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名传教士潜伏中国，围绕朝鲜逃亡者的暗战！
来源丨朝鲜商务通
脱北者又称逃北者、朝鲜难民、北韩难民等，全称是“北韩离脱住民”。
目前，从朝鲜逃离至韩国的“脱北者”人数比起往年有明显下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后，一面加强边境控制，一面脱北者承诺，保证他们回国后不会受到伤害，甚至许诺给他们一定的现金和物质奖励。
从2012年起，韩国媒体开始邀请“脱北者”参与电视节目。以往根本无法在公共平台露面的“脱北者”开始出现在大众视线中，1993年出生在朝鲜的19岁少女朴银美（音）就是一个例子。
2007年，朴银美的妹妹偷偷离开朝鲜，家人无奈之下一路追寻。朴银美称，她和父母一起翻过了三座山，跨过一条河，辗转两年，于2009年到了蒙古国，之后到达韩国。朴银美由于特殊身份以及频繁在社交网络平台回忆朝鲜生活，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脱北者”在人们眼中一直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群体，“朴银美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脱北者”群体的窥探欲，而对于这一群体心生理的真实状态以及生存处境，大众知之甚少。
目前几乎所有的朝鲜脱北者报道，几乎由韩国掌握
1000多名韩国传教士遍布中国东北地区，帮助朝鲜脱北者逃离
他们中间很多人的目的并非正当传教，而是“协助脱北”，并且实现韩国基督教社团提出所谓的“传教统一”的计划——即对朝鲜的脱北者进行秘密培训，然后让这些“脱北教士”再渗透进朝鲜，让更多的人逃离，如此循环往复，使朝鲜体制崩溃。
韩国基督教教会，遍布东三省
2014年，韩国《新东亚》杂志就首度披露韩国基督教界自1998年起派遣大批传教士辗转于中国延吉、长春、济南、郑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之间，搜罗“脱北者”进行秘密培训的事件。
而根据“维基解密”韩国网站称，韩国基督教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着手经中朝边境向朝鲜开展“和平渗透”的活动。
教徒做礼拜
很明显，这种在中国领土颠覆别国政权的手法，破坏了中国主权，干扰了中国外交，类似于传销的手法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这些秘密传教的韩国人，已经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观察典型的“脱北教士”如何工作：
1998年，42岁的韩国人崔光从韩国总神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志愿前往中国秘密传教。他伪装了自己的身份，在第一站延吉，他遇到了韩国教会秘密资助的9名脱北青年。他与这些“脱北者”一起生活20多天，还说服他们跟自己一起学习《圣经》，追求上帝赐予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幸福”。
但崔光其实是要把这些青年都培养成未来进入朝鲜的传教士。他会把韩国基督教总会汇来的活动经费作为生活费发放给“脱北者”，有是还拿自己的生活费资助。规模扩大后，崔光开始到东北各地招募“脱北者’甚至是中国朝鲜族学员，开办起教会培训班。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培训班对外一律称“通读班”。崔光制定了严苛的纪律，要求“脱北者”学员全部戒烟戒酒，从起床到睡觉全天学习诵读《圣经》。
崔光也知道在中国秘密传教属于非法行为，为了躲避检查，在1998-2000年间，他带领学员不停搬家达到90次之多。
最终，崔光的第一期“通读班”只毕业了10名学员，除一名中国朝鲜族外，其余的都是“脱北者”，这些人又被派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继续招募新的学员。
