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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直到现在都无解

看鉴君 看鉴 2021-10-17

关于养老问题,八十年代国家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九十年代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零零年代是“养老不能靠政府”,一零年代是“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关于生育问题,建国初国家的口号是“生的多的是伟大的母亲”,八九十年代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现在是“一胎少,二胎好,能唠嗑来能养老,父母贴心小棉袄。”
其实,不管是养老问题,还是生育问题,都是人口问题。
这个段子很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现代人口政策的变迁。
近日,据报道,恒大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要放开三胎,以便提升人口出生率,应对老龄化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其实,人口问题在古代也一直是个大问题,类似于今天的生育补贴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古代也都曾被提出讨论过。

01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不管是计划生育也好,生育补贴也好,其本质都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因此,在说人口政策以前,我们先来简单看看中国历代的人口数量。


我国也确实很早就有“人口普查”,比如,周代的“大比”,古书上说的“三年大比”就是指每三年清查一次户籍。
至迟从汉代开始,我国史书就有了明确的人口数量记载。
由这个简单的统计表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凡是盛世,人口数量都会激增,凡遇乱世,人口就会骤减。
比较重要的节点在乾隆在位的时期,这个时期人口已经突破两亿大关,到了道光年间,人口便达到四亿了。


中国现代人口的基数过大,其实,在那个时期就显露端倪了。
从统计表来看,在乾隆以前,历代人口有增有减,但是基本都维持在几千万左右,没有超过一亿的情况。
由于战乱等等原因,人口经常大量流失,这也是古代一直鼓励生育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鼓励生育的浪潮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


那么,为了人口增加,古人都实行过哪些补贴政策呢?

02中国古代生育补贴古代王朝对于鼓励生育还是很下血本的,毕竟,在冷兵器时代,人口是国家实力的根本保障。
据《国语》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就曾实行生育补贴政策了。


勾践曾下令,生男孩者奖以二壶酒一犬,生女孩奖二壶酒一豚。婴儿断乳时得报请官府由公医代为哺养。一胎生三子者由官府代雇乳娘,一胎生二子者由官府免费供应食粮。
如系孤子或寡妇、疾疹、贫病者的子女,由官府为之教养。
有才能之士由官府“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
不仅如此,越国还规定,死长子者可以免其父三年徭役,死庶子者免其父三月徭役。


西汉时,凡妇女怀孕,均奖励粮食三斛;生产后,免除徭役两年。对于孤儿,或者“官纳其子”,或者国家资助其亲属邻人抚养;
北魏时期,宣武帝还曾下令,不准对孕妇施行死刑,明代也有此规定;
唐朝规定:“诸鳏寡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此后宋元明清各代对于妇女生育都有补贴。


清朝康熙皇帝还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了秦汉以来施行了两千年的“人头税”,这样就使得之前藏匿的人口光明正大被登记入册了,也带来了人口猛增。
不过,古代经济水平有限,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补贴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相比于奖之难,惩罚似乎容易得多,因此,历朝历代对于婚姻生育都有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
比如,汉惠帝时期就曾下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律,人出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商人和奴婢倍算,五算是一种较为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古代虽然重视人口繁殖,但并不一定认为人口越多越好,许多古人还是认为人口适度很重要。
尤其是宋元明清以来,人口数量激增,社会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有不少古人提出过“节制生育”的观点,这与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如出一辙。

03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及其后清统一战争等“大兵革”的影响,清初全国人口骤减,据《清实录》记载,当时全国人丁仅1900万,但至康熙末年已增至人丁2462万,至清乾隆六年全国人口已达1.4亿人,乾隆二十六年增至2亿人,至乾隆五十五年人口又增至3.1亿人。


这使乾隆深切地感受到人多地少的巨大压力。
对此,他十分担忧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土地亦不啻倍蓰(五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
乾隆帝在这里不仅看到人口繁衍过多(增加十余倍)过量消耗物质资源的严重性,也洞察到人口增加的同时,还将占用过多的土地(五倍以上)用于居住而进一步减少耕地面积。


乾隆帝也知道这种资源增加有限、人口增长无穷的恶性循环,有一天必将难以维持而最终会导致社会大乱,这使乾隆帝不寒而栗,又无可奈何。
针对这种状况,清代学者洪亮吉提出了两条解决途径,即“天地调剂法”“君相调剂法”
所谓“天地调剂法”是指“水旱疾痊”之使人口减少,这同马尔萨斯所调“积极的限制”相类似,只是不如马氏的限制那么残酷。
所谓“君相调剂法”是指移民、垦荒、减税、赈济之类,也较马氏所谓“预访的限制”如独身、节欲更为人道些。


其实,我国的“计划生育”思想很早就有萌芽。
早在洪亮吉之前,东汉的王符就曾提出“人地相称”的观点。
他说:“地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多,民非其民,可遗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
此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宋代的苏轼,明朝申时行等人都主张人口要适度。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古人还注意到了人口质量的问题。
如早在春秋时代,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提出“庶、富、教”的思想:“子适卫,冉有卜。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在这里,孔子将庶、富、教三者并举,反映出孔子认为治国只考虑人口众多还不够,还必须使百姓富裕、有教养,体现出先秦儒家重视人口素质的思想。
此后,西汉的王吉,东汉的王充,元代的马端临,明代的张介宾、冯梦龙,清代的汪士铎,近代的梁启超等人,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人口质量的问题。


由此可见,人口问题关乎国运,如今关于人口的国策在古代其实早就有过尝试。
总体来说,人口的数量在变,人口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政策的调整也是循序渐进的。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要塑造正确的生育理念,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考虑经济成本生好几个是不可取的,一个也不生也是不合理的。
参考资料:胡寄窗《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吴洁生《试论中国古代人口增减与王朝兴衰关系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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