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一名旅日历史学者的学思历程
编者按：他是现在日本国内唯一的担任日本近代史教育的外国人，又是篆刻、吟诗、品酒、滑雪的"品味人"。他经历过文革十年下乡当兵从工的知青岁月，却也惜时如金、寒窗苦读拿到了中国人在早稻田大学的第一个文科博士。他提倡方法、立场的越境，擅长史料阅读、考证，主张实事求是、不说空话。他更倡导国与国、民族间放眼未来，尘封过去的怨恨，让感情自然风化。爱思想学人小组有幸采访到日本冈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姜克实老师，了解这位治学严肃和生活儒雅的学人背后，你知道和不知道的人生历程、真知灼见。
2012年59岁的姜老师夫妇在花甲纪念会（左一为姜克实老师）
一、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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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69年，您开始了下乡、当兵、从工的10年，这段时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答：我们这一年初中毕业的学生（俗称"69届"），是受"文革"之害最深的一代人。1966年小学毕业，文革中没有上课，所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还被称作什么"知青"，16岁到黑龙江下乡改造思想，别提什么知识了，有的人甚至连家信还不会写。之后又当兵、当工人，这一折腾就是十年。所以77-78年考大学，即使幸运考上，也只是文科。我看同龄的学者们，大多是学党史出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一代人能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很少，虽然也有进入官场而地位显赫的，但大多数混的并不怎样。吃惯了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富有尽忠精神，少有个人闯劲，下乡回城后，能进国营工厂也就心安理得了。当然之后又受改革开放的冲击，停职下海，所以经济上成功的也不多。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忍辱负重，能吃苦耐劳，不求奢不图华，没有野心。有人称我们是"共和国的承重墙"，我看说的不错，更直白点讲，就是给社会垫底的。若没有这些垫底的，社会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路总是一步步、一代代走过来的。赶上了这个时代，就是这种命运，不满不服也没用。至少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能对自己人格的塑造产生不少有益的影响。为什么自己的前半生被愚弄，毛泽东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对运命和时代的疑问，应该可以说是我做学问的意识出发点。而不图浮华、喜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搞学问的秉性，也许正是人生阅历所赋予我的。
1974年，济南军区野战军595团特务连侦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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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文革结束后，您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当时学的是什么专业？您又是如何开始历史学研究生涯的？
答：考大学，是人生之梦，特别是对命途多舛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本事（后门）的就走工农兵（选拔）之路，没本事的距离就遥远了，因为没有一点数理化知识。77年考试落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理科知识。但是历史、地理、政治这些科目的成绩不错，我也就没有灰心。同时我的母亲是日语的专家（大连日本高女毕业），她对我说，只要我跟她学半年，一定让能考上日语系！当时的国营工厂工人普遍偷懒怠工，一天实际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所以我上班温课，早晚跟母亲学日语，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南开大学！成绩最好的还是历史，加之母亲也一再叮嘱我，日语绝不能当饭吃，只是工具。所以我在能跟上课之后，就开始自学日本经济。当时看来，日本国家的经济实力很强，学好日本经济这门肯定有用，甚至还有机会去日本!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入门后，我又接受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上课时站起来向老师提问："百年前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与今日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弄的老师面红耳赤，被学生们鼓了倒掌，自己虽成了课堂上的"英雄"，但也不得不付出"代价"--退出了日本经济这个领域。之后我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史。主要还是自学，读的不是课本，而是日文书（包括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译本）。这样可以多学点知识，少受政治观点影响。当时的论文，鲜有实证，开门见山总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经历了文革，我对此"八股"式论文有一种心理上的厌恶感。我非科班出身，因而没有受这种不良恶习影响，也许是一个幸运。我的学问基础不是在国内、而是到日本以后才确立的。