当然，这并非崔光一个人的事业，而是得到了整个韩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培训期间，一直有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小鹿岛北成教会等50余个国内教会向崔光提供支援，此外还有匿名的在华韩国及美国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韩国总神大学校长金义焕也曾秘密到过西安，对崔光的工作进行鼓励。
这类活动并没有持续很久，2001年6月11日，崔光所在的西安培训基地被中国警方查获，之后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后，中国警方捣毁崔光在华设立的12个秘密传教基地中的8个。回国后，崔光仍关注着剩下的培训点的情况，并不断呼吁所谓“民权人士”制造反华声音。
炒作“脱北者”问题，带给中国巨大外交压力
崔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围绕脱北者问题，中国处境尴尬！
一个名为“基石”的韩国教会组织秘密在中朝边境的延吉、图们、集安、丹东等地建立训练营帮助训练脱北教徒。教主李朔将收音机等物品经鸭绿江、图们江走私进朝鲜，基石教会印制的500万册《圣经》有时通过鸭绿江上的走私船，有时则通过来往于丹东及新义州间的火车夹带进朝鲜。
而韩国传教士也多次成功组织“脱北者”。其中最有名的一位要算千基元，他曾经策划建立脱北的网络“地下铁路”，帮助700多名“脱北者”离开朝鲜。
他告诉南下的“脱北者”在北京开往遇难的火车上要保持安静。假如警察来查身份，就假装睡觉或躲进厕所，向上帝祈祷。假如被捕的话，不可说出协助你的人叫什么名字。到达昆明后，千基元还安排向导带领“脱北者”跋山涉水，在毒贩的带领下偷渡到老挝，再由此转到泰国的韩国大使馆请求庇护。
韩国基督教团体不断制造“脱北者”事件，引起朝鲜方面的严重关切。金正日就曾下达指示：要求在严厉打击叛国者的同时，对韩国基督教团体在朝鲜周边地区进行的一切培训与宣传行为均视为“间谍行为”并予以坚决打击。金正恩也延续了这一思路。
东南亚
但韩国传教士的热情似乎并未降低，直到去年5月。
朝鲜和韩国在东北暗战，影响中国国家安全
当时朝鲜驻外餐厅员工集体脱北不久，旅华韩国传教士遭朝鲜报复式绑架的风险升高。对此韩国政府还专门向韩国教会联合会发送公文，提醒传教士避免前往朝中边境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并留意人身安全。
当时有传言称“朝鲜向中国派遣了300人的暗杀团体”，令当地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据当地传教士表示，“致力于救助脱北者活动的朝鲜族牧师韩忠烈5月被杀后，国境地区的传教活动大大萎缩，没有新派到这一地区的传教士。”
韩国《东亚日报》曾经报道：朝鲜人民军侦察总局负责海外暗杀和绑架的小组在3月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执行任务，绑架韩国人并试图带往朝鲜，结果遭中方扣押。延边消息人士17日称，该小组共有5至8名人员，他们现在已向中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
朝鲜此前于2013年“从中国绑架”了金国基、崔春吉等韩国传教士，并在朝鲜电视上让他们露面承认是韩国间谍机构所属人员。此次被绑架韩国人据推测也是韩国传教相关人员。
可以看出，朝韩双方就“脱北者”的拉锯正在进行，中国遣返在东北秘密活动的韩国传教士，似乎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的最好方法。
“脱北者”的线路
两条道路是向北穿越中蒙边境的茫茫戈壁和少量的草原，这段艰难的路程只能靠两条腿跋涉。鉴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脱北者”需要携带指南针和充足的水。如果是冬季，则要准备好抵御最低达零下40度的严寒。全身上下，从大衣到手套、鞋子都必不可缺。
从集聚地出发前，组织者会带来假的中国身份证稳定“脱北者”的心理。然后，组织者再三叮嘱，就算你们中的一个人给抓住了，其他人必须继续前进。
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他们会进行一定装扮，比如穿上较新潮的衣服、带上拉杆箱或双肩背包、女性还会施上粉黛，装作是韩国的旅游团。
一行人往往会从延吉坐火车卧铺车厢到达哈尔滨东站，再经过火车和大巴车转乘，来到内蒙古的牙克石市，此地距离边境200公里。继续往西前进，直到距离中蒙边境20公里时，他们再开始步行穿越。
