一个研究所。……然而他做了这些事情，成为了一种运动，也正是这些东西定义了他自己，巴斯德。”巴斯德、他所选择的实验室的同行、那些对巴斯德的研究提出质疑的人、以及作为巴斯德第一个病例的那位叫做约瑟夫·梅斯特的孩子，甚至最终作为发现成果的细菌，还有最终制造出来细菌的疫苗，并成功接种的那些病人，都构成了这个偶然而不确定的行动者-网络的整体。因此，拉图尔这样来描述他的行动者-网络：“于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出乎其间的中介节点组成的巨大的星状网络所带来的行动。它由诸多关系所组成：首先是依附关系，其次才是行动者。”那么，最终为巴斯德带来巨大荣耀的细菌，实际上是这个行动者-网络的拟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行动者-网络，不仅仅是巴斯德不可能发现细菌，甚至我们无法看见、无法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到细菌的存在。细菌，作为一个拟对象，依附于巴斯德的行动者-网络，而拟对象就是一种在这个网络当中形成的自然和文化的杂合物。

三、走向数字对象理论

尽管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概念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数字对象的理解，即数字对象依赖于一个产生于数字技术时代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衍生出某些拟对象，而对数字时代物质实在和精神主体的理解，都需要通过这些转化器转化为一种被各个中介节点所把握的对象。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行动者-网络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差别关系？在某些地方，有人曾用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来比喻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其改造为行动元-块茎（actant-rhizome）理论，拉图尔表示这个说法他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关心的实际上是非常细微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元，而所谓的整体无非是在偶然情况下，这些行动元可以在某种关联下聚集为一个关系网络，对象就是在这个以行动元为基准的网络中形成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种先于这些行动元而存在的整体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作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realism）的代表之一的格拉厄姆·哈曼（Grahamharman）曾经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批评：

拉图尔完全没有单一整个世界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不过是世界衍生出来的碎片（有可能他的血浆理论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似乎将血浆看成是一个无形式的总体）。事实上，他的那些特殊的行动者彼此是完全割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两个对象如果要发现联系，就必须要一个中介——我们从来不会从巴门尼德那里听说需要这么一个中介。

或许也正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引起了太多争议，在2013年的《实存的各种模式研究》（An Inquiry Into Modes ofExistence）中，拉图尔似乎没有继续用行动者-网络来作为他唯一的思考模式，对于行动者产生的争议，拉图尔保留了最简洁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世界的实存模式。拉图尔说：“从现在起，研究实体的第一种模式需要另一种实体的实存，我们记作NET，即网络。在整个研究中，为了避免发明新词，我决定保留传统维度上的一些习惯用的名词——如法律、宗教、科学等等；然而，一旦我想要给出这些词的准确含义时，我就会使用三个字母的写法。”，新的NET的模式，就是拉图尔用来打开其他12种实存模式的“钥匙”，不过，在哈曼看来，尽管拉图尔极力摆脱人们将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批判为新的单子论，但是在《实存的各种模式研究》实际上仍然回到物与物的关系，仍然丧失了对非关系的实在性的把握。正如哈曼所说：“尽管拉图尔提出了的新的模式计划十分重要，但它仍然用来思考整个世界，而对世界的思考需要一种外在于任何网络的非关系性深度。”换言之，拉图尔的失误在于，他首先将彼此分离的行为者或行动元看成预先给定的东西，整体的网络是他们经过中介物链接的结果。相反，对于哈曼这样的思辨实在论来说，一个世界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彼此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变现为一种无法被辨识，无法分割的无分差（indifferent）的世界，对象或个体并不是先天地从其中析离出来，它从其中的分离，或者某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分离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拉图尔显然将这些前提条件当成自然而然的给定。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重新从形而上学上阐释了对象在世界上的发生。在2006年出版的《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中，他从集合论的角度论述了对象是如何在世界上发生的。在巴迪欧看来，对象是一种特殊的集合，它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孤立的存在物，相反，对象从世界中的分离，需要一种函数或指标，巴迪欧称之为超验的实存函数Id，Id规定了某种属性，而一旦在世界中符合该属性的元素都被汇聚为一个内在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巴迪欧意义上的对象。巴迪欧的对象定义是：“已知一个世界，我们所谓的世界的对象，是由一个多和这个多的超验指数构成的配对。”在巴迪欧的对象概念中，需要一个界定属性的函数Id，这个函数与实在中的某些元素组合成的集合对应，让这个集合变成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对象，在本体论上，这有点类似于集合论数学中的分离公理，但在根本上，在巴迪欧看来，对象的形成依赖于那个可以决定其是否可以实存的函数Id，这是一个配对关系，也就是实在世界中的某个符合函数的集合A与函数Id的对应，写作（A,Id），成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再是拉图尔意义上的拟对象，而是巴迪欧意义上的真原子（atomeréel），这个真原子构成了巴迪欧所谓的“唯物主义假设”（postulatedu materialisme），由于实在的集合A与超验上的函数Id的对应，所有能够确立起来的对象都是“真原子”，从而确定了所有对象的实在性。

