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学校存废之争：有学校多年招不到一个学生
被寄予“矫治者”社会期望的同时，中国的工读学校数量在半个世纪以来缩水过半。新京报记者近日探访这一特殊“生态圈”时发现，目前工读学校面临招生难、教师待遇低、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北京有的工读学校甚至已经几年未招到一名学生。
专家建议，工读教育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应从提出申请、受理申请、作出裁决三方面，完善学生就读工读学校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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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上举手提问。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逐渐淡出的名词
在近年发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工读学校”这一名词事实上已淡出了很久。
工读学校，后改称专门学校，是国家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开设的特殊教育机构。被送到工读学校的青少年中，多数犯有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矫治这些行为，成为工读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国内各地先后开展工读教育，到1966年左右，全国工读学校数量超过200所，工读教育迎来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工读教育为题材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热播，工读学校因该剧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剧中几位工读学校老师通过各种方式教育一群少年犯，带他们寻回失去的世界，重新树立起对社会和生活的信心。原作者柯岩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体验了两年的辅导员生活，书中的四合院校舍、老教师群演等场景和情节均取材于此。
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国的工读教育逐渐消声匿迹。
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国内法治环境改善，以及公众保护青少年权益的意识提升，人们开始质疑工读学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读教育的公平性，也担忧进入工读学校会给青少年贴上“标签”，社会上出现了“去工读化”的声音。
为改善工读学校发展状况，同时也为了保护学生声誉，1994年5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工读学校可以挂两块牌子，对内称工读学校，对外改为普通学校名称。此外，对工读学校学生不再称呼“工读生”，并且学生毕业后保留原校学籍。
然而，工读教育的特殊意义，令“去工读化”无法彻底实现。
“15岁是未成年人不良及违法行为的高发年龄段，因此最重要的干预时间是15岁前，而特殊学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会选择。”在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看来，14岁以下的孩子出现违法行为，本身已经意味着父母的养育存在严重缺陷，应该将孩子送往工读学校教育。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分析报告也表明，62.63％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却是力不从心。由于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为14周岁，且只涉及“八种重罪”，如果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由于其未到法定年龄，一般不进入刑事起诉和审判程序。
李玫瑾表示，在此背景下，工读学校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为重要。有必要赋予工读学校一定的强制力，在早期对违法犯罪的孩子进行矫治。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放在课桌上的水杯。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精确到分钟的作息
肖建国对“工读学校”的记忆始于童年。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任教30年的校长，对这所学校最初的印象是一个个“冰冷的大铁门”。因为害怕里面“很厉害”的孩子，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肖建国都会扶着校门外的南墙往回走。
如今，令童年肖建国生畏的“大铁门”和它背后的军事化管理制度，依旧是当今工读学校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记。
在工读学校就读4年，杨牧被没收了5个手机。他就读的朝阳区一所工读学校采取全封闭的军事化式管理，周一到周五学生吃住都在学校，周五晚上由家长接回家，下周一再送回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的作息也有严格规定——每天早晨6:20起床，7:00吃早饭，8:00上第一节课，11:40中午饭……晚上8:30到9:20洗漱熄灯睡觉。
这所学校的校园里时常有安保人员巡逻。将近100米的教学楼走廊入口和尽头，两侧楼梯对面的墙壁上，都安装着1个摄像头，无死角监控着走廊内的每个角落。
接近中午12点，10余名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排队走出教学楼，来到学校食堂门口，“稍息，立正！一二三四！”喊完口号，学生陆续走进食堂就餐。
类似的军事化作息管理也在海淀寄读学校实行。整理内务、跑操、上课……从早上6:20学生起床，到晚上9:50熄灯，每个时间段学生做什么事，都有严格的规定，时间规划细化到分钟。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正门。 校方供图
学生稀少的学校
王钰是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学生会主席，正在学校开设的职高读高三，即将毕业。来到这所学校前，他在海淀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二，由于性格叛逆、打架闹事、经常逃学，年级主任建议家长让王钰到工读学校就读。王钰的父母带他来到海淀寄读学校参观。在了解学校的情况后，王钰和父母同意转校。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工读学校招生以自愿为原则。据肖建国介绍，学生转校需经过学生、家长和原校同意，并填写入学信息表，由工读学校和原校盖章确认。
这一招生方式，源于1999年出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此前工读学校招生只需经学校报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报教育部门批准，可以强制实行。这部法规将原先进入工读学校的标准改为“在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或原学校提出申请，且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也就是说，工读学校招生不再具备强制力。
“自愿原则”之下，很多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入工读学校。
肖建国表示，不少家长觉得工读学校名声不好，孩子送进去以后会被社会“贴标签”，即使孩子出现了违法行为，家长也不愿意做此选择。
