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富勒评论《论题学与法学》

菲韦格的《论题学与法学》自第一版面世以来，便在德语世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对该书第一版的评价可谓两极分化：科殷（Helmut Coing）高度赞扬其法学理论价值。Gerhard Wesenberg以及Guido Kisch则对该书前三章的法史内容表示失望；尽管菲韦格强调，该书并非法史作品，但这不能作为肤浅和误解的挡箭牌。[1]

其实这本书在当时也引起了英美学者的注意，其中便有《法律的道德性》的作者朗·富勒。

富勒评论的是《论题学与法学》的第二版。[2]他首先抱怨道，这本已经被翻译到意大利和西班牙、足见其重要性的小书在英语世界几乎完全被忽视（笔者吐槽：时至今日，德国“足见其重要性”的法学著作在英语世界引起注视的恐怕也没几本）。他认为，这本书是任何地方的法律人都会感兴趣的。

《论题学与法学》主要阐明了形成理性或者有效法律论证的智识过程。这个问题在近年（笔者注：富勒评论刊出之时）成为越来越多的文献的主题，但是很难说哪篇文献在价值上超越了这本书。该书不仅呈现了法学方法之争的一段有趣的历史，也清晰、有力地分析了，何以任何将演绎逻辑运用到法律推理的尝试都注定失败。将法律纳入一个公理体系是古往今来很多法律人的梦想，但是他们往往将体系建构的失败归于人的错误或者缺乏预见性，而非质疑用来模仿的模型（model）。《论题学与法学》的主要部分是对这一公理模型的分析。

富勒认为，法律人在选择法学方法时往往是凭直觉的，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其他选择。他们极少对运用的法学方法给予辩护或者解释。

但是像很多其他作品，菲韦格强于解构，弱于建构。菲韦格建议去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中寻找可靠的法律推理模式，里面蕴含的目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逃离机械模式。但是该建议基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神而非其清晰定义的方法。菲韦格也承认自己所推荐的模式的模糊性。

富勒提示，公理方法在它的“故乡”——逻辑学与数学——中也受到了质疑。在任何思想领域，方法问题是最麻烦的：一方面，方法的选择关乎事业成败；另一方面，自觉地限制方法可能带来的危害更大。因此，面临“顺其自然还是思考正确的方法”的两难选择之时，我们不妨暂缓决定，先在菲韦格教授的这本小书中找一些安慰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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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tte, Gerhard, Die historische Topik und ihre Rezeption durch Theodor Viehweg, in Rolf Lieberwirth(Hrsg.), Akten des 36. Deutschen Rechtshistorikertages, 2006

[2] Lon L. Fuller, Theodor Viehweg, Topik und Jurisprudenz,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