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为先师周一良一辩|禁锢夜谈
禁锢语·寻找文革
先介绍下阎步克先生,阎先生是北大历史学系名教授,校园流传着他的许多趣事。
某年,阎先生参加北大党员“保先”的活动,必须上交思想报告,先生平时做文章洋洋洒洒,这时候却难以下笔。好容易写了思想报告交上去,却两次被硬生生驳回。交上第三篇时,无“保先”的片言只语,只有四个大字浓墨重彩写在纸上,道是: 义无再辱。 始得通过。
文革中著名“梁效”成员周一良是阎先生的老师,“毕竟是书生”的周一良老先生在反思文革的思潮下受到思想舆论界长久的批评,他的自传名就叫《毕竟是书生》,似乎有为自己开脱之意。但阎先生要为自己的这位老师辩护。
本文为阎先生在往复论坛发表之回忆周一良先生文字的整理主帖。
文末有一小调查,邀请诸位参与。
周一良(左一),张岱年,钟敬文
周先生下葬之日,因去外校答辩而未能至墓地相送。值忌辰百日,才得以跟妻子肃立于周先生墓前;默默奉上一束鲜花之时,才得以细观那方青石墓碑,它很少雕饰,朴实无华,也正如周先生的生前为人一样。
正如启博的追忆:“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之句;周先生回忆自己的为人,也是“忠恕”二字。然而在周先生晚年,却蒙受“无耻之尤”之斥,岂止匪夷所思而已,还成了他“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语出周启博文)。
周先生的遭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典型性的,因此私下或公开的场合,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权利和美德
周先生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政治的,在“文革”中还曾组织过“战斗队”呢,好一段时间里都是“座上客”。因此还有些看法认为,周先生对功名不够淡泊,对政治过于热衷,是他失足的原因。而且这看法,很多还是出自同情和善意的人们。在这时候,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以为有些东西还可说得更清楚些。
首先说说“功名”、“淡”问题,在此应该把权利、公德和美德等等区分开来。
就“名”而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也是往贤的古训了,这个就不必多说了。我想说的是,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根据现代社会的人权原则和商品社会的平等原则,任何人有权在不违反公德的前提下,寻求自己的名望和利益。
当然对于学者来说,过分耽迷名利也许会偏离对学术的执着;但也不能由此反证,淡泊功名者就一定学问出众,他也许反因散淡而一事无成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名利也可以成为事业的激励的。就个人来说,我喜欢那些淡泊自守、潜心学术的人们;但“美德”毕竟是个含有个人偏好的东西,若有人乐意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觉得那只是个人的不同选择,却不会为此而小看了他。
与之道理相近,关心政治、投身政治,首先也应视为一种正当权利。在政治上持批评态度当然难能可贵,但若有学者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希望得到采纳,或为决策提供咨询等等,若一般地讲,我想这不仅在权利层面,而且在道义、人格层面也无可非议,也是一种选择。
至于你的主张是否有益社会国家、是否符合学术水准,这种投身是否妨碍了个人学术成就,那是另外的问题。当年傅斯年、胡适等等对政治都有涉足,至今未见什么人为此而去贬低他们。
西方人有“政治是肮脏的”这种说法,不过这说法是有特定含义的,不宜引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政治必定“丑陋”、从事政治就低人一等,认为“唯有读书高”、只有学术才是高尚的,正如我们也坚决反对把知识分子看成天生的“臭老九”一样。
中国人倒有一种“君宠不可恃”、“富贵总成空”的老信条。启博的文章中提到其姑父“历经党内斗争”,“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恕我直言,我觉得这类“全身远害”之说,离我们期望的“反思”、“觉醒”,还差得远呢。
在生活中经常看到,“文革”噩梦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使很多人极端厌恶政治;而这不过是一种历史阴影,其实是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淡化、消逝的,却不能成为我们的反思起点。
由此,对“周先生吃亏在对功名不够淡泊上了”,“周先生吃亏在过于热衷政治上了”,这类说法,恐不足以解释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既不足以阐明既往,也不足以警鉴方来。即使周先生对功名不够淡泊,即使周先生对政治过于热衷,如果仅此,他依然并无该被指摘的过错。
何况周先生未必尽皆如此。
主义和制度
