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4年7位厅官政转商
在眼下连续高温的省城，济南市排名第一位的副市长徐群的突然辞职，也许是少有的能比天气更加火爆的话题。
随着徐群的“弃政从商”，近4年来，已经有7位山东厅级官员，飞越体制的高墙，世俗的评判，追寻自己的人生选择。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打破山东的“官本位”痼疾：
“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在全社会培育创新创造、尊重企业家的土壤，这比眼睛只盯着项目、资源重要得多。”
而从政治语境跃进到现实选择，7位一度主政一方的厅级山东官员，毅然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为破除“官本位”做出了行动注脚。
尤其是徐群的辞职，更是山东乃至全国少有的，商而优则仕，又从体制内回归商场的政商“旋转”。
从弃政从商到政商“旋转”，如今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山东，能否从此撕开一条裂缝，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撰文/©埃伯巴赫
编辑/©张慧
4年这7位山东厅官政转商
4年前的2015年6月，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官网，突然发布了一条让人震惊的第57号公告：
“接受张毓华辞去菏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曾经在菏泽定陶县主政时，张毓华是带着特产山药高调进京开发布会，在省城济南设专卖店的“政坛新星”。他的突然辞职，转行去保险公司从商，山东媒体称为“山东党政厅官辞职第一人”。
要知道，2011年来到山东的张毓华，是从国务院港澳办“空降”菏泽的中青年干部，只用了3年多，就从副司长升到了厅级的实权副市长，绝对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政坛明星”。
3个月后，比张毓华早一年“空降”山东，只用了2个月就履新为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梅永红,也在担任市长4年后挂印而去，从一市之长，转为华大基因的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如今转任碧桂园农业板块总裁。
直到今天，梅永红留下的金句“永远保持随时离开的能力”，还会被人想起。而在4年前，默念着这句话离开的厅级官员，有曾任潍坊市副市长，后加盟阳光保险的夏芳晨。
青岛市原副市长刘明君，2012年担任青岛市副市长之后，一直分管金融工作。其间青岛市金融业增加值、税收、存贷款余额等硬指标数据一直节节攀升，2015年还组织了“行长下基层”活动，帮助全市千余家企业获得足额贷款，使一些企业渡过资金难关。
但就在刘明君仕途顺利的2015年，他突然辞去了副市长的职务，加盟了中信集团下的证券机构中信泰富，任职副总裁，从主管金融转为从事金融。
转过年来2016年9月18日，时年54岁，任职潍坊市副市长潘强辞职，至今去向不详。
随后的2017年，山东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宜新，转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主要负责人。
直到今年6月，沉寂了一年多的山东，在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里，省会济南排名第一位的副市长徐群的辞职，再次在山东数十万公务人员心中，掀起波澜。
在全国，哪些厅官选择“从商”？
从张毓华到徐群，4年多时间里辞去公职的7位厅官，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有广阔的宏观视角，并与商业市场距离更近。
张毓华作为中央“空降”地方的“潜力股”，在权力中枢成长，港澳办历练的经历，迥异于鲁西南经济欠发达菏泽的本土官员；而同样是“空降”的梅永红，更是拥有在工信部这样兼具科技与商业的管理部门长期任职的眼光和经验。
至于夏芳晨、刘明君、潘强和杨宜新，在任时，都是金融、工业、工商等领域的分管主官，具备的商业思维也比任职其他领域的官员更为深入。
到了徐群，更是从济南百同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这样的企业家，企业服务者一路历练，成为主抓省会财政税务、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权副市长。
如果你觉得山东7位厅官的样本数量太少，那不妨把观察的视角扩展到整个中国。
在2015年山东出现厅级官员辞职下海时，全国同样出现了一波官员辞职潮。
《解放日报》旗下自媒体“上海观察”统计发现，2014年至2015年，从中央到地方，已有超过10位厅局级官员辞职。
如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奇虎360公司副总裁。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原副司长刘殿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原副司长张明伦，一齐加盟阳光保险，分别负责医疗健康、战略性投资工作。
这其中，三会一行、商务部等中央部委，官员离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其中，三会一行会近年来，共有超过40名官员转商。
在地方省份，辞官下海的官员也有一定的比例。像2014年，被称为江苏最年轻市长的苏江华，在40岁代市长任上的大好前途中，毅然辞职去光伏企业任职。还有仪征市委书记程希，以及39岁成为湖南娄底副市长的李向群等几十位副厅级、厅级官员。
尽管至今仍然没有量化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辞职官员的履历和去向，仅从近5年媒体公开报道的主动跳出体制的副厅级及以上官员来看，东部沿海省份多于中西部，主抓经济、商业领域的官员多于其他领域；尤其是三会一行这样管理与实践并行的部门，更是弃政从商的“多发区”。
转型其实属于正常现象
一直以来，政府公务员的工作，都被视为“铁饭碗”，尤其在尊崇孔孟文化的山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考上公务员，“稳定、福利好，有保障。”
济南千佛山相亲会上的 “不是公务员，别想做我女婿” 公务员辅导班前的“只有公务员才是铁饭碗”，处处显示出山东人对体制的向往。
