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中印边境对抗不断升级，印度总理莫迪逐渐真正走入了中国舆论的视野之中。
本人是从2001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及2002年人民党该邦选举获胜之后开始注意这位政客的，残酷无情的大屠杀竟迅速增强了屠杀指使者的政治优势，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政治话题。当然，随后古吉拉特邦去民粹化的经济改革和成就，更增强了笔者对莫迪的兴趣——一个靠群众运动起家的政客，竟能推动完全摒弃民粹的重商经济改革——如果历史记载不曾出错，那么按照群众政治的逻辑，莫迪实属罕有其匹的大政治家，非绝大才干者不足以及此。
在此，本人将以现代马基雅维利的视角和群众政治的逻辑解读莫迪——这位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当代结合体，大多数印度人心中活着的神。
从群众政治的逻辑来看，要想正确衡量一个现代政治领导人的能力，需要从两个角度观察。
一方面，他能够多大程度上驾驭群众运动这头凶悍的烈马，这决定了他能够多大程度地真正影响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他能够在铺天盖地的恭维声中保存多少自知之明，这决定了他能否维系正常的智力，以保证自己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之上（《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不过，人类历史上，极少有政治家能够两者兼备。因为这两种品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因为：
在现代政治中，群众运动不但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更是一头桀骜的烈马，只有那些最高明的政治家才有可能使之俯首贴耳，对于其中的难度，拿破仑就曾有过颇为自得的评价，“除我之外，再没有人能让法国人民像一个女人般顺从，哪怕路易十四也不行”；然而，一个能够轻易驾驭大众的政治家，必然会享受神明般的地位，人类贪慕虚荣的本能一旦面对铺天盖地的赞美，自知之明就像无根之树一样难以幸存，即便最精明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智。
诚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在现代政治史上，那些最杰出的群众运动鼓手尽管能够轻易地影响世界，却很少不被自负迷失；而那些真正把握了正确的航向，并能推进了有效改革之人，反而往往难以掌控群众的洪流，不得不以硬实力压制反对声音，最终使改革因缺乏道义力量而危难重重。
在17世纪，只有黎塞留在碾碎法国宗教狂热的同时，还能够推动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借助邻国的宗教战争扫荡对手；在整个18世纪，只有彼得大帝才能够勉强担得起这个称号；在19世纪，唯有大名鼎鼎的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算是名副其实，他无情地利用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使之成为自己开辟非凡功业的利剑，且其意志却始终不为群众的浪潮所左右。
但在整个20世纪的草莽时代，这样的政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些伟大的领袖们，要么难以把控群众的洪流，其政策往往被暴民裹挟甚至摧毁；要么在群众政治的巨大胜利面前迷失自己，丧失了最起码的判断力，引发了整个国家和自身的灾难。
所以，只有理解了这两种素养的极度稀缺以及矛盾，才能真正意识到今天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究竟意味着什么。
驾驭群众的非凡骑手
在以“人民原则”为主的现代政治中，群众运动乃是最强大的力量。一个被社会大众视为民众代言人的政客，拥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威，能够轻而易举、名正言顺地动员一切力量，扫荡任何对手。
（在1918年，几位德国将军的请辞信就能够逼迫威严的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但在1944年，同样叛乱的德军将领们，面对大众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电话，却只能选择自杀。）
实际上，与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纳伦德拉·莫迪最令人生畏的地方，就体现在他对印度大众的驾驭能力。
与俄罗斯大帝普京和西方民主领袖默克尔不同，这位印度总理既不需要靠敲诈企业抽取福利来笼络他的人民，也无需刻意迎合舆论以保证自己在大众心中的道义体面。因为，印度领袖已经凭借狂热的意识形态和杰出的管理能力，将印度人民党打造成了该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并将自己的意志扎根于印度大众的心中。
事实上，一个很少被注意到却极为关键的政治事实就是，在纳伦德拉·莫迪民族主义旗帜的感召之下，他的政治中坚力量——基层追随者们具有最强的奉献精神。这些崇拜莫迪的底层干部们，没有工资和福利等物质收益，仅靠生活补贴维持生活，却具有极强的自律精神，任劳任怨地被上级命令所驱使。在选战期间，这些人能够挨家挨户地探访民众，为莫迪及所属政党尽心竭力地争取选票；当莫迪颁布改革措施时，他的追随者们则随时召集民众，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地为老百姓解读政府的良苦用心。
