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的风筝——亡命天涯路，何处是归途(一)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上回小熊说了现实版的《芳华》故事，这次再来谈谈最近大火的收视神剧《风筝》的幕后历史。
开始讲故事之前，照例总要说点段子拉高一点学术逼格。吃瓜群众爱看就看，不爱看直接跳第二段。
维尼没事喜欢瞅瞅影评，走马观花发现基本都是公知在那无病呻吟，什么党性与人性的矛盾对立，男主的心理困境与纠结云云。
所以说公知本质都是文科生废材，感性思维占据大脑，没有半毛钱实际价值。像维尼这样的技术流凡事都是从事理人情对人物做社会学心理分析。
剧中主角的各种作为从正常人视角看上去是挺违和的，用成语表达，叫做六亲不认。那么问题来了，男主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做？
通常而言，人能做到断六亲的地步，多半受外界环境四字影响，哪四个字？威逼利诱。前者，像剧中那个老四，女儿被绑票为人质，只能被逼出卖兄弟。而后者，为功名利禄，甘为小粉红自干五的也大有人在。其实这两者在心理学上都是正常人。一般人没事都挺好的，要真遇事了，面对压力或是诱惑，基本也就只能是这样反应。
那问题接着来，反观剧中男主，却不像是因为外部压力或是功利欲望而去做那些害人害己害街坊的事。这又是为虾米？从社会心理学上分析，当然有深层次原因。
小熊说学术，文盲也不懂，干脆举个例子，很容易就明白了。例如，你被女友甩了，正常人的反应，蓝瘦香菇，可日子还得过，只能想开点，此妹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走水路。对应表现出来自我创伤修复行为方式多数是两种，一，有点钱的，如同小熊，默默打开通讯录，找出妈妈桑的号码，晚上定个包间，找一群小姐姐来疗伤。二，没钱屌丝，也有办法，拿出纸巾，打开电脑，等熟悉的旋律响起，欢迎光临博彩新体验......瞬间就被治愈了。
但还有少数人群，和偶们正常人不太一样，想不开，临床表现那就多了，一种是抑郁型的，一辈子没做坏事，点解唐唐会这样对他，会在外头找别的基友？于是纵身一跃，把自己融化在文华酒店窗外无尽的黑夜里。还有幻化分裂出反社会人格的，拎了菜刀直奔丈母娘家，搞个大新闻上当天晚报的社会版头条。还有一种人格依赖型也就是所谓信仰者。这型病人多半都是出生优渥，自带傲娇属性，本身又有表演型人格，成长经历一帆风顺，从来都是自信满满，一旦遭遇逆境或质疑，他们既不会自我批评（抑郁），也不会否定自我（放弃），反而会加强自身确信，变成狂信徒。表现出来的病症，就是他非要证明给前女友看，他是对的。这路病人，学名精神病，俗称一根筋，高发于女性人群以及文化艺术界。
有人问，如何医治？祖国医学认为，心病还需心药医，神经要靠神棍带。让她们受洗入教，多被教主神棍们SM几次，痛并快乐着就好了。
例行学术讲座结束，开始彩蛋时间，剧中人物是否真有历史原型？博学如我，点会唔识。让维尼來一一点拨。
首先是男主原型，根本就不是柳云龙式红色卧底，而是正牌CC嫡系，中统六哥。郑蕴侠，老家原籍江西临川县，祖父郑重光于清末任贵州黄平县知县、麻哈州（今麻江县）知州。父亲郑宗尧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加入同盟会，追随炮哥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时期历任要职，晚年在重庆开药店。他本人1907出生在重庆，家族大排行老六，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念书以及黄埔军校求学。文武双全，被陈氏兄弟赏识，加入中统，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滇缅远征军，一路升迁到中统重庆实验区主管（当时中统有六处一区），管理当时陪都下辖18区20县，用现在职位对比，相当于本朝纪委第11室室长。他带人揍过本朝文胆郭沫若，空信封放子弹恐吓过岳不群，砸过报社，烧过老马哥的名著。
49年之后，这位仁兄亡命天涯的经历更是曲折离奇，维尼抄一段好了。