另一条路线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呼和浩特，再转乘火车到二连浩特，下车步行越境。这期间，他们也许会遭到中国边防部队的逮捕，也许在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迷失方向，又用完了水和食物。不幸者从步履蹒跚到迈不出脚步，最终仰卧在原野上，无人地带不受污染的璀璨星空，是他们见到人世的最后一幕。
虽然前途险恶，仍有无数人前赴后继。中蒙边境的这一段，差不多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从卫星地图上看，在中国的一侧见不到蓝色和绿色；靠蒙古边境线内侧，除了河流主干外，还有很多分叉。所以组织者会告诫他们，过了河就安全了。当然，见到突然冒出的俄文数字，则是铁定保险了。
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蒙古路线是最佳选择。在美韩等国的压力下，蒙古政府在朝鲜难民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同意朝鲜难民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
随着到来的人数增多，蒙古干脆设立朝鲜难民营，“脱北者”经甄别后可获得韩国公民身份。因此，在蒙古被逮捕实际上等于获得一张前往汉城的免费机票，蒙古也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转运站，由朝鲜开出的“地下列车”经由此地开往韩国。
“脱北者”南下求生
另外两条道路向南。一条是经云南进入缅甸（或老挝），再进入泰国；另一条是经广西进入越南，继续往南直到柬埔寨。
云南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再坐火车去昆明，继续转火车到玉溪，换乘长途汽车经勐腊到勐满或勐龙，然后伺机穿越边境，进入设置在泰国的朝鲜难民营。进入泰国后，只需要向警方自首，后续就一切顺利了。
广西路线则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转火车到南宁，换长途车经普洱市到凭祥市。有人会进入韩国、泰国、印尼、丹麦等国驻越南领事馆，也有人继续前行，到柬埔寨后找到韩国大使馆。越南与朝鲜在政治体制上有着更亲近的血脉，却与韩国合作，是出于外交利益，让越来越多的韩国资本进入越南。
2004年之前，广西路线是脱北组织首选的东南亚避难路径。越南国内最大的四个“脱北者”避难所都是越南韩侨建立的。2004年，468名”脱北者”从胡志明市被空运到韩国。此事动静之大，气得朝鲜召回驻河内大使朴应燮以示抗议，越南再也无法在朝鲜面前掩饰自己的角色。从此以后，越南不得不将避难所的运营者驱逐，同时加强边境控制。
“脱北者”组织者、传教士千基元对云南一线了若指掌，他曾先后成功协助700多位“脱北者”离开朝鲜。他告诉小红及同行的“脱北者”在北京开往遇难的火车上要保持安静。假如警察来查身份，就假装睡觉或躲进厕所，向上帝祈祷。假如被捕的话，不可说出协助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遵照这位传教士的命令，上了火车，就爬到上铺。在40小时的车程中，警察和乘务员有好几次查票、核对身份，都被窝在床上的“脱北者”躲了过去。
抵达昆明后，千基元安排一位向导带领小红和其他几人跋山涉水，来到老挝与中国边界附近的藏身之处。他们在那里等了几天后，向导说，老挝在国定假日来临前会加强边界的巡逻，所以不宜冒进。老挝的军警，奉命要逮捕并遣返逃跑的朝鲜人。
在藏身处等待了两个星期后，“脱北者”背着行李，在一位毒品走私贩的带领下，进入偏远地区。他们走了一夜，来到了金三角。这里是中国、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交界处。他们在黑暗中辛苦地走了16小时，并穿过森林和溪流，向导则是凭记忆来掌握地形。爬到将近1200米高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从中国走到了老挝。
第二天，他们被带到了湄公河附近，在那里他们搭乘快艇偷渡到泰国。
在泰国，小红他们被带到韩国大使馆，并要求庇护。接下来，他们在泰国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等来一张飞向韩国的航班。
