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王海容唐闻生决裂始末
章含之、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在文革后半阶段叱咤风云的三个女人,她们与齐宗华、罗旭合称“外交界五朵金花”。三人都曾同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工作,更重要的是,此三位女子同毛泽东的关系非比寻常,或许理所应当的成为现代人眼中“同一个圈子中的闺蜜”。然而事实并非世人所想。
作者:剗却君山
一、从“章老师”,到弃用棋子
关于毛泽东对自已的影响,章含之在多种场合中说过:
“我命运的每个转折点都受毛主席影响。一直到我最后的一落千丈,也是他下的指示。”(《章含之:我该做我自己了》2003年8月11日《新闻周刊》总第143期)
“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忆主席》)
“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跨过厚厚的大红门》P73)
从当时的宠爱一身,突然被弃用,章期期艾艾得像个怨妇。使得我等旁观者,实在觉得其可怜得莫名、楚楚得酸心。
纵观章含之所说的每个命运转折点,似乎应该包括:
被伟大领袖一眼看中,教了几次英语,“是一种消遗”,得以成为可以与领袖同用一个茶杯的“通天人物”,从此顶着“主席老师”的华贵帽子;
文革期间,三次写信给伟大领袖,得以从一个受冲击的教师,翻身成为“革命群众代表”,成为北京外语学院“具有特殊身份”的“很有名”的人物,继而受命成为学院教改的“钦差大臣”;(引号内均引自章文)
71年,被毛亲自点将,得以调入外交部。
72年,“奉主席命”,与丈夫离婚。“主席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P101)”
同年,毛再次亲自点将,得以进入出席联大代表团当副代表。
73年,毛再再次点将,要把章派去加拿大作女大使。
无怪乎章含之说:“我所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薛宝钗的一句“好风凭籍力,送我上青云”,用在此处非常合适。
飞上青云的章女士,自以为是遇上伯乐的千里马,对自己的能力和事业充满了自信:“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跨》P114)
“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指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跨》P127)
“而那梦只是短短的五年。我自信如果不是那残酷的我们无法应付的党内斗争,以我的能力、才干,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无奈,我生不逢时,那环境是容不下我生存的。(P295)”
那么,这个春风得意的薛宝钗,怎么就成了生不逢时的林黛玉了呢?那个“很硬”的关系,那个“与众不同”的身份,怎么就不灵了呢?
从“点将”,到“弃将”;从伯乐识马,到伯乐杀马;从飞上青云,到“下到十八层地狱”,期间,只有短短的五年!
其中原由奥秘,我等局外人,云里雾里,怎能说得清楚,也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读。这里,只能顺着章含之本人的叙述,闲话一二。
按照章女士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所写,导致她毁灭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二个小姐,一段爱情。
二个小姐,是“朋友”加“敌人”类型的对手。
一段爱情,是《茶花女》加《简爱》版本的“千古佳话”。
但是,朋友,又何以成为敌人?恨从何处来?
自比是《茶花女》中那个要牺牲自己的纯情玛克利娜,最后怎么就成了征服高傲罗切斯特的简爱?爱向何处去?
一段“感天动地”(或曰“惊天动地”)的爱情,又怎么会得罪慈祥如父的伟大领袖,成为最终跌入“地狱深渊”的原因之一?
且不要笑,这是在把历史当小说。既然是闲闲书话,暂且按着章的文思,写将下去。
毛泽东与章含之
二、恨从何处来?——“我在她俩的手掌中毁灭!”
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去外交部报到。
一踏进外交部,章女士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呵护,别人领会得不够,贯彻得不彻底,造成这一切的,竟是因为已经有人布下了陷阱!
