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官职设置中，讲究虚实结合，既有实际品级的职事官，也有虚衔的荣誉称号。
在高级官僚中，最常见的虚衔就是“三公”、“三孤”，一般加予尚书、大学士等一品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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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公、孤”的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并成为了文官常用的加衔，作为一种高级的荣誉性称号，授予朝廷的元老重臣、高级官员。太子太保，是东宫三师之一，负责照管太子身体，位居太子太师、太傅之下，其设置、职掌、品秩与太子太师相同。 《通典·职官十二·太子六傅》说：“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虽然清代中叶以后不再设立太子，但是一直有太子三师、三少被作为官员的加衔，且视为荣典。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了极高荣誉的官衔被清政府在1911年追授给了一个刚刚死去的英国人——赫德。考虑到赫德的外国人身份，这份殊荣简直可以说无以复加了。史学家陈旭麓曾说：“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赫德是英国人，在19岁那年被派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到了中国后，他极为积极努力地学习语言，不但很快就能讲一口非常流利汉语，而且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就可以深刻地理解诸如《易经》、《孟子》、《诗经》这样的典籍了。此后，他又到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并于1859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出任在清政府在广州的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他的上司，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因为惧怕太平军会攻打北京，而“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于是请假回国休养。临行前他指派赫德作为代理总税务司，前往北京向恭亲王奕䜣述职。精明的赫德没有浪费这次机会，他向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呈递了7个清单、2个禀呈，对税务、通商以及海关存在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阐述意见的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虽然赫德来自英国，但却是出身于北爱尔兰的一个平民家庭，所以与英国其他的官员不同，对待和他打交道的那些清政府官员们，没有英国贵族那种傲慢和跋扈。相反地，他为人沉着大方、聪敏圆通，对人谦恭有礼、举止得体。又因为他精通海关事务、汉语流利、熟悉官场的种种礼仪潜规则，所以赫德比他的上司李泰国更了解中国，更懂得当权者关心的问题，于是他自然也就得到了文祥、奕䜣所给予的充分的信任和好感。不久，时年28岁的奕䜣就公开称呼与他年纪相仿的这个外国人为“我们的赫德”。由于赫德的表现深得清政府的信任，所以在1863年11月被大清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到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为止，他在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48年。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 在中国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西方列强、太平天国政权三方最后博弈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视为心腹大患而必须予以坚决铲除的清政府，开始对外妥协并寻求西方列强的帮助；西方列强则把清政府视为可以扩大在华权益的最优选择，决定予以扶持，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由冲突对抗转向了合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的近代海关作为中西贸易的管理机构便相继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籍税务监督制度也开始随之形成，赫德也就成为了那个应运而生的关键人物。赫德就任海关总税务司后，参照英国的行政管理经验，把行政组织、人事管理、征税章程等等都置于在严格、统一的体系之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首先是建立了新的会计制度，对中国海关最早的记账形式进行了改革。清代海关原来的会计账簿是落后的四柱式，不但所有陋规和灰色收入不能体现，甚至收到的“正税”也存在被化公为私的现象。因此他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清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在此制度下，对海关收入、罚款与没收、船钞实行分类记账，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可以进行详尽的便于查询的记录，使得做假账更加困难，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海关腐败行为的滋生，提高了海关行政的效率。然后为了配合新的会计制度，赫德还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他还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最后，他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赫德认为：“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为杜绝贪腐等等官场陋习，海关内部官员的薪金待遇极高。赫德管理的海关几十年来，成为了行政体系中最具秩序、高效和廉洁的一个机构，，数十年里很少发生舞弊行为，与当时清政府内部其他各部门的萎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极具讽刺意味。在赫德初入中国海关时的1861年，清政府一年的关税总数为白银496万两，只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9%，而到了1894年，经过了30多年之后，关税年收入竟已达2290万两，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1/4，极大地缓解了财政窘境，使清政府认识到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自咸丰、同治以来，各省出入迥非乾隆年间可比。近来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海关税）为大宗。”赫德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统治贡献良多，也深得清政府赞赏，1864年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为太子少保衔。随着赫德对中国内政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他的手就越伸越长、野心也就越来越大。1864年赫德用中文编写了他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建议，题目是《帮官论》，在苏州从中调解戈登与李鸿章发生的冲突，还亲自参与了他们攻打太平军的常州之战。1865年赫德向总理衙门递呈《局外旁观论》，劝告清政府进行“改革”，以适应各帝国主义的“需要”，深受刺激的李鸿章因此大声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赫德曾经一直强调“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中国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的地位” 。然而，随着个人权力高度集中，赫德开始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压制下级、歧视华人本性越趋暴露。赫德坚持，总理衙门必须赋予他人事的全权，他把其弟、妻弟、外甥等亲戚、熟人安插在海关工作，几十年间把海关打造成了他个人的独立王国。1879年，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由他担任总海防司，其弟赫政接任总税务司。当时就有人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赫德控制海关已经尾大不掉，如果再当上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矣”。慈禧太后向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询问怎么看赫德这个人。郭嵩焘回答说，他曾经问过赫德：“你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赫德答：“我谁都不偏袒，就像骑马一样，只有坐中间才能坐得住。”郭嵩焘继续追问：“如果有事不能保持中立呢？”赫德答：“我固是英国人也。”所以，作为清政府的官员，赫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清的利益，海关是他一生事业所系，没了大清朝也就没了他这个总税务司，他和清廷的命运已经牢牢拴在一起；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他肯定也会为本国利益着想。客观地说，赫德对中国的近代化确实做了不少贡献，建设航运设施、统一全国邮政、支持幼童出国留学、倡导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组织参加万国博览会，对中国现代化的开启确实有功。然而，指望他成为心忧华夏百姓的白求恩那样的人是绝不可能的，他只是在帝国主义在中国分赃的时候，为了英国的利益，势必去减少其他列强的利益，在这个夹缝中，大清的某些利益得到了保障。人是复杂的，政治利益的纠葛也不是摁一下键盘就能解决的，从赫德这个人就能看出，历史上需要卸妆的人物是很多的。同样提醒我们，在职场上、生活中，对一个人的评价要坚持“事实—价值”两分法，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也才能让自己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