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的风筝——亡命天涯路，何处是归途(二)
第二天吃过彭大爷家的饯行早餐，我们三人便分道扬镳，各奔活路了。临行前一天，承彭大嫂细心想得周到，给我缝制了一根六七尺长的白布串袋，装上120块银元围在腰间，又缝制了大小手提布袋各一个，小的装放毛巾、牙刷、口杯、电筒，大的装上80万元旧人民币，鼓囊囊一大包。他们又送给我一个蓝布裹肚，刚好别上两支手枪和六个预备弹夹，穿上宽大棉衣，脚穿老青布棉鞋，头戴毡窝帽，是十足的小商人打扮。吃了午饭，我去青白江镇上买了一本流水账簿，在上面乱写些收支情况，算是一切停当了。
翌日清晨吃了早饭，辞别彭家老幼，到公路汽车站搭上金堂到成都的公共车，在成都北门东站下车，直到八宝街姻伯王元虎家里。他是原川康边防军第三师师长。1946年改任四川省新兵训练处处长。到他家里见到他岳母——周外婆，她对我说：“你王姻伯起义了，现在到新都学习，你姐丈王贯三（九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也起义同去新都学习去了，你姻伯明天要回来的。”周外婆安顿我住下之后，我便去附近一家茶馆里喝茶，想听一听成都的各种情况。第二天王元虎回来见到我便说：“你咋不早些来，早来了我把你名字添到起义人员名册上，你三哥我都给他添上了。既然来了，住在家里再说。”我听了之后，心里一惊，他既已起义，难免会说出我的情况，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陪他吃过中饭，他坐上汽车走了，我趁周外婆上楼之时便提起包不辞而别，到三桂街一家较清静的小客栈找个僻静单间住下。身上有化名“何安平”的国民身份证，一点不困难便办好住店手续。老板和堂倌都是汉留中人，我用暗语接上头更为方便了。
装啥像啥是特工的基本要求，我不时拿着流水账簿用小算盘哗哗啦啦地算账，有时还约一两个经纪人来客栈谈生意，老板、堂倌和同栈宿客都认为我是生意人，大家叫我“何掌柜”。
一天在东御街遇见20军的郭光甫、冯云村二人，狭路相逢，无法避开，只得打招呼。我先将二人一军说：“两位几时到的？我已向军管会自首登记了，你们登记没有？没有关系，登记后交代了就没事。”
他二人说：“你不知道20军起义了？我们年老多病，给我们起义证明，我们准备经商，你几时来的？住在哪里？”
我说：“才来两天，住大面铺乡下。”交谈之后便各自分手走了。我心里想他二人又是起义的，会不会检举我？心里又生一个疙瘩，幸好先将了他们一军。
这时成都较为混乱，摘掉帽徽的散兵游勇成群结队。虽然建立了军管会，但军队不多，大部分去附近县清剿暴乱的土匪去了。警察和保甲、机关人员全部留用，只有一两个军代表指导工作。看得出当前主要的是办理自首登记、清查户口、抗美援朝宣传、募捐运动等。有些特工虽然自首了，但是把手枪丢到望江楼河里和御河里，有的丢在水井里，被军管会押着又去取出来，光着腿下水摸寻的情形十分狼狈。我也混在群众中观看，因为他们是土特工，不会认识我。我心里琢磨这只是暂时平静，暴风雨即将到来。一切就绪之后，必然有大逮捕、大镇压的行动，我必须提高警惕，街上行走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意是否引人注意。我每天都是到华新街邮政局对面一家小饭店吃饭，店主是潘文华的厨师，潘起义后辞掉很多佣人，他便开饭店为生，此人好讲话，表示自己啥都知道。听他谈城防司令盛文和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带了一批人进西康打游击，警备司令严啸虎被捕了，潘文华在广元起义是潘新华策动的；潘是地下党员，我当特工十年今天才晓得他是中共党员。