这种深入基层，蔓延全国且不断扩大的政治组织，不但完全打破了印度过去依靠家族、乡土的狭隘政治架构，还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莫迪清廉公正的面貌投射在对腐败习以为常的印度民众面前，最终缔造了莫迪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全国政治影响力。
这种强大的政治能量，一方面使得莫迪敢于挑战那些最棘手的改革难题，且无需顾忌后果。在古吉拉特邦改革中，莫迪当局就以推动漠视《劳动法》、削减劳工福利的改革著称（极大地增强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在2016年的废钞运动中，尽管改革之初给印度人民带来不便，但此项政策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莫迪的认可；另一方面，庞大的政治号召力，也使得莫迪能够通过驱动群众运动的洪流，吞噬一切试图阻拦他改革的旧势力，事实上，也只有这一股力量能够使印度改革成功。
2017年7月1日，莫迪政府启动了试图统一税制的改革法案“商品与服务税（GST）法”，以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历史终究记得一个大国的统一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黎塞留削弱了法国各省的流通壁垒，缔造了法国的强大；1867年，俾斯麦重新缔造了德意志关税同盟，最终彻底消除了德国各邦的贸易障碍，德国工业得以迅速崛起。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2014亚太地区税收复杂度调查》显示,印度的税收体系在亚洲最为复杂。不仅地方税收名目繁多，仅就邦与邦之间的跨邦货物的流通，就需征收2%的“入市税”，全国性的流通成本极高，无法建立统一的市场。）
当地时间2015年2月12日，印度艾哈迈达巴德Kotharia，印度村民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寺庙建偶像总理莫迪的雕像进行膜拜
难得的自知之明
尽管莫迪被其追随者们奉若神明，但是面对四面环绕的赞誉，印度总理并不缺乏自知之明，这使得他始终能够在内外政策上把持正确的原则。
莫迪的成功依赖于对群众运动的把握，但他并未因此轻视企业家的价值。在国内的改革中，他所有经济政策都围绕着缔造更好的企业环境，这位领袖深知英、法、德、美、日本、中国（改革开放后）等经济强国崛起的根本在于对企业家的尊重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即没有企业的竞争力，就没有国家的竞争力。
“德意志的繁荣和进步，有赖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对劳工权益的盲目鼓吹是不恰当的。”——1878年，俾斯麦就反社会民主党法案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讲
实事求是地说，莫迪乃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真正重商政客。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为了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负担，莫迪甚至敢于直接向劳工的权益开刀（莫迪出身的国民志愿团下属的工会（Bhalatiya Mazdoor Sangh）往往成为了莫迪政府劳工改革政策中，最需要安抚的盟友反对者），这实际上使得莫迪统治的古吉拉特邦，被普遍视为印度经济最活跃省份的同时，也成为印度各邦中法律层面劳工保护最不足的省份之一；在执政全国之后，莫迪致力于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和便捷的支付系统，强化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力。
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7日报道，据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研究公司报告结果显示，2016年，印度吸引绿地投资（指跨国企业在当地设厂的投资）约623亿美元，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绿地投资第一的目的地，超过中国（591亿美元）和美国（481亿美元）。
另外，在外交政策上，莫迪抛弃了尼赫鲁开创之有名无实的印度不结盟运动领袖地位，同时，不再将迪戈加西亚岛（美军在印度洋海军基地）的美军视为印度的阻碍，反而选择与美国逐步接近，以应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挑战。
实际上，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完全缺乏统一的行动原则和共识基础，在国际重大课题上无法形成力量，而印度对各个成员国亦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对印度来说，该运动的领袖地位仅仅能够满足大国的虚荣，承担了外交责任却不能带来相应的实际利益。
