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特楼”：40多位科学家与65岁的历史建筑
中关村科源社区距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不足一公里，房价每平方米十多万元，门口的北四环车水马龙。
与周围的喧嚣不同，斑驳的树影下，科源社区穿着白色背心的老人摇着蒲扇围坐在一起聊天，有人下棋，也有老人坐着轮椅，静静地看着远处健身器材上嬉戏打闹的小孩子。偶有邮递员背着绿色的邮包，从一棵据说是郭沫若亲手种下的雪松旁匆匆经过。
这棵雪松曾看见人们把13号楼前的空地建成了小花园，每当春天到来，住在楼里的科学家纷纷合影留念。后来，居住的人越来越多，这里变成了自行车棚。
上世纪50年代，为安置著名科学家和海外归来的学者，科源社区13、14、15号楼建成，后被称为“特楼”。位于中间的14号楼最早建成，左右两侧的13、15号楼像14号楼的两翼，横着的两个“L”左右对称排开。
这里曾居住了40多位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包括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一家长居于此。他的夫人李佩生前一直呼吁保护“特楼”，84岁时，还曾专程前往中科院找院领导谈这件事。李佩当着院领导的面，默默写下“特楼”里居住的科学家的名字。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和他的妻子、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一家也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九十多岁时，别人提议让她搬到更好的房子中去，何泽慧说：“哪儿也不去，除非上八宝山。”
6月21日，这三栋楼被公示为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
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颜基义说：“‘特楼’像是中国科学的神庙。”
全文7851字 阅读约需16分钟
▲视频｜中关村“特楼”列为北京历史文物 曾住过8位“两弹一星”元勋。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ID：wevideo）
“洋气”
1954年，最先建起的是14号楼。
这座三层的灰砖小楼如今在周围其他楼房的映衬下并不显眼，老的木质楼牌上一个黑色的14，数字周围的白色变黄、变黑，旁边新的楼牌上，除了楼号，还有中英文的“中关村”字样。
楼内每户人家统一的红色木窗，被分成八个小的方格子，在盛夏，有人家打开这些“小格子”消夏，从屋里隐约传出了广播声和做菜的声音。
14号楼203室的钱三强一家，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贝时璋一家住在对门204室，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尧一家住在楼下。当时，钱三强最小的儿子钱思进刚刚4岁。
如今，那扇木门还保持着老样子。姜黄色的木门上有一方小小的窗户，下边挂着红底黄字的“五好文明家庭”。门口的门垫是钢丝缠成，底下累积了多年来访客们脚下留下的细碎泥土。除了他们的儿子钱思进偶尔回来小住，203室大部分时间是空着的。
▲科源社区14号楼老式风格的阳台设计。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之后，科源社区13号楼、15号楼相继建起。
195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一家搬进了15号楼313室。
柳大纲的儿子柳怀祖记得，虽然这三栋楼每家都配有三间卧室、客厅、书房和厨房：“厨房有个烧煤的大灶台，全都是用白瓷砖贴出来，灶前后有两个大铁锅，中间烧开水。”但这堪称“豪华”的屋子里，房间之间的隔断是用蒲苇做成后再抹灰刷白，哪怕小孩稍用力点，都能踹开一个小洞。
同年8月，在钱学森的邀请下，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和夫人李佩带着女儿郭芹回到北京，住在13号楼204室。搬进来的时候，屋里就有了一些木质家具以及很多的书架。推开窗户，他们看到的是一棵高大的树。
著有《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的作家边东子表示，这棵树是钱学森亲手种下的。1959年，边东子一家搬到了郭永怀家的楼下。他回忆，当时“特楼”家家户户都有浴缸，可以天天泡热水澡。这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十分“奢侈”的事情。
2019年7月，新京报记者在13号楼204室外看到，门口的电灯泡被灰尘遮罩，门侧有个黑色圆形的老式电灯开关，边角破损，已经没办法正常使用。李佩对门的住户搬来没多久，隔着厚重的防盗门，女主人对新京报记者说，没有听说过李佩，也并不知道曾住在对门的人是谁。