不过，巴迪欧关于对象的考察，实际上没有真正面对技术所产生的生产性变化，在这个方面，巴迪欧成为费尔巴哈的现代映射，尽管巴迪欧的超验函数确保了一种预先给定的行动个体的状况，并用函数的模式让对象从一个未分化的世界中析离出来，但是这种析离是一种类似于静态直观的析离，而对于突然出现的事物，巴迪欧完全诉诸于一个不能预测，也不能及时得到认知的事件，而在事件之后，由于新的超验函数被确立起来，使得新的对象（A’,Id’）得以确立，而这个新对象与之前的对象是断裂的关系，但新对象仍然符合巴迪欧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假设，是一个真原子。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没有巴迪欧意义上的断裂性事件，我们是否就无法去生成一个新的对象，甚至是一个非“真原子”的对象。实际上，在2006年出版了《世界的逻辑》之后，所引起的最大争议，正是这个唯物主义假设和作为真原子的对象，也就是说，一旦对象都是真原子，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近乎静态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迟钝地等待着难得一见的事件的降临。

面对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带来的变革，思考数字技术的对象更适宜的资源恰恰是之前被鲍德里亚嘲讽过的西蒙东。相对于鲍德里亚带有南方外省农民式对技术的反讽，将一切技术，尤其是符号技术看成进一步奴役人的工具，西蒙东对科学技术则充满着狂热的憧憬。在1958年出版的《技术对象的实存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techniques）中，与拉图尔直接将对象看成一种既定的关系下的拟对象不同，西蒙东更愿意将技术对象视为从抽象技术对象变成具体技术对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对象从一个关联环境（lemilieu associé）个体化或具体化为一个对象的过程：

在一个集合中，技术对象的个体化（individualisation）原则就是在一个关联环境中发生周期性因果律（causalié récurrente）的原则，所有技术对象都有周期性的因果律，它们彼此分离，又彼此连接，从而保持独立于关联环境。

如何来理解西蒙东这段文字？首先，技术对象既不是一开始就给定的，也不是某个主体将其创造出来的，在西蒙东那里，主体也不是一个具有优先性的概念。相反，技术对象是在关联环境中生成的（devenir），这个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德勒兹的思考。所谓生成，并不是任意的，在西蒙东那里，技术对象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定性，即周期性的因果律，这决定了技术对象不同于自然对象，“它拥有内在的严密性，是一个封闭的因果体系，并周而复始地在其封闭的内部循环，此外，它整合了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将其作为其发生的功能条件，因此这个部分也参与到其因果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将西蒙东的技术对象概括为如下几点：

1.技术对象并不是预先给予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西蒙东与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的给予现象学保持了距离，简言之，技术对象就是此时此地在世界中发生。

2.技术对象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西蒙东所谓的“关联环境”，关联环境是让技术对象发生的外部环境，并在技术对象发生之后为自然世界提供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关联环境来把握和理解技术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关联环境很类似与福柯和鲍德里亚所说的话语构型和符号体系，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关联环境不一定是语义性或符号性，它可能就是技术对象与外部关联环境之间的直接触发（affect）关系。