另外，印度的国力不足以使其在与巴基斯坦、中国为敌的同时，还将美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视为挑战，以往的印度政府之所以坚持三面临敌，仅仅是因为不切实际的虚荣而非理智。莫迪政府放弃了“印度洋帝国”的虚幻追求，选择与支配该海域的美国接近，通过与西方的友谊，不但获得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印度洋的行动自由，还能够更好地应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挑战。
这表明莫迪不再将印度视为一个“独特的大国”，其地缘追求也相对贴近现实。
出身印度教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志愿团的莫迪，纵容印度教徒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中侵害穆斯林，这使得他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入境禁令，该禁令直到2014年才取消，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亲美政策，并容忍美国在印度洋的存在。
残酷无情的政客
事实上，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印度总理莫迪也是一位毫无人性的政治领袖。
为了保持清廉的形象，莫迪多年来近乎残忍地与他的家人保持距离。他的亲弟弟普拉拉德想跟他见一面都很困难；他的母亲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身居乡下的普通妇人；他的妻子多年来几乎未能与他见面；对于自己的兄长，普拉拉德曾经无奈地评价道，“他连一碗茶都不会平白无故地给别人，尤其是他的家人。”对此，莫迪本人曾在2014年的大选中骄傲地宣称道，“我身边不会有任何人能使我为他受贿”。
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是莫迪的恩公。1992年，莫迪遭到党内高层的嫉妒，被排挤到地方学校当校长，几乎永无出头之日。1995年，瓦杰帕伊看中了莫迪的宣传和组织才干，提拔他到自己身边任职，使其政治生命起死回生；2001年，瓦杰帕伊推荐莫迪到古吉拉特邦任职，为其打开了政治坦途。然而，2002年，当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袭击印度教徒，一场骚乱迫在眉睫之时，面对恩师瓦杰帕伊要求莫迪阻挠印度教徒报复的恳请，莫迪却选择了无视，反而纵容鼓励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屠杀。此举虽然为莫迪本人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却使得瓦杰帕伊陷入政治灾难之中，2004年瓦杰帕伊连任失败，即是源于此。由此可见，印度总理莫迪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无视政治恩情的政客。
不过，真正能够体现这位印度总理残酷的莫过于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大屠杀。自印度建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长官敢于像莫迪般明目张胆地鼓励一场对普通民众的屠杀。在那场近乎种族灭绝的杀戮中，莫迪以上千穆斯林的血液浇灌自己的权杖，逼迫数万穆斯林沦为难民逃离家乡，成功获得了印度教民族利益捍卫者的名誉。在随后经济成就的加持下，古吉拉特邦屠夫从此在政治上一发不可收拾。
身后悲剧
不过，无论莫迪对于印度的改革取得多么大的成功，本身都很可能是一种灾难的开始。
莫迪的政治崛起，源于对古吉拉特邦穆斯林的残酷迫害，他的成功方式本身就是为后来印度政客开启了一个极为危险的政治先例；莫迪拥有强大的群众号召力，能够得到他的追随者近乎盲目的信任，这使得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推行那些受到强大民粹浪潮反对的重商改革，但是，未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者能否像他那样驾驭群众的烈马，并抗拒民粹政治？考虑到极右翼国民志愿团工会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显然存疑。
如同天才政治家俾斯麦及其政策一样，莫迪的才能和他将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复制的。俾斯麦的继承者仅仅能够复制俾斯麦的铁血，却无法复制俾斯麦的狡诈和自制；莫迪的继承者也只能学习莫迪的屠杀上位，却永远无法习得莫迪驾驭大众的能力和对民粹政策的抵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迪的印度恐怕很难避免俾斯麦德国式的身后悲剧（宗教内战）。
面对残缺的权力，俾斯麦曾轻蔑地宣称，“我只按我的意愿行事，否则我什么都不做。”2001年，面对只有副职的任命，纳伦德拉·莫迪也曾向自己的恩师许下妄言，“要么给予我全部权力，要么让我一无所有。”如此奢侈的自信，非有绝大才干者无以担当。与那位铁血宰相一样，今天的纳伦德拉·莫迪注定会将自己的名字化为历史的星辰。
然而，历史的宿命诚如Von Roon对俾斯麦的评价——“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天才的成功往往会导致蠢货的悲剧，不义的喜悦终究难逃耻辱的痛苦。当不择手段、沾满血腥的成功者被追随者视为模范时，谁又能避免邯郸学步者的失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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