▲科源社区13号楼204室，郭永怀、李佩故居门外。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但当时的“特楼”还是有着不一般的“洋气”。边东子记得，整个单元里，除了他家外五家都有钢琴。除了阵阵琴声，偶尔还能听到住在对门的汪德昭夫人、声乐教授李惠年和住在14号楼的钱学森夫人、歌唱家蒋英的歌声。这些科学家被称为“先生”，他们彼此有时也互称为“公”，他们的妻子则被称为“太太”。
苹果派
但何泽慧例外。
她从来不爱听别人称她为“钱太太”，就连国庆节发给她去人民大会堂的邀请函中，写的也必须是“何泽慧先生”才行。如今科学院的老人们提起她，都会恭恭敬敬地称一声“何先生”。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与何泽慧同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钱三强任所长，何泽慧任副所长。一周七天，何泽慧有六天都呆在所里，周日回“特楼”。每天上午都会下到各个办公室看看大家手头的工作进度。
▲钱三强、何泽慧到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高空气球的发展。何泽慧生前同事马宇蒨 供图
儿子钱思进的记忆中，母亲在远郊区工作，每周只能星期天回家和孩子们团聚，听到母亲的声音，更多是在电话里。科源社区14号楼203室的走廊里挂着一块小黑板，几十年没变。钱思进记得，二姐钱民协上中学时，母亲有时会和她通电话，和她一起分析几何题，小黑板上总留着各种多边形和数字。
有时两人都从房山郊区的单位回家，曾长期在何泽慧身边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乔记得，钱三强有公派的小轿车，但何泽慧从来没乘过：“何先生是个特别有原则的人，她说那是公家派给他的车，她不能坐，每次都是自己坐汽车回中关村。”
23位“两弹一星元勋”，有7位是钱三强直接推荐到第一线。钱思进记得，父亲经常出差，家里经常只有保姆照顾姐弟几人，住同一栋楼的赵忠尧偶尔会来家里谈工作，钱、何尊称他为“赵老师”或者“赵先生”。
“我太小了，听不懂他们谈什么，只记得有时候父亲的声音比较大。”钱思进向新京报记者回忆。
柳怀祖印象中，父亲经常在西北出差，去人迹罕至的盐湖调研，几个月都见不着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柳大纲之子、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主任柳怀祖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实习生 陈婉婷 摄
忙是科学家们的常态。
边东子记得：“郭永怀先生身材瘦长，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喜欢头戴鸭舌帽、臂弯里夹着皮包，低着头，大踏步地来往于单位和家之间。”
相比起来，孩子们更容易见到郭永怀的妻子、中国科学院西郊办公室副主任李佩。李佩的自述中回忆，当时自己管的事情很杂，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派出所：“人家陆续住进来了，都要办户口，请他们能到中关村来办公，让科研人员少跑路。
当时周围没有医院，看病经常需乘坐32路公交车外出，经常一等就是一个小时。“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的老丈人是退休医生，李佩动员他“出山”，办了一间小小的医务室。柳怀祖记得，当时有个头疼脑热都去医务室看，陈芳允的老丈人老沈医生喜欢小孩儿，和孩子们都很亲。
中关村茶点部也在那个时间开起来，由高级西点师景德旺坐镇，做出的苹果派、起子酥和奶油蛋糕都十分出色。在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中流传着“老莫的蛋糕、新侨三宝乐的面包和中关村的洋点心”。钱三强等科学家都是这里的常客。
2019年7月，新京报记者探访中关村茶点部。
时隔六十余年，茶点部的货架和柜台都保持老样式，称重用的是用秤砣的盘称，算账用木头算盘，连购买也只能用现金。
周围的环境开始改善。边东子记得，13号楼前的花园种的是重瓣桃花，每到春天桃花盛开，非常漂亮；15号楼门前是一个苗圃。14号楼前是一个又大又圆的花坛，郭沫若在那儿栽了一棵雪松。
▲7月8日，科源社区 13号楼外景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如今，这棵雪松已长得十分粗壮，宽大的枝丫垂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圆圆的阴影，周围被一层一层的月季花围了起来。
“核霸王？？？”
楼外的桃花开了谢，楼里的孩子们“见风长”。
边东子记得，孩子们喜欢聚在一起玩。附近中科院计算所扔的垃圾里有很多报废的电路板和电子原件，对他们来说却是买也买不到的好材料，经常捡来做半导体收音机。