大学时学习很有计划，刚进三年级我就决定、并准备报考日本史的研究生。文革十年的缘故，我们这期（1978级）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年轻的能比我小6、7岁。有基础、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在大学追求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去挑交际舞、唱邓丽君的流行歌。而我深知上学不易，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学习。命运比享受重要。跳完舞、唱完歌，分配工作时（当时的大学毕业要听从国家分配），命运还要被国家操纵。而考上研究生，将来就有很大的个人选择余地。被那个时代愚弄了十几年，总算有了个人选择人生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很珍贵，不愿放过一分一秒。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生经历的一个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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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让您去日本留学，并最终在日本开始了博士研究的生涯？
答：当时国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每年有1000名留学名额，通过统一研究生考试选拔，就能成为公派留学生。其中主要的是理科，去美欧，也有150名去日本的。去日本的其中亦有几个文科的名额，如文学、历史、考古、社会等。我就是通过考试而获得了其中日本史的名额。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代招单位。出国者从合格的研究生中选拔，所以参加的是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通知中就已明确这个名额是出国研究生。和同届研究生一起入学，在复旦学习的一年实际是做出国准备。在复旦，我学了一些专业历史，又培训过实用日语，同时寻找日本方面的接受大学等。经过一年准备，我于1983年10月赴日，属于"文革"后第二批教育部公派的研究生。只是能赴早大（编者注：早稻田大学），是一件很巧合的事。国家间的留学生是要安排到国立大学的，我一开始被安排的是京大（编者注：京都大学）。只是文部官僚在和担当教授联系时摆架子，说国费生要给予特殊照顾，免试入学并且尽量授予学位（给国家面子）。这种强压的态度激怒了担当教授，拒绝接受。所以我被临时转送到早大。早大是一所自由独立的私立大学，和文部省没有关系，只要按照学校的规则就来者不拒，因此对留学生也没有任何优遇。这当时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压力的。从历史上看，早大从清末就开始就接受过大量留学生，但一直没有中国人能拿到文科博士的学位。另一方面，早大这种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又给了我脱离留学生圈子、深入日本社会而发奋读书的新机会。结果我从硕士到博士苦学7年，这早大"中国人第一号"（编者注：文科博士）终于被我先拿到手。
1983年在复旦大学与吴杰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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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求学中，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又或者受到过什么书、什么事件的影响？
答：刚才讲到，我的学问人生的出发点是对被时代愚弄的自己命运的疑问，所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研究一下日本近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比较一下社会体制的问题，到底哪个好，各自的缺陷又是什么。并随从国内需要（'五个'现代化），寻找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当然影响不都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当时日本史研究有两个方法，即官史和野史。官史讲制度、政治、政策，也就是以国家为中心解释历史。这个学问的据点主要在东大。但主流还是野史，既反对国家价值的人民的历史、民众的历史。出于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源流，后经过反省，在1960年代以后演变形成民众史。我所进入的早稻田大学史学科就是研究民众史的中心之一。指导教授鹿野政直也是开拓民众研究领域的领路人。野史属于进步史学，着重于从社会底层的民众运动、生活意识的角度解释历史。在这里，自由民权运动（1880年代），大正民主主义（1920年前后），战后民主主义是历史解释的主线。而批判日本近代的国家体制和反省、研究侵略战争的构造也是重要的课题。在这里我主要从事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探索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的博士论文写得是石桥湛山（1884-1973），他是一位大思想家，战前是经济评论家，战后做过几天首相，是现在日本安倍首相外公岸信介的死对头。