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高级记者痛砭时弊：滚滚红尘，何处安放“书生气”？

滚滚红尘，何处还可安放“书生气”？

陈东升

因浙大120周年校庆引出“书生气”话题，有感触，有想法，也说几句。

如吴飞教授所回忆的一样，年少时，父亲也曾说过我的“书生气”，意谓我少不更事、还不成熟。及至成年，才知道父亲那时的言语中蕴含着多少对儿子争气、成才的期盼。

只不过今非昔比，当今社会，红尘滚滚，何处还可安放“书生气”？

这是个追求效率的年代，也是个追求成功的年代。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权力，就是资本，所以，滚滚红尘，追名逐利也就成常态。

 一些从商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所有的关系，所有的努力，似乎天经地义都应用来为利润最大化服务。

一些为官者，追求的是仕途，是官阶，崇拜的本来就是职务、就是权力，口是心非、人走茶凉也在情理之中。

一些靠知识谋生的劳动者，也把获取金钱、捞得实惠作为自己从业的第一目标。

当医生的，首先考虑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大处方；搞装潢的，首先考虑的不是和谐得体，而是如何宰你一刀；当教师的，首先考虑的不是教书育人，而是升学率几何奖金多少；做记者的，首先考虑的不是报道真相，而是如何从职务行为中获得个人好处。

在社会呈整体趋向世俗的时代，何人能免？

可怕的是，滚滚红尘，已向着昔日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大规模地进发。

近年来，见多了识字不多的土豪摇身一变，以MBA，以博士，以兼职教授，以高校董事的身份，夸耀于人前，招摇于世间。

在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人的欲望、野心、狂妄会无限制地膨胀，会以为有钱就有一切，会口吐狂言、声称要灭了谁谁谁的全家。

仔细一想，如果没有本该纯净的高校投桃报李、心有灵犀的配合，如果没有大学校长在夜总会与土豪勾肩搭背、举杯狂饮，谁能如此？谁又敢如此？

这几天，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是浙大校庆。

一个有着120年历史的著名大学，校庆时所引以为自豪的不是竺可桢，不是费巩，不是于子三，不是浙大西迁时的筚路褴褛，不是浙大世代传承的求是精神，而是美国什么大厦怎么为校庆亮灯，是校友认捐了多少多少亿元，实际上，它已向世人宣示了它需要什么、在追求什么。

世俗化的大学并非浙大一家。

不说中国人民大学被世人所普遍诟病的招生丑闻，也不说北大被中央巡视组查出种种违纪的不堪，就说2016年底吧，中国政法大学一如往年搞了一次法治政府百名排名，浙江宁波居然位居第一。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早在那年3月，宁波市市长卢子跃因贪腐而锒铛入狱。

这一颇具黑色幽默的评选结果只能告诉世人两个选择：要么是，市长腐败，并不影响政府法治；要么是，腐败市长，也能够带出一个法治政府。

就是这个卢子跃，为官二十年，从永康一小吏起步，而东阳副书记，而兰溪市长，而临海书记，而丽水市长、书记，而浙江省副省长，而宁波市市长，历经十一个领导岗位，一路贪腐，一路升迁。

检察院指控卢子跃干预司法、以权代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二十年受贿1.47亿元。

我算了一下，平均一年受贿进账近千万元。身为人民公仆，如可如此如入无人之境，无本万利、钱色双收，谁再谈“书生气”，谁就是神经病！

据说卢子跃口才甚好，为官多年，也曾在台上滔滔不绝讲过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但老百姓一旦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背后是如此的肮脏不堪，知道一个曾经的市委书记几十年来一直在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一直在习惯性地撒谎，谁还会再相信他说的那些鬼话？

一个腐败官员的撒谎并不可怕，但如於兴中教授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从官员到商人，从律师到法官，从教授到记者，都普遍习惯于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甚至于撒谎，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不诚实的社会。

不诚实的社会连基本的诚实都容纳不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书生气”又从何而来？

什么是“书生气”？

在我看来，就是单纯、较真、正直、善良；就是青灯黄卷、腹有诗书、不谙世故、狂狷不羁；就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天下为己任，以是非为原则，心中有理想，身上有傲骨，不奴颜婢膝，不趋炎附势。

在一个权贵精英和资本精英联手当道的年代，何处还容得下“书生气”？何处还需要“书生气”？

连一些老师自己的“书生气”都丧失殆尽的当代，要求学生身有“书生气”，既是一种苛求，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书生气”。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世道已如此世俗，如果大学毕业生真的“书生气”十足，恐怕连就业谋生都会有困难。

不说自主创业，也不说去企业应聘，就说公务员考试吧，录用考试之过程，就是一个认同主流价值观、一个去个性化的过程。因为，每道题目的标准答案早已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你“书生气”？你连机关的大门都进不了！

允许“书生气”存在的时代，是一个自由、宽厚、兼容并蓄的时代，是一个“能不忆唐宋”的时代。

严子陵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因为汉武帝的宽厚；魏征能直言进谏，是因为唐太宗的宽厚；李白能“皇帝召唤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是因为唐玄宗的宽厚；有宋一代，文人学士能针砭时弊、畅所欲言，是因为开国之初，宋太祖早就立碑为誓：不杀士子。

但如果，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弥足珍贵的“书生气”又从何而来？

其实，在烦躁喧嚣的年代，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所缺的不是“书生气”而是信仰。

记得人民日报社卢新宁先生写过一篇《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曾轰动一时，广为流播。但终其全文，我也不知道，她所尊奉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信仰就是“周一至周五去赚钱，周日去上帝前忏悔。”信仰就是心有未知，心有敬畏，心有悲悯，心有虔诚，心有绿洲，心有感应，无论何时，人都应该坚持正直善良、关怀同类。

也曾猜测过我的前生，总觉得我的前生应该是一名“书生气”十足的江南才子，静若处子，动如狡兔，在阳光下翩翩骑行；或一袭长衫，几卷诗书，衣袂飘飘，如玉树临风，飘然而至。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猜测、梦想和希望。

生活在这个时代不是我们的错，但在世俗化的时代，我们可以做最好的自己。

这世界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坏，这世界也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好，在矛盾、纠结中前行，才是这社会的真面相。

在世俗的时代，可藏起我们的“书生气”，但不必掩饰我们的书卷气，那是教养，那是礼貌，那是儒雅，那是风度，那是春风大雅，那是秋水文章。

在世俗的时代，可藏起我们的“书生气”，但千万不可忘记我们的初心、职责和使命，那是良知，那是正义，那是拔刀相助，那是拍案而起。

冯友兰先生曾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境界高低取决于觉解程度的深浅。

在红尘滚滚的当今，我们改变不了他人，但可以要求自己。

天地境界，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2017年5月25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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