我想到刘文辉反水后，将部队布满川康边境，特别是进康道路，堵截逃康的人和部队，凡是进去的人必遭捉住，是相当危险的。如盛文他们真的逃进两康，必被刘文辉捉住请功（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我只有逃到云南找李弥和余程万，他们兵力雄厚，已拖到缅甸境内了，卢汉已通电起义，必然会将乘飞机逃往香港、台北的人在飞机降落昆明机场加油时全部逮捕。但边境某些地方可能逃得出去，边境少数民族喜爱武器，将这两支枪作交换可能放我过去。只要找到李、余二人便好了。在正府街正娱花园茶社碰见原市党部执委骆继常，我们只是以眼神会意并不答言交谈。他离去后我看见市党部财委会主任邹立先来了，我调转身，他未看见我。难道他们常在这里聚会吗？岂不是一抓就是两个？怎能如此粗心大意！
我走到内姜街，这是一条小巷，行人不多，突然有人拍我的肩头。我一惊右手急伸入襟内，手腕立刻被封住。那人说：“是我！”听其声便知道是遇上尤绍五了。我说：“你昏了！”他是中统局专员，当特工时间比我早，要不是他手快，手枪一亮出来我二人身份就暴露了。他挽着我悄声说：“到别处谈话去。”我随他去到任家巷对面白家祠茶馆，找个角落坐下，他对我说：“我住在东大街新川旅馆楼下1 2号房间。你去登记没有？”
我反问他：“几时到的？咋没有跑出去？你去登记了吗？”，
他说：“没有，见别的熟人就说登记了。我的汽车在路上出故障来迟了，叶青负责在发飞机票，他已飞走了，我没有走成。你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八宝街亲戚家里。汽车咋会抛锚？你事前没有检查车子吗？”
他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这里不便说话，我们到旅馆去谈。”
我心里想，难道同我汽车一样情况？显然是地下党人的统一计划，心里不寒而栗。我们到了新川旅馆他房间里密谈起来。他问我：“究竟怎么办？”
我说：“自己的事自己明白，共党无时无刻不在要我们的命，我不想自投罗网，只好各谋出路，藏得了就藏，抓着了一死了之。你认为怎样？”
他沉默一会儿说：“只好碰运气了！”看来我是不能在成都再待下去了。最后的决定是逃向云南。混得出国境与否在此一举。横了心后把两支手枪和弹夹连裹肚一起包好藏在我堂妹家里，当然是背着她藏的，没让她知道。在她家吃过早饭便到安乐寺市上去，这里是金银和香烟市场。我泡了一碗茶坐在那里准备将100块银元兑换成人民币，便于买货物和途中使用。由于要看一下行市，便只兑换了 50块，在茶桌上同几个金银贩子闲聊。约有个把钟头时间，突然外面坝子里的人狼奔豕突地向里跑，后面是一些共军端着枪在追赶，口里高喊：“站住，不许动！”我大吃一惊，全身冷汗冒出，暗叫一声：“糟糕！家伙未带在身上，只有束手被擒了。”这时，那个带队的军官操陕西口音喊：“坐着的一律不准动！”我们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坐着不动，那些共军在站着的人身上挨个搜查，搜出许多银元向几个大口袋里装。我才知道是抓扰乱市场的金银贩，七上八下的心才落下来。搜完站着的又来搜我们坐着的，我衣袋里的50块银元全被收去。这会才庆幸自己没有带上手枪反而救了自己。一直搜到下午四点钟才搜完，把我们押上外面的十几辆卡车，挤得满满地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我们被押到南郊衣冠庙，这是原来戒鸦片的勒戒所，有点像监狱。我们被分别关进房屋里，地上铺的是稻草，大家垂头丧气坐在草铺上。工作人员一个个登记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登记完后全体在院坝里集合，十个人分为一个小组，指定一个人当组长，宣布我们犯了扰乱金融罪，银元一律没收，人民币留下，每人每天缴5000元伙食费，组织学习政策。谁表现得好、学习得好便先放谁回去，但要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法。我心里想住几天倒可放心，这儿倒是个安全的防空洞。