石桥湛山战前就一直反对军国主义，主张小国主义，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石桥湛山的思想研究，对我的思想立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最终我的学术研究发展到对社会制度（全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分析解释，并形成了自己的论理。石桥在死前留下的名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这也成为了我的基本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大国意识。在近代化研究中，我注重分析国家欲望、民族主义对日本近代侵略战争的影响，讲述国大民衰、国小民富的道理（指治国路线），这个道理被吸取了二战教训的日本人所接受，但至少到现在，中国国内的人似乎很不愿意听。
二、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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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毕业后在早稻田大学、冈山大学任教至今，是现在日本国内唯一的担任日本近代史教育的外国人。这样一种特殊身份，对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在日本，有研究日本近代的外国人，但很少能有教日本近代的外国人。这是因为日本的历史、文学等属于国粹的领域，研究者资源丰富、成果也多。何况近代史又是历史中最敏感度部分。所以日本历史学术界并不愿意让外国人占领这个阵地（一所大学，最多只有一个日本近代史的教师职位）。所以能获得这个教学职位是一个很难得、很贵重的机会。经过20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这种形式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受欢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场，方法的"越境"--跳出日本这个圈子。和日本人同样地进行教育，有同样的研究能力，但立场方法却不受学界常识、国境、民族的约束，当然也不受自己国家立场的约束。这种国际人的视野，能看到不少各国学者在国境内看不到的问题。如对日本近代化、战争构造的分析，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析评价，对历史教育论等方面。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的大课，每期都有近三百学生选修，我在这里讲琉球、钓鱼岛等领土问题，讲日清、日俄战争的原因，讲日本人战争认识的缺陷，讲他们的历史认识的症结点等，内容新颖、刺激。学生们都非常认真，特别是讲到二战末期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部和政府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存续，拒绝波茨坦公告（公告的条文最终删除了维持皇统的内容）。学生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因为这都是教科书所回避的内容，在学界已是常识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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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看来，中国和日本的大学在历史学的教学和培养中，有什么样的区别？
答：日本的大学的最大特征是学问自由。学校教育（高中以下）要受管制，而大学是绝对自由，不管是讲课内容还是研究内容。当然也不会有统一的教本。教师若是右翼，就讲右派的立场，左翼也亦然。我讲的就是非日本人的立场，亚洲人的观点、国际人的观点。
另外，大学对学生自主性的要求很高。做论文导师绝对不会给学生"开题"，一切都是学生自主决定，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去指导。最多不过是提些方法、方向上的建议。没有中国国内那种教师搞什么、学生也跟着一起干的现象。
比较起来，中国的学生（一流大学）脑子好，考试能力强。而日本学生自主研究能力强，论文写得扎实。中国的学生很多是为了学位读研究生，而对学问本身不感兴趣，这点也和日本学生根本不同。若对研究不感兴趣日本学生绝不会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入了门，就等于和学问结了婚，就是穷一辈子，这条路也要走到底。与我同期的博士生中，至今无定职、未结婚的至少有一半。谁也没有怨言，只是默默地从事着自己喜欢的研究。所以中国的留学生，如果心不在学问的动机一旦被导师察觉，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另外"跳槽"考研究生的行为，在日本也是个禁忌。在日本大学考研究生，几乎没有什么正经考试，主要审查的是毕业论文的质量和将来的研究计划以及学问基础（如史料解读能力）。
2011年已出版的专著，左一是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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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进行历史学研究，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精神品质？为什么？