孩子们也会换着看书。边东子的邻居、化学工程学家郭慕孙家就有很多外国带回来的书，一套美国出版彩色印刷的科普读物很精美，里边有各种奇怪的蜥蜴和各种颜色的鸟。
▲7月10日，郭永怀和李佩的邻居、作家边东子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钱三强和何泽慧喜欢买书。科源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记得，他家从厨房到卧室，到处都是书。
钱三强的书房里，左右两侧巨大的深色书架上摆满了书，钱思进最喜欢的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也有很多带连环画的小人书。“就巴掌大一点儿，有薄有厚，厚的有几十页。我父亲闲的时候也看小人书。”钱思进说。
买书大方，过日子却很节俭。钱思进记得，刚上幼儿园和小学时，有时穿的是姐姐们穿过的女裤，母亲会动手把女裤的侧开口改成正面开口。家里的桌子、椅子坏了，都是何泽慧自己动手修，她主张废物利用，能用的东西她都不舍得扔。边东子说，即使现在，走进科源社区14号楼203，仍像是进了一个“老物件陈列室”。
一次，钱思进洗碗时把盛鱼的盘子摔成两半儿：“我妈先让我放在一边儿，说她过会儿用胶水粘一下。我一不小心把其中一半又摔成了好几瓣。我妈当时就很恼火，‘以后再别吃鱼！’”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正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
“特楼”的家里并没有特别的仪式，钱思进也不记得父亲脸上有什么兴奋。就在原子弹爆炸三天后，钱三强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参加“四清”。
“特楼”里，有人家的灯光开始逐渐黯淡。
1966年，钱三强的单位里最早有组织地张贴出来的，是批判他这个所长的几千张大字报。钱思进曾在家里看到过父亲带回家油印的大字报摘编小册子。张焕乔在何泽慧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同样的大字报摘编，有人批判她是“核霸王”，她用笔把这三个字圈起来，在后边连续打三个红色的问号。
边东子一家也受到迫害，他母亲被带走。李佩经常会到他家，和他正在病中的父亲聊天，还提出想办法营救边东子的母亲。她还给边东子写信，安慰鼓励他。
“李佩先生是特殊时期给我们家里带来温暖的人，她像迎春花一样，让人看到‘寒冬即将离去，春天即将到来’的希望。”边东子说。
迎春花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机返回北京，降落时遇空难。人们发现，有两具已经烧焦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中间夹着一个保密公文包。最后确认，这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李佩将郭永怀生前的物品，一点一滴亲手整理起来，全程没有让任何人插手。亲友探望时，她也礼数周全。
边东子记得，他随父亲上楼去看望李佩时，李佩显得十分平静：“她和我父亲说，‘等了一晚上，刚开始我以为是飞机晚点了，后来看见有穿军装的人来了，我就知道坏了’，全程没有哭、也没有激动的情绪，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
郭永怀去世后，边东子经常听到，楼上的郭芹在钢琴上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郭永怀的骨灰被葬在他回国后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他的雕塑下面。他遇难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郭永怀和李佩合葬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郭永怀去世的第二年春天，李佩看到一棵原本长在14号楼前的迎春花不知为何被刨出，丢在小区的空地上。
她想让边东子把花移栽到13号楼门前。边东子欣然答应，和院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把花种在李佩窗下的空地上。
花种好了，李佩站在阳台上看下去，和边东子云淡风轻地说：“老郭最喜欢迎春花”。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特楼”发生了一些变化。边东子回忆，原来的一家被隔成了好几家，住进来的有“造反派”，有单位分过来的年轻研究员，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以前一家人用，现在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排队做饭、排队上厕所，都是常有的事儿。”