我被关在第三间屋子里，这里便是第三组，组长是个20来岁的青年人，他被没收的银元最多，有500多块。他哭笑不得地说，他只搞了四五天。我对他说：“你搞了四五天，不消说赚了钱。我却是来兑换人民币，不是当贩子的。”他真沉得住气，组织学习军管会取缔金银市场布告很积极，发言和认识也好。
（成都安乐寺，清末民初时期是四川地区最大金银钱币兑换交易市场，49之后变成中心菜市场，如今则是红旗商场旗舰店）
我们每天三餐，早上咸菜稀饭，中晚餐是一大盆粉条、豆腐、白菜带猪肉的大杂烩，吃了饭就学习。所长是个陕北的老红军。第二天改为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上午去外面打扫街道，通水沟，锄杂草。我心里暗自好笑，我真的是个扫（少）将了。下午晚上又学习。
我被关了八天才放出去，我急忙到堂妹家里去拿包袱。她问我：“六哥，这几天哪去了？”我说：“到金堂去准备买叶子烟摆小摊子。”说完拿着包袱走了。我决定第二天离开这里去大足龙水镇买铁货，因在学习所听人说云南畅销大足铁货。这天下午我未外出，睡在床上考虑路线。由云南到缅甸的道路我是熟悉的，当年去印缅视察远征军军邮时走过，大小道路、场镇都知道。决定了路线之后，托店主同去街公所找到留用人员赵干事，店主叫他“赵师爷”，送了他三条威斯克香烟、三瓶绵竹大曲，他给我开了到云南销售铁货买回白药的证明。又去买了一把雨伞、一双胶鞋、一支手电筒。晚上客店收了堂，请店主和堂倌去街口一家小馆里喝酒，表示感谢照应和帮忙。回来算清店钱，第二天一早我出东门向大足方向去了。长路行走的要领是第一天不能走得太快，路不要走得太多。要活动筋骨关节，适应途程逐渐增加。所以，离开成都当天，我只慢行70里便在龙泉驿山顶鸦雀口公路边上一个小客栈歇宿。第二天行80里到简阳东门过沱江，在对岸公路边小客栈住下。我借故洗衣服，到河湾处一瞧四下无人，便将裹肚和两支手枪、子弹、弹夹一齐丢到河里。手枪不能再带在身边，很危险，凭身份证、证明便可通行了。
在龙水镇买了些剪刀、小刀、剃刀、铁锁、门扣、顶针等小铁货装了一挑包箩，足有四五十斤重。买点货物不过是遮手，多了自己挑不动，如请人挑，别人看起就扎眼，成老板了。
经过荣昌、隆昌，斜插泸州直奔川滇公路。在泸州南门候渡时听人纷纷说：“今天在广场公开审判镇压专员罗国玺。”我心里一惊：“他咋未逃走！”罗国玺曾任过重庆稽查处处长，后调升泸州行署专员。心里不禁一寒，如我这次溜不出国境，不知哪天也会落此下场。
做一行得懂一行。江湖帮会内幕我深知，小买卖却是外行。尽管跟几个老铁货客同行，顺着场期赶起走，但对于铁货的许多知识却是不懂。两天后就被他们看出破绽。这天赶江门场生意好，晚上我们四人同住在靠码头河边的一家栈房的一间房里，几天来混熟了，在烟酒方面我对他们不在乎。我请他们去到对面一家冷酒馆喝酒，他们平常不过是两盘沙胡豆下酒，我特别买了一大盘油花生、四个皮蛋、十块五香豆腐干，一斤白干酒，他们高兴极了。老胡开口说：“何哥跑江湖是没有话说，搞我们这一行怕是头一回，不客气说，‘黄昏’得很。”
我说：“兄弟原是开个小铺子，解放了饭馆不好做，才来跑云贵这条路。”
大家说：“难怪！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不懂‘展’（内行话），在外面要吃亏的。”
我说：“一丈二加八尺——两丈（仰仗）三位哥哥传经过脉。兄弟感激不尽。”
几杯酒下肚又散烟，他三人话匣子就打开了，给我讲了许多这一行的规矩、行话，尽欢而散。
我们四人每天顺场赶起走，好几天才到叙永县。永宁河穿城而过，把县城分成东西两半，一座石拱桥连通东城和西城，也叫河东河西，县城叫双城镇。这是多民族的县，苗族最多。