答：日本民族是一个认真、严谨的民族，很富有做学问的性格，其坚实的实证精神更有国人学习的必要。我觉得中国的学问太浮夸、浮躁，近代史和党史很多都是讲故事式的文章，包括现在一些有名的网站的文章。搞历史怎能东论西论、不出示证据呢？比如最近我所关心的有关平型关、台儿庄的历史记录方法问题。研究论文数量很多，可是"论"多于"证"，而证又不实，类如"...的伟大意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等等，搞了那么多年，多的是动嘴皮子，实证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搞史学若不认真搞实证、不会搞实证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所以一切要从史料说起，而论文中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研究者更是要对自己说的一切负责。
国内的学问本来就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性，要讲立场、原则、党性，要接受政治审查，这就大大妨害了学问的自由发展。最近更有飞跃"进步"。除了学问商品化倾向外，国内和日本一样又导入了官僚治学的方法，国家行政介入学问管理，搞什么课题、评价、排名，弄的乌烟瘴气，越搞越浮夸，每个学者的名片上都是一串空名虚衔。好像官衔能取代学问，排名排队能领到诺贝尔奖金一样。我认为以上学问的政治化、商品化、官僚化现象都是当前的大敌，若不排除这种干扰，学问会越来越堕落。大学要有个性，学者也要有专长，而官僚化的大学改革的最大特征就是学问一致化、平均化，要消灭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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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请您简单阐述一下研究的内容？
答：一是指日本人经过学校教育所形成的支离破碎的战争观。日本政府从原子弹受害国的角度出发，在学校教育中宣传和平主义，发誓决不进行第二次战争。这本是件好事，但其中引用的事例总是强调在太平洋战争中自己国家被害的一面，如原子弹、冲绳战、东京的地毯轰炸等。使年轻人产生一种自己国家是战争受害国的感情，这样一方面能维护近代国家的面子，又能通过国家教育遮掩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构造。
教科书也只是机械地罗列年表、事件、人物，有时还别有用心地把一些能隐蔽日本侵略意图的用语选为重点单词。比如论及太平洋战争起因时，往往能见到"经济封锁"、"ABCD（美英中荷）包围网"、"赫尔备忘书"等黑体单词的链接，让读者产生一种日本是因受同盟国的封锁、威压，迫不得已行使自卫权的错觉。
日本政府极力掩盖侵略战争的关联性，否定"15年战争"的用语。虽承认"满洲事变"的侵略性，却认为日中战争（卢沟桥事变）为"偶发"，太平洋战争史则是"自卫"，三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这种政府立场和认识方法，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单词的审定、安排，也不同程度渗入教育领域，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战争观。仅把自己国家牺牲惨重的太平洋战争看作是"悲惨"的对象，而日中战争并不包括在内。一方面宣传战争的悲惨，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取得胜利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感到骄傲和自豪。其认识的最大特征，是缺乏对历史构造的认识。日本的学校教育中，只着重培养厌战感情，却不愿触及历史构造。
二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普通人为国家做替罪羊的意识。比如靖国神社问题。国家经过军国主义教育把国民送上战场，使其成为军国野心的牺牲品，成为借刀杀人的工具。之后（特别是战后）又赞扬这种侵略行为，称之为靖国英灵。而战争遗族、后代的多数也希望通过这种国家对英灵的表彰来取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即没有白死。其结果是使发动侵略战争、牺牲了自己的国人、杀了他国的民众的罪魁国家逃脱了战争责任，并且反而能受到来自国民和战争受害者阶层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恶果。把普通人对死者镇魂、追悼的感情，通过爱国教育诱导、绑架为对国家侵略行为的肯定。把人类普遍性的爱，如对乡土、文化、同胞、自然的爱，通过爱国主义教育绑架为特殊性的爱--即对某一种国家体制、对某一种政治行为、某一个执政者、某一个政党的爱。通过教育使每一个普通人穿上一种被称作为"国民"的思想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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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有发生过一些趣事或者颇为遗憾的事情吗？
答：可以说日本人在自己的领地里还是很排外的，尤其是在国立大学里。在我刚入国立大学的20余年前，国立大学中很少有外国教员。当时因为是外国籍不受日本国内法律约束，可以随意解雇所以我才被雇用。三年一次延长签证时，一起续约更新。一直到2005年这种情况才改变。可是最近，为了提高国际评价，文部当局又拼命鼓励招聘外国籍教师。完全是为了装潢门面，没有一点节操。
在日本大学，教书的中国人多数是"吃中国饭"的，教汉语、中国法律、中国经济等，在这些科目上日本人有所不及，所以容易站住脚。但我在的史学科属于"国粹"学科，若想和日本人抢饭碗，同样竞争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有特长，能拿出两、三倍以上的研究业绩。
