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

费孝通（1910—2005），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马凌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专攻社会人类学。回国后，他一直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的《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好评。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87年到1990年，我有幸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边区开发。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恩师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也总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费孝通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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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年轻时代的费孝通。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凌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费孝通与王同惠。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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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孝通的众多著作中，第一本应该读的是《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只有六七万字，是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由费孝通整理完成的。吴文藻评价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如此完整和精练，这是费孝通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

《花蓝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第一本实地调查成果，《江村经济》则是第二本。细品《江村经济》，可以发现费孝通调查研究的新动向。他跟随马凌诺斯基学习两年，特别是参加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讨论，学科基础日渐雄厚。博士毕业后，费孝通立即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于1938年10月底辗转到达大后方昆明，任职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此后不久，费孝通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了内地农村调查。《云南三村》注重类型加比较，代表着其文化研究思想的另一次跃进。如果说，费孝通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想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研究的话，那么《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则代表他的文化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马凌诺斯基给《江村经济》写的序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马凌诺斯基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江村经济》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此前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一下子把它运用到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第二层意思是此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所谓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民族或进行殖民地调查，而费孝通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或许可以说始于马凌诺斯基的这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其“根”可能就是从这个序言开始种下的。

其实，马凌诺斯基还说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最欣赏的就是《江村经济》所包含的对人类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尤其是这本书不是静态的文化结构研究，它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而且是社会科学如何去推动变迁的研究。我把这个序言反复揣摩，终于悟出了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而《江村经济》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能有如此影响，正是基于此。

我曾经跟费先生开玩笑地说：“先生，你的《江村经济》是社会学谈经济，我的《羌村社会》才是正宗的社会学研究，你只关注了父系血缘的社会功能，我看出了母系血缘的平衡功能，你的书不够全面。”当时，老先生哈哈大笑着说：“有意思！”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跟恩师论高低，但那种爷孙般的自由讨论，想起来就让人心热。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前言，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学人类学，绝不是为换个洋学位，搞一个高雅的话题，他是实实在在想改变这个社会，“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马凌诺斯基非常欣赏的地方。

费孝通写道——

“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江村经济》显示出了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二个趋向，即引导型文化变迁，我们的学科要干什么？就是要让社会更美好，积极地引导这个社会向美好的方向去变迁。从那以后，费孝通一直都在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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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我这一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那代知识分子是怎么面对改造的。1948年4月，他跟张东荪、雷洁琼等一起来到西柏坡，在解放区，他们一路上看见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打着红旗，没有一个当兵的押送，拉着粮食、枪支弹药，如滚滚洪流般向前。

费孝通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是因为他们得人心。为什么能得人心，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江村经济》最后一章说：“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国民党政府说得多做得少，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是农民太贫困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源。

费孝通看到了一支完全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洪流，他被彻底地震撼和征服了。从那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其研究始终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引导性社会文化变迁。

1957年，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江村，调查成果在《新观察》上的连载还未完成，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捡起了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78年，他第二次上大瑶山，接着三访江村。沿着这两个点的追踪调查，开始了“行行重行行”的研究，形成了他晚年的两条调研线索：一个是边区开发，一个是城乡关系，并为此坚持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就提出要下好全国人口这盘棋，要有边区和城乡两个“眼”。1984年，他正式开始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在内蒙古农牧结合部的调研中，他发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失衡”，即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环境的失衡。通过对包头钢铁厂调查，他发现“既要包钢还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

沿着城乡关系这条线，费孝通从三访江村开始，逐渐从村上升到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农工相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根据各地发展经验的实地调查，他总结出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还有中原农村的庭院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由此再上升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他最早提出规划南岭开发区及九加二的珠三角大开发。

1986年，费孝通在兰州说：“我展望西北的前途，如果通向西部的市场前进的话，不仅是青藏高原，还有新疆，甚至国外的中亚细亚和直到中东的那一系列国家。你们确有广阔的天地，比沿海地区更优越。”1991年，他在《凉山行》中提出攀西开发区设想，“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激活古已有之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如今已经演变成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1990年，他在天津以“口与腹”为比喻，提出了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设想，如今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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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1990年他80岁生日时提出来的四句话为标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全球化，1997年，费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其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1998年，他退出公职，开始对影响其学术的几位名家大师进行了系统回顾，重新体味了他们的文化思想，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探索进入“文化自觉”阶段，这也成为他学术人生的最后议题。

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写道——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就在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家里没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为此，他提出“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性问题，民族地区的文化失衡现象更令他忧心忡忡。

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者率直地向费孝通提问：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口只有5000人的鄂伦春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之中，生产力比较低，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的尖锐提问，使费孝通浮想联翩，他不仅亲自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同江等地考察，看望赫哲族同胞，发表了题为《小民族 大家庭》的文章，而且还积极推动国家民委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调查和“兴边富民”行动。进而联系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衡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他深刻体会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他出席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先后发表题为《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讲话。

通过重读学科经典，特别是反思几位恩师的学术思想，费孝通对毕生的文化研究作了深刻思考。从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发现和分析，进一步领会史禄国“心态”和认同层次上的文化意义，他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要打破学科边界，从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反思文化问题。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概括为“三级二跳”。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从农业文明逐渐走进工业文明。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中国又迅速进入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文化变迁的奇迹，但相应遗留的问题也特别多。“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

因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费孝通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和而不同

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调查研究和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结构层次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与美国学者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

作者：徐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西藏智库专家，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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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文字：徐平

制作：姚晓丹 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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