启博文章提到周先生被纳入“梁效”之事:“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这“宠辱无惊”该是很客观的叙述。进而,周先生说自己上了当,“信了神”。对这样一点,也还有必要多做一些辨析。
周先生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服膺马克思主义并将之用于史学研究。海外一些学人,把周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失节”──他们好些人是满口“三民主义”的。“文革”噩梦之后大陆学界又有一种逆反现象:一些学人,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客观影响和研究成绩的方面,也一笔抹杀,或视而不见了;反倒是西方大学的讲坛上,马克思主义成了左派教授和激进学生们的时尚。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还是其它什么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首先都是一种思想体系或理论观点。正如共产党人李大钊所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1918年)
危险的只是一种制度,就是那种压制思想的制度。在一种自由表达、多元制衡的民主机制下,各种思想的异彩纷呈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前进动力。一个社会越是合理,就越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反之亦然:若是一个社会只能容纳一种声音、一种口径,有了不同意见就风声鹤唳,那么这种社会状况必定是不合理、不可取的。
某些指摘周先生的海外学人,其学术论著中其实也满口“反共复国”,其实那和“文革”思维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假使周先生直到临终都服膺共产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那也不会妨碍我对他的尊重,绝不就把这个看成是“受骗”或“信神”。他有权利选择信仰。但这里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我可以不赞成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绝对愿意维护你的自由表达权利”、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并且已经获得了制度的保障。
“文革”的悲剧,正在于它把一种压制思想的制度推到了极致。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思想、学术堕落为政治的婢女。诚如秦晖先生所论,“自由先于主义”。周先生的“信神”不在于他信了什么主义,而在于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人一样,由于一个听上去神圣的理由,轻信了那种只允许一种主义独霸天下的制度。
“个人”和“一代人”
进而,若说周先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话,就还应该把“个人”和“一代人”的关系说个清楚。
那一代人中,如顾准先生(他是我心目中敬重的偶像)那样的毕竟凤毛麟角;很多人幸免了“梁效”的恶名,不过是因为没有同样的机会,或得益于“全身远害”的古训而已,并不足以以此自夸,也并不由此就有资格,去贬低周先生的人品。
人们期待“学问家不能有'学'无'识'”。确实,那一代学人当时大多数未能尽责,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本有义务,以自由的价值去“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周先生最终揭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这也正是那一代人反思的准绳。
然而就个人讲,我们又很难说,每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都有必要懂政治、讲政治。就我所见,在当今的历史学者之中,既懂政治、学术又不错的也有;对现实政治很灵光,学术上却不怎么样,讲古代政治讲得一塌糊涂的也有;同时,研究政治史时辨析毫发、精当入微,在现实政治中却属书呆子的,也有。
我依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能为“书呆子”们提供一张安稳的书桌,保障他们的不受政治风云侵扰、不被推入政治迷宫的自由。他们应该得到选择的权利:可以为天下苍生大声疾呼,也可以潜心书海耽于学术。
你可以向周先生责以天下苍生,但我宁愿更为宽容而不是去责备贤者。我们所敬重的老师,本来可以把远为丰硕的学术成就留与后人,然而不但不是那样,反而在晚年身背恶名,这是我们弟子们也耿耿于怀、不能自释的。
我们希望弄个究竟,查清那悲剧的真正缘由,厘清既往,使是非曲直更为公允;以警方来,使那悲剧不至噩梦重现;由此,告慰周先生于九泉之下。
被禁锢的头脑
在恐惧和颤栗中
我想要完成我的生命
by 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