1949年12月20日，我得到杨森密令撤离。接到密令后立即在家仔细检查是否尚有未毁文件，后与母亲、妻子、玲儿共进晚餐。老母和妻子满脸泪痕，哪里还有心情吃饭！我强按住离别心情，若无其事地请母亲和妻女入席。她们不好拂意，坐上桌来，一声叹一口饭地勉强吃完这顿饭。母亲呜咽着说：“我不走，死也要死在一起。”妻子说：“别人都忙着先走了，你七月份就获得批准可以去台湾，发了入境证，你偏要听杨森的话同他一起走，为的是啥？”女儿小玲扑向我怀里说：“爸爸，你要带奶奶、妈妈和我一路走。”我心如刀绞，带着严肃的声音说：“你们都想错了，我是军人，只知道服从命令，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妈妈抚育我几十年的恩情我报答不了，诗竹与我十几年夫妻恩爱是难割舍的，玲儿还小，我也不该抛下不管。但大势已去，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要听我的安排。军情紧急， 一刻也不能停留，我侥幸不死总有团聚之日。”停了一会儿，我拿来热毛巾替母亲抹去泪痕，又拧了一条给诗竹擦脸，然后说：“一家人的生离死别是我造成的，一切望你们原谅，玲儿，爸爸对不起你……”
我抬起手腕一看手表，已是10时整了，一咬牙横下心扶着母亲走向汽车，老人家大哭起来，坐在地上不肯上车，我只好抱起她硬放进汽车里，随手关了车门。一挥手，司机开车急速送母亲去我姐姐家里。
约半个钟头后汽车回来，我要妻子带着玲儿去岳父家里。诗竹泪如泉涌，紧伏在我肩上不忍离去。由不得人了，我硬把诗竹扶上车去，然后抱起玲儿放到她怀里，含着泪说：“母亲和玲儿交给你了，你母女俩好好去吧！不要挂念我，人生没有不离别的，你们保重！我深信总有见面的一天。”
诗竹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向我挥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泣。小玲在车里哭着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汽车一阵风去了，我呆呆地低下头，失声哭了。送行的邻居都摇着头走开了。
（他的屋里堂客汪诗竹曾是抗战时期重庆川剧名伶，号称陪都第一美女，剧中李小冉原型，和他分别之后，死于60年代大饥荒，他亲生女儿郑小玲，家族遗传基因强大，虎父无犬女，文革时期是山城两大派之一，反到底的女闯将，改开之后出国经商，现在加拿大是成功女老板）
到达渝舍时，正是夜里11点50分，可以说是准时到达。虽是午夜时分，渝舍内外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门外大小汽车一长串有30来辆。我报过到后便去副官室领了一支美造强力式快慢机手枪，子弹200发、美制纯钢匕首一把。同时叫我的副官蒋浩然、卫士雷刚各领了手提式冲锋枪一支，子弹各 1000发，科尔特手枪各一支，子弹各200发，司机李增荣领了一支卡宾枪、子弹500发，最后又各领了一只急救包，加上我从军部带来的手榴弹20枚，防暴用的催泪弹。这样，我这支小队伍的装备足可应付任何事故和一场战斗的需要了。
所有的人领完武器后，便齐去大客厅吃饭，杨森和他的苗族女人与最小的儿子也是彻夜不眠，都穿上行装准备随时起身。
这时我想起要带饮水，于是叫蒋浩然他们拿着五只水壶去开水房灌满开水，又叫李增荣检查汽车油箱，发觉油箱未装满汽油，心里很生气，斥责他竟在紧急关头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立命他去保管室领回汽油。除油箱加满之外，还将三个预备油箱灌满汽油。同时又加了刹车油、机油才算作好长途行车准备。
一切就绪之后已是凌晨，虽是隆冬时节，但好在是晴天，薄雾中红日冉冉升起。心里感觉这是个行长途的好天气。
