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群众时时感受到平安和公平正义？省法学会专家这样建言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到，过去五年，广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力有效，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取得重要成果。踏上新征程，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要求，今后五年，广东要深入推进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持续打造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我省推进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有哪些好做法？下来如何“持续打造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近日，省法学会组织多名专家接受专访。大家纷纷表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让人民群众时时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01

创新推进社会治理

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广东财经大学智慧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孙占利认为，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共建共治共享”做文章，不断创新推进社会治理，才能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省要“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省委为何高度重视上述工作？

孙占利：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关键是要练好“内功”，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为完善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实践路径。

我国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改革创新，聚焦“共建共治共享”做文章，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广东地处“两个前沿”，有独特的省情、社情、民情，社会治理的难度更大，任务更重，需要不断创新推进社会治理。同时，在新征程上，面对重大风险和强大对手，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省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和“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网络和数据安全关系到公民权益、产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同时也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请谈谈广东近年来在这方面有何亮点做法和成效？

孙占利：近年来，广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统筹发展与安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东数字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近一半，规模全国第一。广东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关键是遵循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念，重视顶层设计，积极开拓创新，加强管理服务。

在顶层设计方面，2021年广东出台了《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政策法规，今年又发布了《2022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工作要点》《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22年工作要点》，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安全做了科学的顶层设计。

在积极开拓创新方面，2021年5月，广东印发了《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探索。同年10月，广东发出了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2021年7月，广东率先印发《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首次提出建立“数据经纪人制度”，2022年6月，率先推出全国首批“数据经纪人”名单。

在加强管理服务方面，广东率先实现省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和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的四级应用，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并正在全面推进广东“数字政府2.0”建设，深化“跨省通办”“跨境通办”和省域治理“一网统管”，推进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为更好地做好“实施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工作，您有何建议？

孙占利：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的标志性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

针对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省党代会报告从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高度适时提出了“实施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平台经济的法治化治理与发展做了重要部署。为了落实该部署，建议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以常态化监管引导资本的流向，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对平台经济进行常态化监管，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引导资本从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转向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平台经济生态建设，依法查处平台经济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非法行为，保障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要针对平台经济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适应平台经济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规则制度，推动协同治理，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强化数字化监管支撑，建立违法线索线上发现、流转、调查处理等非接触式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促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是要研判潜在风险，及时依法处理新型问题。对平台经济采用“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理念进行监管，有预见性地研判平台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及时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采取相应监管措施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在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深化网络社会综合治理方面，广东应如何发力？

孙占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广东的社会治理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全国领先，并不断谋划创新社会治理和提升治理效能。

关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和深化网络社会综合治理，建议贯彻实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要发挥数字化治理的优势，解决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将社会治理的重点由事后管理变革为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全链条治理，将多头管理、层级管理、单向管理变革为多元协同联动治理，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将事件触发型的社会治理变革为风险动态感知预警和精准决策处置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02

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法治建设水平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如何进一步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他建议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薪资待遇、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方面的差距。

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向往、幸福的尺度。省党代会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我省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为实现上述目标，您有何建议？

徐松林：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对此，我的具体建议是：增强法官职业荣誉感，健全“阳光审判”机制，加大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力度，从源头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人民检察院要更好地担负起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使命；人民法院要加大申诉案件审核排查力度，切实解决对申诉案件不重视、申诉案件积压过多、驳回申诉裁决书说理不充分等问题。

第二，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群体之间薪资待遇、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方面的差距。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之一，应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失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方面措施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首先要有系统完备的良法体系。您是省人大立法咨询委员，在您看来，过去五年我省以良法善治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有哪些亮点做法？

徐松林：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起点。过去五年，广东在地方立法方面有三大亮点与成绩：

第一，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通过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地方法规。如出台《广东省平安建设条例》，进一步提升平安广东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修订《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健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制；出台《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明确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等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着力解决营商领域法制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不够规范、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第二，突出民生导向，回应社会关切、不回避矛盾，着力解决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出台《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为困扰社会各界的“熊孩子”问题开出法律药方；出台《广东省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首次对家暴行为旁观者报案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广东地方立法之所以取得诸多好成绩，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为克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弊端，省人大注意发挥高校等第三方立法研究基地的作用，委托其进行立法前研究、立法后评估。同时，每项法规的出台都反复征求各部门、各行业、各阶层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咨询专家等的意见，并在网上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执法是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今后五年广东要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深化法治建设“四级同创”等。请您结合广东实际谈谈为何要将上述工作摆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徐松林：这是由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特殊区位优势决定的。广东是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打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求法治化与之配套。其次，科技创新在驱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与挑战，迫切需要以法治方式应对科技运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为纵深推进上述重点工作，您有何建议？

徐松林：建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仍有个别执法司法人员，对民营经济思想认真不到位，在执法司法中存在偏差。为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要不断树立执法司法人员对民营经济的正确认识外，我还有两点具体建议：第一，贯彻执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坚决不诉，加强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及时变更、撤销对民营企业主不必要的羁押。第二，严格落实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有关规定，坚决防止公安机关“跨区域、逐利性”执法。

03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省法学会副会长、广东工业大学副校长杜承铭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广东应通过法治建设，不断提升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制度供给。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来，广东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有哪些好做法？

杜承铭：五年来，广东奋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样本，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

一是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广东通过对社会信用、市场监管、科技创新、标准化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行立法，制定或修订了《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多部法规规章，进一步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此外，广东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深入开展营商领域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清理工作。

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数字广东”建设。除了持续开展“放权强市”、加强省级权责清单管理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外，广东通过“数字政府2.0”建设，以“粤系列”政务服务平台为核心，促进线上线下各类政府和社会服务渠道深度融合。

三是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广东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出台《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规规章，实施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质押融资、金融服务等领域先行先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广东积极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地，形成了严保护、快保护、大保护、同保护的良好法治环境。

省党代会报告指出，要让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成为广东的金字招牌。广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有何重要意义？

杜承铭：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广东创优法治化营商“软环境”，能够产生“磁场效应”，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广东全面推进依法治省，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省党代会报告指出，今后五年广东将做实做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在服务和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广东如何以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

杜承铭：今后五年，广东应当继续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制度供给。

一是立足“小切口”，做足“小快灵”，坚持开门立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广东应当聚焦本地特色问题，突出问题导向，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回应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做实做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加快出台我省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重要立法项目；聚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版权条例、地理标志保护条例等立法进程；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三项工程为切入点，加强立法保障，促进稳就业、富群众、兴产业、共富裕。

二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同时广泛运用提醒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方式开展行政执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营造有温度、有力度的市场监管机制。

三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广东应积极搭建涉外法治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拓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同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扩大涉外法律人才储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涉外律师人才队伍。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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