钱三强和何泽慧被下放到陕西郃阳“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早操的队伍里，钱三强跟着一起跑步。一次，钱三强赶牛在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发现牛翘起尾巴要大便，因为临时找不到接粪工具，他双手接住臭烘烘的牛粪，捧到打麦场外。
1970年3月20日，贝内特彗星到达近日点，在黎明前的东偏北天空可以看得见。
何泽慧在早上四点多看到了这颗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喊了钱三强起来看。之后，俩人每天早上四点多，利用尺子和量角器来记录彗星出现的时间、位置等。
它后来被称为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
▲7月19日，北京市房山区，中科院高能所原副所长何泽慧曾经的办公场所。新京报实习生 陈婉婷 摄
奖章
1976年之后，居住在“特楼”的一些科学家陆续离开。
钱三强一家仍留在科源社区14号楼。子女几人都已成年，墙上用来记录三个孩子身高的线条也再没有变化过，时间好像在这里静止了。
两个风云人物，在子女眼中是再普通不过的老人。钱思进记得，父亲有一段时间经常会给外孙女讲故事，等她睡着了才会去干自己的事儿。父亲也经常在奶站前的队伍中，排队取牛奶。
屋子没有重新装修，人还是一如既往地“不讲究”。科源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次上门，恰是冬天，钱三强穿着老式的大裆棉裤就给她开了门。
1992年，钱三强因心脏病发作入院，6月28日，钱三强病逝，享年79岁。
“特楼”的卧室里，挂上了钱三强的遗照。书桌前的老椅子立在原处，扶手处绑着的布条磨得有些发亮。抽屉里，钱三强用过的钱包、证件、眼镜和电话号码本一直没有动过。“这也是母亲纪念父亲的一种方式吧。”钱思进说。
几年后，亲人离世的哀伤再次降临到李佩身上。1996年，郭永怀、李佩的女儿郭芹在北京病逝。
八十多岁的李佩，将女儿儿时玩具和看过的书籍收起来，不再多说什么。只是没人的时候，她会扶着女儿弹过的钢琴，一站就是很久。
李佩把郭永怀的大部分遗物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304室红棕色的门上依然挂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的牌子，墙上挂着郭永怀生前的照片，桌上摆放着台灯、文具，衣架上挂着上衣。橱窗里陈列着字典、记事本、纪念印章，还有因遭遇空难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1999年国庆节前夕，钱三强和郭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同时获奖的人还有赵九章、钱学森、彭桓武、陈芳允等21位科学家。
85岁的何泽慧和84岁的彭桓武一起，带着这枚奖章到钱三强的墓前，把迟到的颁奖词念给钱三强听。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钱三强丢失的十几本日记一直都没有归还，何泽慧一直耿耿于怀。
几年后，李佩托顺路的朋友把郭永怀的这枚奖章捎到合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
▲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李佩（右二）与同事一起讨论教学问题。中国科学院大学官网图
留守者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迅速，周围建起的大楼一座比一座高。2001年，随着北四环的全线通车，小区门口变得车水马龙，渐渐有了将“特楼”拆除的声音。
进入21世纪，何泽慧、李佩、贝时璋三位老人，仍然留居在“特楼”，被人们笑称为科源社区的“钉子户”。
邻居们眼中，何泽慧腰有些弯，满头银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小鬏鬏，脸上是时间留下的纵横沟壑，因为衰老，眉眼也低垂下来。她没有什么架子，常年穿着旧衣裳，蓝色的双排扣列宁装因年头久远褪成了灰色。
90岁时，何泽慧还常背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单肩书包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上班。她的同窗，“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写了首诗打趣她：“春光明媚日初起，背着书包上班去。尊询大娘年几许，九十高龄有童趣。”
李佩则是另一种处事风格。她的秘书李伟格说，李佩很注重仪表。每天去上课，她都会穿不同样的衣服。即便年纪大了，她起床也要认真梳洗打扮，脸色不好的时候还会涂层粉底，还请别人帮她画过眉。