杨森家里已是完全军事化管理，吃饭、就寝、熄灯、起床、做早操都听号音行动。这时吃饭号音吹响，大家去餐厅吃早餐，副官用手推车运来压缩饼干，每人五袋，作途中干粮。刚吃完早餐，集合号吹响了，这是整队出发信号。大家跟在杨森后面鱼贯而出，到大门外上车。这时各车均已发动，最先一辆是总务处处长王联奎的指挥车，然后是大卡车，上面站满特务营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车顶上架了一挺重机枪，上了子弹转盘。兵车后是几辆辎重车，随后是杨森坐车，我的汽车紧跟在后，在我的车后面是杨森的医生、护士、保姆、家庭教师、厨师、听差一大群，后面又是一个排士兵的兵车。隆隆车鸣向西飞驰而去。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但愿途中不与解放军遭遇，平安到达成都，可说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车行虽速，但为了对付意外情况，我早命司机将吉普车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
我们都穿的是士兵军服，我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好隐瞒身份，不过内行从使用的武器上可以分析得出是军官身份。我预防意外带着一包便装，由雷刚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成为老百姓。
沿途散兵游勇极为混乱，公路两旁商店早已关门停业，显然是怕遭抢劫。昔日的繁华顿成一派凄凉。
车刚过小龙坎树人中学，进入覃家岗时，我的车子嘎的一声熄火抛锚了，杨森座车停顿一下问我说：“咋个车会抛锚？赶紧修好赶上来，不然前面两座大桥炸毁，你无法通行的。”说完他的车开走了。后面的车超越而过。我下车命李增荣修车，检查了一会儿引擎还是不运转，我自己去踏也踏不燃，用摇柄摇也无济于事，我暗叫一声“糟了”！这时江南面隐约听到炮声，猛想起总司令部参二科、长官公署二处的情报：“共军可能企图由南岸渡江，沿江津斜插成渝公路切断我军后撤部队。”即使把车修好也可能在永川、荣昌之间与解放军遭遇，心一横，命蒋浩然用五枚手榴弹捆在汽缸上，并将全部子弹、干粮拿下放在路边，就自用绳子拴在手榴弹导火绳上，命李增荣阻止散兵前进，又命蒋、雷二人让开卧倒，我牵着绳子退到公路边用力一拉，几声巨响之后吉普车炸得四分五裂，引燃汽油，公路上一片大火。等我转身命令前进时，发现司机李增荣已不知去向，才怀疑起他有意搞坏车子携枪潜逃。我这辆车是组建第一军时国防部调拨来的四辆新车之一，使用不到四个月，岂有发生严重故障之理？一定是遭人暗中破坏所致。便命蒋、雷二人在散兵中搜索。哪里有李增荣的影子！他一定是在去阻止散兵前进时借机逃遁。他是我原来的司机王大鑫送家属回湖南衡阳老家后，我报告杨森，然后在总司令部交通处车队借用的少尉司机，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以致有今日之事。
（六哥的命运十字路口，王俊凯母校，前树人中学，现重庆八中，顺便说说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老司机，原来是受地下党命令，故意把车搞坏把他卡下来，结果文革时期，逃不过因果报应，反而被当做特务给斗死了）
我炸毁汽车后顿感茫然，蒋浩然和雷刚凝视着我。雷刚说：“主任，我们向何处去？”我回答说：“你们别急，让我想想，我相信总有一条路让我们走！”
蒋浩然说：“我们不能再沿成渝公路走。恐怕在永、荣之间已发生遭遇战，走小路好些。”我说：“对，我们现在只好向右侧斜插杨公桥，经黄泥坡上高店子，到璧山顺着小川北的山路走，到大足看情况，必要时与东、西山两个游击纵队取得联络再说。”
我们急急赶路。当晚10时左右到达虎溪河，距璧山仅20华里。幸好有一家客栈尚有灯光，我们叫开门进去，投宿吃饭。雷刚先给他3块银元，说明走时算账不够再补，绝不少给一文。店主人倒还和气，满口应承，先给我们煮饭弄菜、安顿房间。吃饭时猛然想起赶快到金堂要紧，途中不能久留，便问店主有没有多的米，如有给我们炒15斤炒米作干粮。他很快炒好了，还用油纸包了一包咸菜，我们十分感谢，又给了他5块银元，他连声称谢，在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约有一斤老姜，预防途中受寒找不到药。
我们三人武器弹药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每人负担都在30斤重量以上，行走起来确实够呛，但枪弹又不能扔掉，谁知前途有什么凶险等待着我们？