在美国，成功的中国人很多，而在日本想出头却很难。我想这和日本人的共同体性格有关。冈山大学有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叫沈建仁，他是和我同一年来到日本的。2011年他的光合成蛋白质构造解析的研究被美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评为世界"2011年科学10大成果(Break through of the Year2011)"之一，现在是冈山大学的"脸面"学者。但这项研究因为是他和一位大阪大学的教授合作的研究，所以日本的媒体报道此新闻时，总是先提及那位日本教授之名，好像所有的工作都是日本人做的一样，非常气人。
我三十多年不加入日本国籍，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当然也不愿意成为）大和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日本人不是从国籍，而是从你的思维、语言、习惯上判断异己。日本在中国的残留孤儿虽是法律上的日本人，但语言、生活习惯与其不同，所以虽归国多年日本人至今还把他们看作中国人。神户有个汉奸政客叫石平，加入了日本国籍，吹捧日本政府，天天在媒体说中国坏话，但因为他那口不纯正的日语和举止，所有日本人也不把他当同胞看。在他们眼里这位"日本人"只不过是一为来自中国的政客。所有的存在价值就是被右翼媒体政治所利用。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又不能被其他民族认可，何其悲矣！
日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民族融合国家，没有民族界限。加入美国籍没有抵抗感，而日本有。所以若装不像，就别装，像石平那样，装是很痛苦的。我就是外国人，这样，批判日本政府，讲战争责任也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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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都知道，去年（2014年）是甲午年，中国的历史学界做了许多以"甲午战争"为主题研究，新闻媒体也进行了许多宣传和报道。相应地，日本历史学界有什么样的反应？
答：十年前日俄战争百年，日本曾有不小反应，但甲午战争120年，日本却很清静，没有中国那股热潮。我想这种冷热对比，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一直是把打败大清帝国看作是自己国家的荣誉。可是事过120年的今天，中国的崛起使日本丧失了这种自豪感。热潮与冷清的理由就在这种历史事件的利用价值中。
对此中国方面却趾高气昂，上至官厅学府，下到庶民百姓，无人不在为大国的崛起、中华的复兴而欢呼、自豪。央视和陆海军的摄影组成群结队来到日本寻找旧迹拍摄影片。国内的论集、著述、纪念活动等也层出不断。但我认为这种甲午热不是一种理智现象，说穿了不过是短时期实现了高度经济成长，又迅速走向世界霸主地位背景下的一种肤浅的自大、自豪感。120年前你欺负了我，现在总算轮到我扬眉吐气之时了，持刀仗剑，倒打一耙，什么"权力转移"，什么"再建世界秩序"，什么"复活民族之梦"不过如此度量。泱泱之大国、煌煌之中华，若借此为粹，国人难道不感到惭愧？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原点，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原点，是日本失败的第一步。难道此时此刻我们不该吸取一下日本近代大国主义的教训吗？
国人天天在骂安倍，批判日本的政治右倾，但谁也不愿意想一想到底为什么日本老百姓投安倍的票。包括安倍等右翼政治家，普通日本人哪有什么复活军国主义、再战之野心，人家生来就是受和平主义教育，宣誓不战的。可以说促使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是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恐惧感。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威胁日本，政治、军事上也同样。一会儿岛屿纷争，一会儿边海冲突，把日本人吓得要死。这时右派政治上台，提出保护国家利益、保护国民安全，日本人就把选票都投给了安倍。所以我认为日本的右倾化，中国也有责任。孤掌难鸣，事成总是有道理的。国大不是坏事，但总要谦虚点嘛。不要再吓唬日本老百姓了。我看中国人缺乏的就是这点谦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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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民族共生的道路只有"放眼未来，尘封过去的怨恨，让感情自然风化。"，那么您怎么看待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
答：战后已经过了70年，可是直到现在，每个国家还在不断重复着"不能忘记过去"的老调。可是不能忘记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并不是一对历史事实的正确理解，也不是对民族和解的希求，而是在继续着一种对他民族的永远的历史怨恨。战前的国家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是罪魁祸首。可我国的历史教育、抗日宣传的结果把战争的责任都推给了日本民族和日本民众。在国内，包括知识人之间到处都流行一种对《菊与刀》的曲解，说日本人有武士道、有天皇制，生来就是一个好战民族、残酷人种，认为这是日本近代侵略的原因。抗日神剧、反日宣传，丑化了日本民族，而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国家却逃之夭夭。这就是"不能忘记过去"的抗日宣传、历史教育的恶果。善良的民众被国家蒙骗死于战场，而之后反成为国家承担污名的替罪羊。这种结果谁高兴？日本的右翼高兴，安倍高兴。