过去50余年间，国内工读学校数量不断减少。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统计，与1966年的200余所学校相比，数量下降过半。
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工读学校有93所，北京现存6所工读学校，且都存在招生难题。
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工读学校的老师称，学校初中在读学生不到20名，授课老师共有13名，师生数量比接近1比1。海淀寄读学校是学生数量比较多的，初中加职高六个年级也仅有280名学生。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该区一所工读学校已有几年未招到一名学生。
招生难题在其他地区的工读学校也很常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抽样调查的国内21所工读学校中，多数学校的在读学生不饱和，有两所学校甚至没有学生。
▲远眺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 校方供图
专职师资的缺口
工读教育“矫治者”模式的实现，需要克服的另一难题，是师资。吸引新教师加入工读学校，一直是肖建国心中的难题。
“爱”字当头，决定了教育工读学校的孩子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学生周一至周五都在学校度过，与之相对应的，是老师们几乎全天候的陪伴。班主任每周工作日在校时间长达70-80小时，并且要轮流值夜班当宿管，与学生同住在学校。
宋薇在1998年来到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任教，曾连着当了四年班主任。她曾与28名学生一起住过一个宿舍，也曾为了寻找逃学的学生跑遍了北京清河地区的网吧。她说，这儿的学生过得很幸福，但老师比较辛苦。
宋薇说她最亏欠的是家庭。“做了班主任，就很难平衡工作与家庭，对家人的亏欠太多了。”周一到周五，这里的每位班主任日均在校14-16小时，如果轮到值夜班，晚上也不能回家。按照学校规定，班主任每学期要对每名学生至少家访一次，这些工作基本都需要在节假日完成。
工作时间长、精神压力大、教育学生难度高，与此同时，教师在待遇上却没有获得对等的补偿。除了基本工资，工读学校的老师有一笔“特教费”。海淀寄读学校的老师每月可以得到1000多元的特教补贴。但老师们觉得，与付出的时间精力相比，这项补贴远远不够。
教师招聘方面，目前也没有专门针对工读学校特殊教育特点的政策。肖建国说，受政策限制，学校招老师需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假如录取三名老师，可能笔试第五名的才最适合工读学校。”肖建国说，工读教师最重要的是对学生有诚意，其次综合素质、管理能力要强，成绩不一定要特别突出。
几方面因素综合，导致工读学校在招聘教师时吸引力远不如普通学校。据教育部统计，2006年到2017年，工读学校数由74所增至93所，专任教师数由1603人增至2177人，但平均每所学校仅有23名教师，工读学校师资仍存在不小的缺口。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制作的非遗手工作品。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凌晨两点的谈话
对于社会“矫治者”的角色期望，肖建国和海淀寄读学校一直在尝试践行。
在王钰转学第一天，他的班主任陈老师就注意到，这个男孩子的眼神“特别凶狠”。当晚，陈老师找他谈心，两个人一直聊到了次日凌晨两点，聊多年内心的压抑，聊此前对学校和家庭的不满……王钰从一开始的有所保留，到滔滔不绝。
“我对老师有了信任感。这种感觉过去从来没有过。”王钰说。
老一辈工读教师留给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校训，是“爱”字当头。“爱生敬业、主动担当、团结协作、坚守奉献，它在支撑着我们走下去。”肖建国说。
这位校长相信“爱”的力量。他发现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家庭教育和关爱的缺失是一个主因。“这些年接收的学生，近一半都在家庭方面面临问题。”
父母离异、重组家庭、隔代抚养的情况在学生中十分常见。肖建国认为，缺少父母完整的关爱，容易导致孩子形成孤僻、叛逆的性格，从而引发犯罪行为。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分析报告显示，在2015至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这些孩子的家庭多数存在不良因素，留守家庭、离异家庭、流动式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比例位居前五。
李玫瑾认为，工读学校隔离了违法未成年人原先所处的不良环境，补充了普通基础教育的不足以及原生家庭缺失的情感和性格教育，可以让违法未成年人处于多重保护和教育中。“良好的工读教育能够帮助这些孩子重新找到自我价值，寻回他们失去的世界。”李玫瑾说。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们在上体育课。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转变”与“回暖”
“叛逆少年”王钰渐渐有了一些转变。
来学校之前，他压根不知道爸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进入海淀寄读学校后，他每年都会为爸妈准备生日礼物。
毕业后的出路是工读学校学生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不少工读学校在校内开设了职高，为毕业生继续提供职业教育，由学生自愿选择。王钰也不例外。每逢周末，他还会做一些兼职，如今生活费基本能够自理。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近两年教育部以及天津、贵州、吉林、河南等地出台的校园欺凌治理方案，均明确将“工读学校”列入其中。工读教育仍被视作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
对此，李玫瑾建议应完善学生就读工读学校的法律程序，可从提出申请、受理申请、作出裁决三方面改进。
她提出，将未成年人送入工读学校时，应采用多种方式。如果一名未成年人已经辍学或者既失去家庭监护，又不在法定义务教育年龄，游荡在社会中，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可由警察向少年检察部门提出申请，由少年检察部门进行审核，并向少年法庭提出送入工读学校的申请；如果未成年人在普通学校学习，但在多方面出现严重行为问题，并且扰乱学校课堂秩序，影响其他同学，可由校方的德育室向警察提出申请，警察负责向少年检察部门提出申请；家长要是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失控，可直接向学校的德育室、社区少年警察提出申请。
此外，把违法少年送入工读学校的裁决应由少年法庭完成。李玫瑾认为，少年法官依法审理所有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律诉求，也应包括是否送入工读学校的提请。在审理这一提请时，可请相关人员到场，包括家长或代理监护人、原学校德育老师、将要进入的工读学校负责老师、负责社会调查的工作者、负责心理评估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师、当事人。
近年来，工读学校的数量有所回升。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在册的工读学校有93所(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26所。在地域分布上，目前工读学校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增加了3个省(自治区)。
工读学校的存废之争，如今倒向了一边。
（应受访者要求，杨牧、王钰、宋薇均为化名）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吕银玲
编辑 陈康 张太凌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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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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