3.技术对象的生成关键在于个体化或者具体化。即技术对象必须具有一个内在的周期性循环的因果关系体系，也就是说，个体化代表着技术对象具有了不同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独特的逻辑体系，这不仅仅是技术对象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外观，也具有自身的内在运行因果关系结构，正如西蒙东以三极管为例说明三极管的出现，并不是二极管的延续，而是颠覆了之前“电极之间不可逆性”这个外部前提，“从而可以让电荷穿过真空”。这样，三极管的出现，所基于的内在逻辑恰恰是“颠覆电极之间的不可逆性”，从而让它本身区别于二极管，以及其他半导体元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三极管并非是一种隶属于二极管，它是一个独立于关联环境，具有自己独立的循环性因果关系的对象，于是，作为技术对象的三极管个体化了，这就是技术对象的具体化和发生。

相对于拉图尔的莱布尼茨主义，西蒙东的技术对象的发生学更类似于斯宾诺莎。实际上，十分崇拜斯宾诺莎的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Jakob von Uexküll）假定了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之间区分之前，存在着一个无法用认识和言语来表述的源世界（Umwelt），在这个源世界中，没有任何先定的可以贯穿这个源世界的逻辑，在尤克斯考尔那里，所有对象都是“自在的封闭统一体，它们是从环境（Umgebung）中作为样本的一系列元素和‘标记’选择出来的，而研究者看到一个动物也就是从构成环境的语义中找出其承载者。”尤克斯考尔对生物环境中的动物对象的出现，直接影响到西蒙东的思考，在他后来的《人与动物》的讲座中，西蒙东就强调人与动物的关系不应强调是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而是人跨国了某道门槛，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心理学因果状态”，从而“人的个体化不再遵循其他所有东西的规律，而是实现了突然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个体化，从而可以在源世界或关联环境中，将自己生成为具有独特逻辑的对象，也同时将与之相区别的动物对象化。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蒙东的技术对象实存理论，实际上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思考数字时代的特殊的技术对象。首先，数字对象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的关联环境，这些环境决定了数字对象是以电子技术以及高密度集成电路技术为关联环境的。然而，当我们今天可以使用支付宝、微信、腾讯QQ等数字时代的产品，甚至当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络将我们购买行为进行数据运算，成为一个大数据资料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数字对象已经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关联环境。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也认为在今天的数字技术背景下，的确产生了一种不同以往，不同于传统哲学所设定的对象样态：

从现代对象思想角度来看（古典时代的实体观念），数字对象是有问题的：这个对象既不是经验的对象，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直观的对象……数字对象是由给定的数据组成的，但这个给定不能从让-吕克·马里翁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他重新将给定作为一个现象学概念。数字对象是由数据、元数据、数据形式、“本体论”、以及其他形式组成的，这些东西都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这样形成了一个编制了各种关系以及各种对象的数字环境。

按照西蒙东的设定，独特的数字关联环境的出现，已经为我们在今天讨论数字对象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如许煜在他的《数字对象的实存》中列举了从IBM在六十年代创造GML语言开始，为网络信息技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程序性基底，1991年，确立了标准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在这个新兴的标记语言之下，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创新，也是全面的算法和网络协议的更新，这个关联环境，可以让诸多符合其因果关联的对象从中生成出来。于是，当我们谈论某个网站页面，如亚马逊或淘宝的时候，这些对象实际上都是依附于HMTL的数字对象。正如许煜所说：“HTML从一种文本表达变成了某种拟软件（pseudo software）形式……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对象之内，形式概念已经成为计算的技术趋势，而如今它亦成为普遍化的标准。形式是抽象的蓝图，而标准则是具体的对象。”

我们站在一个面对数字对象的门槛上，西蒙东、拉图尔、斯蒂格勒、哈曼、许煜或许正在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这是一个序曲，因为数字对象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从实体（Substance）或真实（Real）角度来认识对象的路径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对象纳入考察。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数字对象甚至不能简单从鲍德里亚的虚拟和拟真对象来考察，这里并不具有真实和虚拟的二元论，因为虚拟对象即便是信息与计算机技术制造的结果，但在内在周期性因果逻辑上并没有触动之前的关联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对象仍然是一个旧范畴。真正的数字对象的问题，我们今天去面对第三方支付，大数据计算，乃至将我们每个人的实存数据化和计算化，需要从拉图尔的拟对象和西蒙东的技术对象重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同时从行动者-网络中拟对象和关联环境下的周期性因果关系角度思考数字对象的确立，而这条道路只是刚刚为我们开启了一道缝隙，而它的降临势必会为我们带来关于对象理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