我们又赶了五六天的场才到赤水河，这里属叙永县，是川黔交界处，过了赤水河便是贵州毕节的高山铺。我们住在箱子街栈房，开栈房的多是四川人。毕节是个大县城，很热闹，出生意。我们准备在这里住三天再经威宁去云南。就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上街一看惊呆了，满街是共军和干部，县城四门紧闭。店主说：“威宁、大定、黔西、赫章闹土匪，攻占了县城，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全部撤来毕节，到云南去的交通截断了。”
这夜我彻夜不眠，反复思考：看来不是三五天能平息下去，如在此等待，事后必然严查外路人，如硬往前行被土匪截断去路，前进后退都成问题。将来共军四面围剿，一定会大清查。如被发现，认为是我在策动，那我就难说得清楚。想来想去只有往回走，身上有去云南的证明，又有沿途完税税票，前面闹土匪是事实，我退回来不会引起麻烦。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我对他们说：“土匪这样凶，我要回家免遭危险。”辞别他们后就挑起担子往回走了。走了两天，行到金银坳垭口地方，树林里一声大喝：“娘×干啥的？跟老子站住检查。”随声拥出十几个人，有的拿马刀，有的端长枪，枪栓拉得哗哗响，把我围住，我知道遇上土匪了。为首的一人说：“给老子捆起来再说。”上来几个把我捆了。为首的那人命两个人押我，另两个轮换挑担子，直训我：“规矩点，你要不老实，老子们打你一个穿眼子。”
他们押着我走了四五里山路，来到一个破庙里，这就是他们的“司令部”。有几个人在劈树枝烧火煮饭，还有两个在大砂锅里煮狗肉。他们把我拴在柱头上，才搜我身上，把四五十万元人民币全搜去，又清点包箩里的铁货，我的身份证、证明和买货发票税票他们横看顺看搞不清楚，便揉做一团塞在我荷包里。有一个人拿着一支马枪看着我，其他三人倒在草铺上吸鸦片烟。我心里好笑，我在重庆卫戍区一次就组织了七八个游击队，一二十万支枪，却没料到栽到几个小毛贼手里，真是阴沟里翻了船。我心里思忖着如何脱险。
那三个过足了烟瘾就高谈阔论起来：“今天财喜旺，胡司令回来定有重赏。”约莫是下午一两点钟时，庙门外一阵叽叽喳喳，闹着来了一大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个黑大汉腰里插着一支土手枪，煮狗肉的那两个笑嘻嘻地说：“胡司令大哥，狗肉煮好了，等着你哟！”
我便高声叫喊起来：“胡司令大哥救人呵！”他听了一惊说：“你是干啥的？”先前那人抢着说：“是个铁货客，财喜旺得很。”胡司令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我赶忙说：“胡哥！弟兄们弯（捉）了弄上龙背（山上）来，胡哥高抬龙袖亮个膀子，东西相送，把兄弟抛了（放了）。我是小生意人，家里上有天老（父亲），有老柴（女人），还有春儿（娃儿），望胡哥打个让手。”
胡司令听我拿了上复之后，一摆手说：“不要紧，把他溜开。”说完走到神前火堆边坐下烤火。另外的人给我松了绑。胡司令把手一招要我走过去，指指他旁边的石头说：“是本家人义，是本堂口的弟兄伙，是龙盘起是虎卧起，你落座。”
我一抱拳说：“兄弟得罪了！”便坐下来烤火，好一阵手脚才暖和过来。胡司令说：“一笔难写两个胡字，放你回家就是，各地都在打王岔口（指共党），路上遇到游击队就说是胡春山的本家兄弟，保你通行无事。”我向他抱拳说：“山不转路转，河水相连，五湖四海跟胡哥打的字旗，求胡哥把空担子给我好摇‘线子’（走路方便）。”他即说：“你挑起走就是。”我如释重负，弯腰挑起担子向他说：“胡哥。我兄弟开摇了（走了）。”说完，我顾不得腹中饥饿，便急忙下山向燕子口方面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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