沿途打听，20军和第1军已过去两天多了，到大足一打听，东、西山两个游击纵队已向永川开去，说是去堵截由江津来的共军。我心里大吃一惊：黄庆云、蒋振南一个是保定生，一个是黄埔生的老军人，怎么糊涂起来？正规军已过完了，自己放弃营寨，既无两侧掩护部队，又无后援，犯兵家大忌，冒进死角地带！共军四野是善战之军，你们那点素质极差的军队岂能抵挡得住？为什么不原地隐蔽，避实就虚？如中共地下党员策动地方武装捣你营寨，断你归路，岂不全军覆没！又想到李增荣的可恨，心中怒火燃烧。再又想雷、蒋二人随我多年，名虽扈从，实有深厚情谊，他二人结婚、安家全是我负担下来，特别是雷刚之父住院治病历时半年及死后安葬的费用全由我负责开支。该不至于像李增荣那样对我，但不能不有所警惕。大足毫无留足之处，我们便经中鳌场向安岳清油铺前进。途中突然遇到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由一人家出来走向我们。我一看他们武器在手，帽上帽徽未摘，知道是国民党军人。我拔出手枪停止前进，并喊出“装备”的联络口令，对方立即回答“共患难”，知道是自己人了，大家走拢交谈，他们是志农部队（“军统”应变组织），其中一个姓彭的是金堂清白江的人，正准备回家。我说：“我们也是去赵镇与20军、第1军联系的，正好同行。我们七人从武器说够一个加强排的火力，任何情况可以一战，生死关头希望大家共患难。”
陡然增加四个人，而又有充分的美式装备，胆子便壮了起来。我们在高楼房街上一家客栈吃了一顿粗面条，略事休息，便向童家坝前进。当上了遂宁至成都的公路不久，在一个大湾地方突然出现一大群人，约有40多个，长衫杂乱，兵不像兵，匪不像匪，手持中正式步枪、汉阳马枪、大手枪等武器，把公路截断，为首一人高声喝叫：“站住！看见朱总司令布告没有？要缴枪，把武器交出来，放你们过去。”
我问他：“是哪方面的人？”
对方回答：“不管哪方面，我们要收缴武器！”
我一看这伙人全是“黄昏子”，四五十个人挤在一团，就凭那几根吹火筒想缴别人的家伙，就是半吊子也该摆出一线疏开或散兵群散开，这个样子对方一开枪不死一大堆才怪。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便开玩笑说：“弟兄们！武器怎样个缴法？请说明白，我们好照缴。”
那为首的一个说：“把武器枪弹全放在地上，每个人敞开衣服，一个一个地检查放你们过去，我们绝不放冷枪伤害你们。”
我说：“要得！就这样办。不过有几个伙计不愿意咋办？”那人说：“哪几个不愿意？给老子站出来。”
我把手枪一扬说：“就是它不愿意。”
话音未落，便是一个连发，击中那人腿部，那人倒在地上。我没有存心打死他。雷刚他们六枪齐发，顿时撂倒六个，可能有两三个被击毙了。那群乌合之众见头头儿受重伤，便慌乱起来，一阵乱枪毫无目标地瞎打。我们早已利用地形掩蔽好了，根本伤不了。我想赶路要紧，和这些地头蛇缠战不休，会误了我们自己的事。这时风向正朝他们吹去，我从挎包里拿出一枚催泪弹掷过去，眨眼间催泪剂散发，那伙人有的捂眼睛，有的弯腰呼叫，顿时大乱，我叫雷刚他们六支冲锋枪齐向对方上空扫射惊压住他们。我高声说：“我们是中央军的尖兵班，大部队随后就到，你们真想死我就用毒气弹送你们回老家。”一面说一面从挎包里再拿出一枚催泪弹，高举起来做投掷状。这时雷刚他们又是对空一阵扫射。这一招真收到了效果，那群人抬的抬死尸，背的背伤员，从小路进入深沟走了。我暗叫一声“侥幸”，便向施家坝方向疾进。
施家坝是个较大场镇，好几家客栈、饭馆、杂货店都还在营业，我们去一家饭馆先交了四块银元再吃饭，这样省了许多口舌，店家也放了心。饭后休息片刻由一个姓彭的做向导，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直趋金堂。
这一路平安无事。
到达金堂青白江是第六天的上午。老彭家住在距街两里路远的河边，品字形三排茅屋，正中是长三间，左、右各有两间配房，最后是厨房、猪圈，四周茂林修竹，十分清静，恰好是单家独户，适合我们暂住。他父母健在，还有哥嫂和两个侄儿女，是农民家庭。彭大爷为人十分江湖，看情形可能是汉留中的舵把子。但我们不便盘询，大家心照不宣。他全家老幼对我们很客气。
我们是来这里避难的，自然首先要解除主人在接待上的负担，即命蒋浩然先送去30块银元，交彭大爷暂作食宿费用，走时再补。