做出以上判断的根据是:“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P108)”,章含之发现自己被分到亚洲司,而不是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到新闻司去当发言人。章写到:“(毛说过)我可以当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我对南亚大陆一无所知。(P227)”但她忘了写,她对新闻发言人也是一无所知。
章含之的愤愤不平,溢于言表。“一个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骨干教师、业务尖子,……如今,毛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的生活。”真是委屈透了大小姐。
读到这里,谁还会想到,章含之不久前还下放在厂里,是个要三班倒的纺织女工。毛泽东召她的那天,正在车间,“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这还是借了照顾章士钊的光,得以留在城里,外语学院的大多数教师,此时正远在农村干校,黄土满面地改造思想,有多少人梦想着回城,更何谈有个正常的工作环境。
不用再三班倒的章含之,坐在风光无限的外交部大楼里,倒在为“八时上班、五时下班”而“很不适应”,用着“沮丧”、“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地在亚洲司混日子(P232)”等字眼,表示着怀才不遇的低落心情。
喜欢文学的章女土,一定读过普希金的长诗《渔夫与金鱼》,一定知道那个渔夫老婆,破草房变成了新木屋,还是不满意,还想着要住金宫殿。
亚洲司,就是小木屋,交往对象尽是些不起眼的亚洲国家,既不如新闻发言人风光,也无法与美、欧大国打交道。(章含之一直是以借调方式,从较次要的陪同美方人员观光等接待工作开始,参于中美最初的交往。)
就此,章含之发现“敌情”: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P227)”
这二个令章女士咬牙切齿的“朋友”,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然而,恨从何来?是女人争斗?还是天妒奇才?两个小妹为何要与大姐斗?这是个问题。
读者在章含之的书里找不到答案。看到的,只是章含之对“那二个通天人物”,比自己更“通天”、更特殊、更受重用,而产生的强烈不满。
三、“特殊人物”反“特殊”
章含之注定不是那种甘于寂寞的静心女子。她心高气傲地指出,以下这种生活是最不能忍受的:“假如……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呆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是最糟糕的‘假如’”。(P234)
怪不得北外当年的同窗们,要视章含之为“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而章含之埋怨别人不理解自己:“我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P45)
其实,作为“特殊人物”,章含之在亚洲司,要比别人幸运得多。三年之内,连跳五级,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她有个朋友老唐(女,“大概是我唯一的属于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在章之前已在外交部工作了二十年,章当科员时,老唐是副处长,三年之内,章就成了老唐的上司。想必这个老大姐,实在是没有背景,对章含之这个“特殊人物”也能容忍,所以才成了唯一的朋友。但是,如果二人的处境反过来又将如何呢?还会是朋友吗?
外交部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论“特殊人物”,强中自有强中手。
老唐的处境,若让章含之碰上,那就是“敌情”,就是“恨根”。
当初,没让章含之去新闻司当发言人,章便发现,有人要加害于她。
后来,又有一次调动机会。1973年,章家世交、美洲大洋州司司长章文晋,表示要调章含之去心向往之的美大司,未成。(按:幸亏没去,美大司副司长后来是唐闻生,章大姐能屈居小八岁的唐小姐之下吗?)
此时,对别人的“特殊身份”,同样身份“特殊”的章含之,却是忍无可忍了: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P259)”
那位老唐,能眼睁睁地看着章女士,背靠大树,连跳几级,跳到自己头上,外交部的人事权,对老唐同志,何来“公平”二字!但老唐还能心平气和地与章女士共事。而得益者本人,反倒要质疑外交部人事权的公正性了。
按理说,外交工作,是一种与人打交道的艺术,是一种化敌为友的艺术。
那个老唐同志,毕竟在外交战线工作了二十年,倒是个善于化敌为友的好干部。
而章女士,怎么处处“化友为敌”?
前面章不是说过: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只要不与乔结婚,我就如何如何腾达吗?
明明是来往最多的朋友,怎么就在你刚进入外交部,尚无任何政治交锋、利害冲突时,就处处与你为难,最终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其中,是不是还有章女士本身的原因呢?
唐闻生与毛泽东
四、“朋友”和“敌人”——王海容、唐闻生
按理说,王海容、唐闻生与章含之,真应该是好朋友。三人都曾同时在北外学习工作。唐闻生的母亲,后来在纽约,还接待照顾过章含之的女儿等一行外交部子弟留美学生。
以前讲过,1963年毛70岁寿宴上,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允许各带一名子女。章士钊带的是章含之,王季范带的是王海容。二家都是主席亲近的湖南故旧,章含之在北京外语学院当老师时,王海容是北外英语系进修生。
笔者中学时代,在文革传单上看到《毛主席1964年6月24日与王海容谈话》,因为谈到学生可以逃课、瞌睡而印象极深。其中谈到,北外英语系黑板上发现反动标语“蒋万岁”,毛问王:“还写了什么?”,王海容说:“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告诉我的。”可见,她俩那时就有来往。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比章含之小三岁。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1965年11月,调入外交部。
从时间上说,在章进入外交部之前,王海容没有与章含之结仇的环境。
倒是章含之的性格,处处显出与他人格格不入、顾影自怜。就说那次热闹的寿宴,她没有年青人的兴奋和好奇,只是感到被冷落被孤立:
“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忆主席》)
章含之的书中,类似“我一生从来没有人心疼过我”、“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三十年来从没被别人悉心照料过”、“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这种永远是“别人欠我多”的伤感,书中比比皆是,不要说周边亲人,连同养父母的呵护(不是说是生活在“名门”的独女吗?),也被她一笔勾销。
王海容比章早五年进入外交部。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
1973年,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长。
再说唐闻生,还在197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年12月18日清晨,毛在中南海与斯诺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当时,王海容任记录,唐闻生仍翻译,从此,初步形成“王、唐格局”的雏形。
唐闻生,比章含之小八岁,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1962年入学。1965年4月,进入外交部,比章含之早五年,比王海容还早半年。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周、毛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会见,当年相关新闻照片上,唐、王的身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她俩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重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