日本也同样，通过无构造史观的历史教育，使下一代人记下的都是自己民族受害的经验，爱好的是一种无原则、无是非感的和平，掩盖了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这种历史认识怎能去国际社会接轨？可以说这种"不能忘记过去"的努力程度越深，造成国民间感情对立的隐患也越大。
我经常对学生们讲，记住怨恨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直接经验存续的三代人之间。爷爷讲，孙子听，也还是能记住怨恨的。但现在历史已经进入了第四，第五代。也就是说对面的两国年轻人都已经远离了直接的战争经验，甚至不知道过去曾有过什么事件发生。对历史的无知固然不是好现象，但可以说这代人以后已没有民族怨恨的记忆，有了平等共生的新起点。此时非去灌输民族怨恨能有什么益处呢。历史的事实一定要记住，但民族的怨恨没有任何"不能忘记"的必要。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就是宽容大度，若我们的祖先永远"不忘记"元灭宋、清灭明的历史怨恨、民族怨恨，怎样能有今天？所以中日两国若想不战，若想共生，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忘记历史怨恨，要克服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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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当局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修改安保法制，您怎么看待这一举动？
答：这当然是历史的倒行逆施，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行为。我认为日本的和平宪法是世界上最有纪念意义的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战争遗产。比起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建筑更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这并不是说它实用，而是一种象征--希求不战、和平的人心的象征。即使安倍若真的修改了宪法，其精神、条文也是永世不朽的，铭刻于青史的。过一千年也不会有人忘记。世界上可曾有过一个这样内容的宪法？必须知道它的真正价值。
关于安倍的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修改安保法制的行为，我看是出于祖传，是返祖现象。安倍本身无有任何本事、花花公子。唯一的信念就是想走岸信介未走完的路。我认为安倍并不想真的和美国搞什么军事同盟，搞同盟有很多义务，需要很多钱，不是说空话能应酬的。但日本财政濒于国家破产之境，哪有实力承担义务？所以安倍只不过是想要一个面子，说空话，只要能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污名洗净，他也就甘心了。如把自卫队改名国防军，把东京审判说成是不公正，把侵略说为被迫自卫，把从军慰安妇行为推给民间，把侵略战争改为解放战争等。安倍只是在争一种国家的面子。说日本现在正在复活军国主义，是一个不正确的非常无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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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认为，"历史学毕业后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学教书，待遇既低，又无图书资料，容易荒废专业"。对此，您怎么看？
答：日本也有这种倾向，现在的文部当局总是从经济效益衡量学科作用，当然文史哲等老学科都是削减定员的对象。像冈山大学这种大型国立大学中，教本国近代史的教员只有一个名额，我若退休后还有被削减的危险。一个国立大学，又在搞国际化，怎可能没有一个教本国近代史的职位呢？官僚败国，真是昏庸到极点。且从历史上看，文史哲从来都是国家要养的学科，岂能用经济效益衡量。历史教育是国家文化素质的象征、人品教养的象征。我希望历史和学问绝不要商品化。创造出开展实证研究的条件非常重要，也就是为所有的人提供研究学问的场所。图书馆事业向美国学，不惜资金，什么都收藏。档案像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一样，谁都可以去利用查询，不收一分钱，哪怕是对国家利益不利的文件，也不掩盖。国家机关应公开档案资料，这是国家对纳税者服务的义务。在中国封锁档案资料，收取高额阅览费的做法是阻挡研究，使学问浮夸堕落，使年轻人丧失上进心的原因之一。若能充分提供研究条件，说空话的人就能少一点，搞实际研究的人就能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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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历史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答：要多搞点"证"少搞些"论"。没有实证，怎么去论呢。史料搞到了，论也就好做了。而且论证要扎实，不要浮夸。讲历史要做到对每一句话负责，根据在哪都要说清楚，更不要受政治的摆弄，讲什么阶级立场、民族立场、党的观点。史论中也不要使用形容词。先把近代史、党史从宣传和神话中解放出来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努力做的事就是这点。且不要迎合大众趣味和媒体趣味，讲故事、说评书不是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另外也不要再去搞什么口述历史了，越述越神。平型关、台儿庄都是让口述给吹神的。又不是没有档案资料，为什么不读读档案，做一些实证研究呢。共产党也是讲实事求是的，但党史研究直到现在，似乎也不欢迎讲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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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历史虚无主义"怎么看？