第二天我们六个人分批去青白江街上理发，同时购买点儿日用品，并给彭大爷买了两斤烟叶和冰糖，给彭大哥夫妇和小孩各买一段衣料。这里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场镇，还有两家茶馆和杂货店，三四家饭馆兼客栈。我们去茶馆喝一阵茶才回彭家去。在回去的路上看见彭大哥也上街买了些肉、菜之类，便和他一道回家。
当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彭家对我们如此热情，我们很安心地住下来。饭后在闲聊中听彭大爷说20军、第1军在金堂反水，军长向廷瑞、副军长吴泽都去新都学习去了。还听他说了一些别人告诉他的成都陷落的情况。听了之后，我心里有个谱了。
当夜我们三人都未睡觉，围坐在床上研究去路，他二人没有主意，一切听我主张。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相比，我是有家难投，你们可以回家，父母妻室儿女都担心你们，即使共党要抓你们，也不会杀头。我认为你们回家是上策。我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总可以找个地方藏身，不过要求你们严守秘密，大家共事多年，有一定的感情，相信你们不会对不起我的。你们知道金堂人是喜欢玩枪的，我的想法是把两支冲锋枪和你二人的好枪卖了，各留一支手枪在身边备用，卖成钱大家好谋生活出路。成都很复杂，你们身上有枪，不能去，直接回家好了。我必须进成都探查一下情况，如有不测，我身上有两支枪，拼个一比二算了。看样子彭大爷是有来路的人，明天请彭大爷帮我们把枪卖了，你们买套便衣换了路上方便些，你们身上都有事先准备好的国民身份证，路上是不会有麻烦的，你们以为如何？”
他二人听后齐声说：“主任安排了就是，我们没有意见……”我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两个老是主任主任地叫我，我早说了，大家生死与共，情同结义弟兄，叫我大哥有何不可！”
蒋浩然说：“习惯了一时改不过口来。”
我说：“在外面你们这样叫我，岂不误了大事。如你们有机会到重庆，请到家里看望我母亲和你嫂子、侄女，要她们不要挂念我，大不了一个死字，人生百年还不是个死。”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向彭大爷讲了我的意图，他满口答应做成这事。他说：“某方面正要买这种扎实家伙，保管一说就成。不过价格上须得商量一下。”
我说：“事到如今只好半卖半送，绝不使你为难，我们自会酬谢你的。不过请对方付银元或川板（四川造的银元），其他不要。”
彭大爷和对方交涉后，回来和我说：“两支冲锋枪带子弹500块大洋；两支手枪和子弹、手榴弹300块大洋，给600块现银、200万元人民币，你意如何？”我同意了。
第三天早上对方来了四个人，虽是老百姓装束，但一看便知是跑江湖的人，即将银元和人民币点交。那时是旧人民币，200万合现在200元，票面又小，折合起来有一大捆，装在布口袋里，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枪，四个人将枪弹装入木箱内抬上鸡公车推走了。
我到彭大爷上房，请来所有的人对他们说：“我们三人承彭大爷全家照应很感谢，特送彭大爷、彭大哥夫妇各80块钱，三位朋友各20块，两位小孩各20块，共260块请各位收下。”他们都不推辞收下了。随后我给了蒋浩然、雷刚各150元；我自己留下200元，人民币三人各收一份在路上方便些。他二人也无话可说。这时我已换上长袍，是个商人打扮。我对彭大爷说：“明天请暂时借两套便衣给他二人换上，好去城里买衣服。我们的军服全部送给你们。”说完便给了40元交他二人买衣服。
下午他二人回来说：“在城里看见向廷瑞穿着共军服装坐在吉普上，看样子是由成都方面来。”我问：“他看到你们没有？”他们回答说：“一见到他，我们便调转身背着他，汽车一晃就过去了。”
我心里叹道：“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精彩下节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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