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禁止越级上访

古人认为地方官是父母官，民告官如同子弑父。这本质上是维护等级秩序，并杜绝民众的独立思考和权利意识，并维护君主的伪善形象。

法家学说出现在战国，所以它把武力作为君主的权利合法性来源，认为靠武力可获得支配他人基本权利的权力。

为了将民众异化为实现君主利益的工具和私产，实现君主利益的最大化，法家社会秩序的核心就是强者可以任意剥夺和支配弱者的基本权利，而且弱者有义务绝对服从。

等级体系是这一核心秩序的外化表现，如果民众不敬畏等级体系，不能接受上级的任意支配，会因为自身利益而反抗上级，那他迟早也会起来反对君主。到君主这里告状本质上就是反抗上级，这自然是不能允许的。

另外，其实所谓冤屈的根源绝大多数在于君主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过大。然而汉朝以后实行外儒内法，君主就不会直接参与具体的压榨民众的过程，仅仅根据个人野心提出一些保证民众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宏伟目标，如国库需要多少粮食布帛，要建成多少宫殿，交通设施或防御工事，要对周边部落开战等等。

至于如何完成这些目标是各级文武大臣的事情。压力逐级向下传递，最终就会传递到每个民众身上。但是每个民众只能感受到来自直接长官的盘剥，殊不知这个直接长官自身也承受巨大压力，如果不尽可能盘剥，他就无法完成上司的任务。

君主往往对此视而不见，默许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各级大臣就相当于白手套，把君主和底层的残酷盘剥隔离开来，就可以装出非常有道德的伪善形象，可以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如果允许民众向君主告状，那么追根究

底就会容易发现问题根源是君主本身索取无当，君主就可能因此担上昏君骂名并不得不为了维护名声而牺牲一部分自身的目标。所以只能允许君主主动时不时抓一些各级大臣安抚民意，不能允许民众主动告状，因为这样才能把责任甩给各级大臣，以便维护明君的名声。

法家社会体系和传销差不多，在君主之下民众又按照与君主的亲疏远近被划分成不同阶层，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掌握着下一阶层的赏罚大权，可以任意盘剥下一阶层。

尽管大多数人在下一阶层盘剥得到的利益远小于被盘剥的利益，但是所有人都会因为可以向下剥削而误以为自身与君主利益一致，能想到的不是逃离和摧毁这个体系，而是尽可能向上攀爬。

在这个体系中唯一决定你处于哪一阶层的是上级的意志，得到上级欣赏的唯一方法是向下施压或者陷害同僚以展示忠诚。因此几乎所有人的选择都会是向下施压而非把压力向上反弹，而且向下施压或者陷害同僚的行为会形成内卷。

通过这个体系，君主得以把自己的意志层层加码传导到每一个个体，即使这个意志对大多数人有害，得以超额压榨出所有的民力。

这个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显然是君主本身，而维系它的关键在于等级体系。如果民众可以直接向君主本人反映意见，而且君主采纳了，那民众就有了制约上一层级权利的途径，相当于中间层级就短路了。

汉朝实行外儒内法后，另一点难办的地方在于如果冤屈属实，那么君主碍于道德压力就必须予以回应，问题最终的根源可能就是君主本身对民众压榨过度，那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身利益，相当于民众有了制约君主的手段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法家社会处处强调服从，处处强调等级，把所有关系，如师生父母上下级等异化成主奴关系，强化臣民的奴隶意识。高等级者可以任意践踏低等级者的尊严，获得不合理的优待，而低等级者的反抗会被严惩，人为制造地位低则人格低下的思维钢印，批量制造奴隶马屁精。最终，这个思维钢印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无论臣民利益如何被上级剥夺，都不会敢于反对，甚至还会继续把上级的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反而去维护上级的利益。

另一点在于杜绝民众的思考和权利意识。

法家不需要任何反思和议论，不需要支持或者反对，他们只需要臣民彻底放弃思考，盲目沉默地服从。作为民众，长官的任何命令你都不应该去思考正确性，而应该一丝不差地遵照执行，哪怕对你有害。

如果你认为自己冤屈，那说明你没有放弃思考，你还有一套自己的是非标准来判断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你就成为阻碍君主任意支配臣民的障碍，就是可能戳穿谎言的不稳定因素。

法家学说中民众从不享有任何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民众的一切可以被任意剥夺和支配，民众的一切乃至生命都是君主的恩赐。长官侵犯你的权利是奉君主之托收回本属于君主的东西，那你作为民众应该无条件交出权利。

如果你认为自己冤屈，那么等同于你认为自身有与生俱来应得的权利，此风如果长起来，那很快就会有人思考君主的存在本身是否侵犯这些应得之物了，这是绝对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君主而言，民众不过是私产和工具而已。君主不会在意冤屈本身存在与否，只会在意他的处理是否最有利于持久控制工具，是否最有利于把工具性能压榨到极限。

作为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公民现在人人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是没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