答：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什么，我还不太清楚，我自己理解是不是指后近代主义式的多元价值观的思维方法？总之历史至今日愈来愈失去方向，失去主题，使正统的史学者们感到惊恐不安。我个人认为对此没有什么不安的必要。这是一种历史潮流，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看问题的方法立场都不会一致。真理也不会永存。不修正思想观点，总想以自己为中心确立永世不变的绝对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称自己绝对正确的那是宗教，不是历史。自己的立场也不能强加于人，立场是应该宽容的，只是要注重史实、讲究实证、有根据，理论上什么样的解释，观点也未从不可，可以在学术争论中分辨良莠。对各种新的历史方法的尝试，我认为重要的是监督其方法的科学性如何，并不是去批判它的结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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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能否给广大爱思想网读者推荐几本研究日本、中日关系的优秀图书并简要点评一下？
答：书的种类很多在此很难一言说清。只是希望国内读者们不要迷信什么东大品牌。日本的史学学问出在京大、早大。而东大产出的多是御用学者，是培养官僚的据点。历史学界中进步的学者多集中于日本史学界，如"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等组织周围。而国内的学者们总愿意和东大系、政府系、外交史学系的人打交道。比如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成员，清一色都是外交史系的，接近政府观点的成员。如果和历史学界的学者们对话，话更容易说通。简单来说，有关近代历史认识、战争观，像远山茂树、藤原彰、江口圭一、中村政则、吉田裕的书都是很公正客观的，观点也和国内很接近。另外，像我研究的石桥湛山，在国内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从明治时代就一直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小国主义，在大正初期就提出了以人的主观积极性、以劳动来代替领土、资源发展日本经济的主张。战后的日本复兴成长，就是按石桥的小国主义蓝图进行的。对这么一个决定日本国家走向、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思想家，在中国却没有一本书介绍，下三滥政客的传记、作品、小说汗牛充栋，而真的思想家言论却无人问津，真是遗憾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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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历史学研究教学之外，还有哪些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答：我的爱好兴趣是较广泛的，从篆刻、吟诗到品酒做菜、欣赏音乐、弹古典吉他，还有游泳、滑雪、轮滑等兴趣。每年至少有十天要在雪山渡过。而每种兴趣爱好都像对学问一样认真，追求一种成功和建树。但所有这些都是开始于40岁以后，也就是学问做成、生活相对安定之后，才渐渐涉足人生的乐趣，寻找因刻苦求学而失去的另一个层面的人生价值。我不喜欢书呆子式的生活、土包子似的学者。酒也是一种文化。学日本历史文化，不懂日本酒的学者会让人笑话--比如那些自称日本通、天天回家炒中国菜的人一样。生活也要有品味、优雅，这才是人格健全的象征。
对篆刻浓厚兴趣的姜老师，已经积攒了个人的多本印谱
附：
姜克实老师简介
姜克实，男，1953年天津生，1969年北京101中毕业。下乡、当兵、从工10年，1978年入南开大学。1983年复旦大学研究生在学中赴日留学，1991年获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早稻田大学、冈山大学任教至今。现为日本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专业教授。
开设课程：
日本史讲义（近代）
日本史概说（近代）
日本史演习（近代）
研究方向：日本近代化，近代日本对外认识，大正民主，近代化思想（大国主义和小国主义的立国方法），社会主义论，亚洲主义，共同体理论，社会事业思想
出版著作：
1.《石桥湛山思想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
2.《石桥湛山--自由主义的脊梁骨》，丸善出版，1994.
3.《现代中国研究的方法---民众眼中的社会主义》丸善出版，1997.
4.《石桥湛山的战后--被承继下来的小日本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2003.
5.《浮田民的思想史的研究--伦理式帝国主义的形成》，不二出版，2003.
6.《战后石桥湛山思想的综合研究》，冈山大学文学部，2005.
7.《晚年的石桥湛山与和平主义--脱冷战，护宪，废除军备的理想》，明石书店，2006.
8.《现代日本社会事业思想--国家的"公益"与宗教的"爱"》，ミネルヴァ书房，2011.
9.《石桥湛山》，人物传记丛书，吉川弘文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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