▲7月11日，李佩生前的秘书李伟格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国外的生活经历，使李佩的饮食习惯十分西式，她一直喜欢吃牛排、炸土豆。住在15号楼的街坊刘乐闻擅长做西餐，每次做了炖牛肉、牛排，他都会端一份送给住在13号楼的李佩。
李佩呼吁将“特楼”保护下来。
“中科院的根就在这儿。”边东子回忆李佩生前曾这样强调“特楼”的作用，她呼吁将“特楼”保留为博物馆。
在近60年的时间里，除了在中国科技大学的6年，李佩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颜基义回忆，李佩曾经多次和他说过，保留下来“特楼”，也是保留下来郭永怀和郭芹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李佩的朋友龙新华回忆，李佩84岁那年从中关村坐公交车到中国科学院，找院领导谈保护“特楼”的事情。在办公室里，李佩当着他的面，默默写下了“特楼”里居住的科学家的名字。李佩停下笔，当着他的面表明了她的态度，指出来要拆掉特楼的做法并不理智，缺乏思考。
她也多次写信呼吁。
“不应忘记他们当年孜孜不倦、埋头书案的生活环境，使后代年轻人在高楼大厦群中看到师祖辈当年的艰苦朴素创业心境。”李佩一字一句写下这封呼吁信。几位已经搬离“特楼”的老街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两弹一星元勋”，也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7月8日，科源社区 13号楼楼内的电源开关。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在颜基义心里，特楼像是中国科学的神庙，是科学精神的象征，也是物质载体，寄托了科学家们的报国精神。
对于“特楼”的保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叶堂林建议，在保护建筑主体的同时，楼内的电路、管道、热力，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造和升级，以便延长建筑寿命，同时减少安全隐患：“主体框架不要动……让住进去的人也能有宜居的感受。”
叶堂林称，将历史建筑保护下来，是为了留下历史印记，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服务。
何泽慧的性子没有因为波折被磨平，还是一如既往地倔强。
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曾多次上门看望何泽慧，因房间太陈旧，一次他建议何泽慧搬个新家。何泽慧回答：“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除非上八宝山。”
最后几年时间里，因为记忆力下降，何泽慧安静下来。她也走不动了，喜欢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仰着头看天上的白云飘过。
2011年，这位“中国的居里夫人”离世。享年97岁。
“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没有作用；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中科院的老同事李惕碚写下这段话。
科源社区14号楼203室书房，钱三强遗照旁又挂了何泽慧金色相框的遗照。照片上，她嘴角微微上扬。有人来悼念时，屋里几十年的木地板咯吱作响。
李佩成了最后的“坚守者”。
在刘乐闻看来，这位“坚守者”是十分孤独的。
刘乐闻记得，李佩的卧室和书房连着，她喜欢待在家里看书、看报，偶尔会由保姆带着下楼散步。
想着李佩孤身一人，2008年之后，刘乐闻曾两次邀请李佩到自家过年，李佩欣然应邀，吃饺子。
李伟格回忆，李佩去世前一周，李伟格到医院探望她。按照李佩的要求，李伟格还带去了一支新眉笔。
2017年1月12日，李佩去世当天，李伟格最后一次见到李佩。当时李佩听到她的声音，想要睁开眼睛说些什么，却始终没能睁开。她看到李佩的眼睛在眼皮中动了动，几滴泪从眼窝里流出来。李伟格心里很难受，又怕影响到李佩的情绪，便安慰了几句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她在李佩的耳边说：“明天一早就来看您。”
当天夜里，李佩离开了人世，享年99岁。
如今的“特楼”依旧人来人往。
有的房间住进了科学家的子女和晚辈，偶尔也会传来阵阵琴声；有的房间变成了几平米一间的出租房，挤着各地口音的务工人员；也有房间被出租变成了培训机构，墙上张贴着孩子们花花绿绿的作品。
李佩和何泽慧家的门长时间锁着，像是把时间也一并锁住了。前来拜望的人进不去，只在墙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2019年6月21日，李佩去世后的第890天，“特楼”被公示为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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