公众对体制有多热衷，就对跳出体制的高官的内心有多好奇。张毓华在48岁的年纪辞去副市长职位，还有人揣测是不是因为升迁速度不够快。
但45岁就成为济宁市长的梅永红，在辞职前的全国两会上曾对媒体坦言：“自己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主政一市，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那寒碜的工资单，仅有三蛋拖在‘7’后”，梅永红辞职时写的打油诗，一度成为网络上的爆文。
从梅永红开始，脱离体制进入商海，获得更高的收入，成为官员主动辞职时不再避讳的动机。
的确，厅级官员的月薪只有7000元，下面县处级官员的待遇，可想而知，能力出众、工作出色的官员在薪酬上难以体现，寻求晋升又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成为官员放弃宦海，投身商海的动机。
从官员弃政从商的主要领域看，金融、互联网、房地产，无论在民间口碑，还是统计局薪酬统计数据上，都是高薪高回报的行业。
早在2015年前后，就有银行公开表示，接纳处级干部的标准是年薪60万元，厅级干部是200万元，比体制内收入高出数倍乃至十数倍。
当然，敢于主动跳出舒适区，在竞争更激烈，更残酷的商业世界挑战自己的官员，除了收入，心底都是有做一番事业的火焰在燃烧。
加入碧桂园后，梅永红和杨国强等高管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像梅永红在离开官场半年多后，在出席一次论坛时，首次公开回应“辞官”问题时说道：
“我到山东前一直在科技领域做业务，包括在科技部做了政策法规司司长，也主要在研究政策、科技策略和政策。当了5年市长再进行这样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
新近弃政从商的原济南市副市长徐群，在接近他的同事，合作伙伴看来，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退。
比如同徐群一起出过差的济南市高新区一家软件企业负责人回忆：徐群出差很少带秘书，而且下飞机后直接开着网上租好的车到处跑，亲力亲为，雷厉风行，“我觉得他骨子里仍然保留了企业里的那种干事劲头。”
对这些敢于跳出体制的官员来说，在自己的理想和情怀面前，官场也罢，商场也好，都是通往理想的道路，这条路感觉速度慢下来，那就换条路继续加速奔跑。
国际上政商“旋转门”是常态
在最近5年山东乃至全国弃政从商的高级官员中，徐群是其中少有的，从商界到政界，又毅然回归商界的无缝切换式人物。
这不禁让人想到早已在世界政坛风行的“政商旋转门”。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商人出身的政府首脑就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克姆·特恩布尔、泰国前总理他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几乎各大洲都有代表。
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同样可以从商。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一个成为著名的公共演说家和作家；一个则成为俄罗斯巨头石油公司在欧洲的负责人。
与王岐山共同出席公共活动的鲍尔森（右）
在政商之间从容切换的最佳典型，当属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私交甚笃的亨利·鲍尔森。当时已然是美国高盛集团董事长的鲍尔森，被时任总统小布什力邀进入政界成为美国财政部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鲍尔森力撑危局，成为全球对抗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群于政界与商海之间的切换，是中国社会生态向更开放，更多元发展的一个注脚。
希望由此带来的“蝴蝶效应”，能让更多有能力，有抱负的官员和企业家，相互交流融合，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国官员的“第四次下海潮”
《中国新闻周刊》曾对官员弃政从商做过如是总结：
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弃官下海，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
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在这次下海潮中，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冯仑、郭凡生、陈东升、田源、王运正、毛振华等如今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商业大佬，都是92一代的杰出代表。
第三次官员下海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再10年后的2010后，弃政从商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其中更是不乏主政一方的地方主官和在中枢担任机要的核心官员，他们的去向，也更多是互联网、金融和地产等热门行业。
当这些官员从十几年的官海跳出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不同。有下海官员对媒体表示：“在体制内，评价尺度永远只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评价足够左右你今后的人生。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的评价尺度不单纯只有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
跳出体制的官员在审视社会，社会也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官员。
什么时候山东人对官员辞职不再报以异样的眼光，重视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动能，才算真正成功。
凤凰网青岛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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