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逸舟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在主权和安全领域面对的，不止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有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最典型的有三种：一是新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对于中国西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破坏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性多样、内部差别极大、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和分化阶段的新兴大国，几乎世界上所有类似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表现，都不敢掉以轻心。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外交新高地》，用这个名称想说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从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成为公认的地区强国，现在更向全球性大国的高度攀登。“新高地”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你看到更大更美的风景线，看到了过去在半山腰，更不用说在山脚下从来不可能想象的好处与机遇。另一方面，“高处不胜寒”。接近山顶的时候，风呼呼作响，登山者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有着在半山腰或山脚下不曾觉到的冷寂。中国目前就是这种特殊状态。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发展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与盲区？如何建立与现时代适应的新增长方式？什么是我们应当扮演的国际角色？中国的大国形象如何构建？逐步强大起来的中国如何避免美国霸权那种讨人嫌的形象？我们对未来全人类的发展、国际进步有无新的贡献？
近30年来，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国外，海外利益占据了我们国家利益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每个人的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像十七大报告强调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发展和整个世界密不可分。这里有一组数字。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1949年到1979年，中国人一共出国28万人，平均一年不到一万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干出去的，很少因私出国。出去的都是领导人、谈判代表、大使之类。到现在，整整30年了，有什么变化呢？从数字上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一年就有将近4000万人出境。从过去一年不到一万人，现在一年4000万人，翻了多少倍！
我们看到了一方面的机会，更多的收入在海外实现，百姓更多的好处与国际事务有关系，中国国家利益更大部分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海外利益受到各种威胁，人身财产在海外受到损害的大量事例，看到中国经济高度对外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看到中国过去一段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也有重大局限。
单就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度讲，可以察觉一些难以持续、不如人意的因素。比如，从1993年之后，中国从一个石油输出国变为石油输入国，到后来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现在我们消费的石油中有将近一半需要进口，而进口的多数区域及国家属于国际安全领域里有风险的地带，如中东海湾地区、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中国南海地区。一旦出现大的战乱或海盗袭击事件，我们的海上运输线就可能中断，原先的供货合同就不能按期执行。同样情景也可发生在铁矿石供货方面。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一大钢材生产国，但同样有一个极其脆弱的软肋：我国钢材生产所需的铁矿石2/3需要进口！且不说价格上容易受人摆布，单是安全性方面就成问题：往坏处设想，假使运输铁矿石的船队受到海盗袭击，或者被假想敌国的舰队拦截，我们的钢厂就可能停摆，工人可能会失业！
上述假设提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我们过去这些年GDP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对地球矿物资源的大量采掘之上的；一旦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这类量的扩张将自动停止下来。如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它转变成科技带动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模式，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中国现实面对的各种国际纠纷也无形中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基础。
近一时期，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过一段时间的审议，到今年5月份阶段性的上报海基线期限的来临，涉我主权的争端一下子多起来了，一会儿是日本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驱赶我们的渔船，一会儿是菲律宾的议会通过决议把中国黄页岛划归它的领海范围，再一会儿是马来西亚的总理到中国的岛屿上宣誓主权。不久前越南把我们南沙群岛某一部分开辟为他们国内的旅游支线。韩国外交部门和中国磋商的时候，说你们的黄海海图画的有问题，等等。它们显示出中国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即存在主权争议的诸多邻国。
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大概只有俄罗斯这么一个欧亚大国，横跨两大洲的国家，它的邻国数量超过中国。但是俄罗斯有一点也不及中国，即在我们众多邻国中间，有争议的、有主权纠纷的数量，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国有多少主权纠纷呢？从历史上到现在，大体上和十多个邻国有各种主权纠纷，在不同地区、不同地段、不同海域、不同礁石、不同经济区、不同大陆架有争端。目前，还有十个“引爆点”，其中陆上主权争端还有两个国家，海洋上还有八个国家。
这些纠纷不是今天出现的，但今天处理纠纷的方式与“二战”前不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再弱小，会在主权问题上放弃要求。全球1/3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端，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和领导人马上被国人、后代视为丧权辱国，这个国家军队的颜面也没了。另一方面，再大再强的国家，也不可能简单重复战前的逻辑，即依靠武力强行夺回有争议的地方，单方面重新划界。二战后总体趋势是，武力使用越来越不时髦，诉诸国际法、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如果想以赢得多数的方式解决主权争端，就不能靠蛮干。
中国在主权和安全领域面对的，不止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有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最典型的有三种：一是新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对于中国西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破坏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性多样、内部差别极大、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和分化阶段的新兴大国，几乎世界上所有类似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表现，都不敢掉以轻心。
新时期的第三大挑战，涉及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形象。且不说外部的压力不断上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确实也需要认真想一下，随着中国更深入世界，看到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着眼于未来的人类发展和全球进步，我们国家到底准备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我们的中长期国际目标，如何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在国内方面，有各种发展纲要，如三步走、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计划与步骤，有相应的投入和安排。但在对外关系中，我们的纲要是什么，怎样在保证自我发展和安全需求的前提下，使占全球1/5的中国人口对世界有所贡献，对不合理的国际现状有所校正，逐步引导21世纪的人类发展进步？
比如，联合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根据惯例，历任副秘书长都有中国人担任。除了这类规定好的常任理事国待遇外，总体来讲，中国属于大国里在国际组织中出任高官，掌握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机会比较少的一个国家。陈健大使是中国高级外交官，担任过近六年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说在联合国这些年，深感中国实际影响力与国内公众想象的有距离。比如，秘书长派往全球各地执行重要使命的特使、代表、斡旋，每年有40多个，都是副秘书长级的，却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联合国有18大系统，包括维和、难民救助、WTO等，在陈冯富珍女士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尽管中国的一位律师当了WTO的法官，中国一位将军任西非维和部队的战区司令，北大林毅夫教授当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但比其他大国占据高位的数字少了许多。这方面，甚至比印度、墨西哥、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大国都弱。
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是拙著《中国外交新高地》讨论的内容之一。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国家能力中间占的比重太小，它多少影响了中国的形象与国际能力。北欧五国把他们国民收入的0.7%左右，全世界最高的比重，直接投入和用于外部世界，比如用于印尼亚齐分裂问题的谈判，用于斯里兰卡和平进程，用于国际难民救助，用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等等。
以上这三个挑战是我们决策者或相关的机构必须要考虑的。第一种挑战是让中国富起来，第二种是拳头大起来，第三种是中国人给外部世界做些事情。有人说把自己管好再说吧。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让少数西方国家决定世界未来，中国人真要为世界、国际社会尽一点义务。中国努力推进和谐世界的过程，不止是中国人民自己富裕起来的过程，也是把和谐世界的口号变得有实质内容、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过程。这一过程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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