对于偷渡组织者而言，从中朝边境地区坐吨位不大的船只偷渡到韩国，是最为简短的途径，但此举极不安全。因为小船常常需要趁黑夜偷偷经过朝鲜领海，这一段行驶离海岸线不远，很容易遇上朝鲜的巡逻船只。
一位怀孕7个月的“脱北者“于2000年在鸭绿江边登上了前往韩国的偷渡船。组织者告诉他们，只需睡一个晚上，天亮睁眼就到仁川。不巧半夜，在甲板下熟睡的她被朝鲜军人登船检查的声音惊醒，给中间人的钱也打了水漂。
同样不实用的还有一条漫长的路线，从珲舂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从俄蒙边境进入蒙古。从地图上看，这等于是绕着中国的公鸡头逆时针走大半圈。全程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比南下路线近不了多少，但后者更多时间是在交通工具上。
由于南下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为了赚钱的偷渡组织尽量不选择南下，而是走蒙古，或海路偷渡，抑或假护照加上飞机票。
跨国偷渡网络 一个蛇头的记录
从上述路线可以看出，“脱北者”并不孤独，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脱北者”组织。这些组织大体上分为三类：人权活动家、基督教会以及专门做偷渡生意的组织。
一位“脱北者”称，他要付给那些专做偷渡生意的组织几百美元，才有可能离开朝鲜。
其实，最受西方瞩目的还是类似传教士千基元这类组织，他们的身上混杂这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会两种身份。
至少在1998年前后，朝鲜的“苦难的行军”为张隆升带来了新的“事业”——只要将那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组织偷渡出境后，他就能按人头从韩国某个机构那里收取酬劳。而云南漫长的边境线，正是他收取酬金的最后一道门槛。
多年来，出于政治、民族、宗教乃至金钱等因素的考虑，韩国有众多人权、宗教等非政府组织甚或偷渡团伙，一直在为非法越境的朝鲜人的偷渡行为提供支持，并为此组建起了不少跨国偷渡网络。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时，这些网络往往都有自己的代理人。
张隆升正是其中之一。他承担着最关键也是最危险一环——负责非法越境的朝鲜人在中国境内的接收、藏匿、运送等所有环节。
2001年新年，在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的社论中，张隆升的“客人”却越来越多。他就像一位事业成功的老板——总是出入于宾馆饭店，随时夹在腋下的黑色钱包里装着厚厚的现金，常常张罗朋友们吃饭喝酒，然后抢着付钱结账。
李世泰认为张隆升的大方并非完全出于友情。一次饭桌上，张隆升悄悄邀请李世泰跟着他一起挣钱，“只要把朝鲜客人带到指定地点就行”，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条件。李世泰最终拒绝了这个邀请，他担心这门违法生意早晚会出事。
事实也是这样——大约在2004年前后，张隆升第一次捕了。但几个月后他就走出了看守所。李世泰猜测，当时张隆升没有被警方抓到太多证据。
没过多久，张隆升便重操旧业。危险重重的偷渡生意远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他仍然需要帮手。那些没有稳定工作，靠打工挣些微薄收入的朋友们，就成了他捕捉的对象。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其貌不扬又身材矮小的珲春农民朴正勇，在数年后成了张隆升那数目不详的手下之一。
现年近60岁的朴正勇，与年迈的母亲租住在珲春一个紧挨着图们江的边境村子里。在为数不多的朋友眼里，他是个穷困潦倒而又无可救药的老酒鬼。喝了酒后，他敢吹嘘自己能用牙齿咬住铁钉，“用手把它掰弯”。
2009年7月，朴正勇接到了张隆升的邀请电话，成了张隆升偷渡团伙中的一员。收到张隆升汇来的一笔钱后，他很快在延吉租下一套房子，兴奋地期待着自己的“美好钱程”。
两年后，李世泰的朋友老胡，也无意间被拉进了这个网络。
老胡跟朴正勇年岁相近，也是个嗜酒之徒。这个小商人过往的生意毫无起色，几无积蓄。2011年春节后，他寄宿延吉朋友“老赵”那里。老赵坦白了自己在帮张隆升办事的情况，并央求老胡帮帮忙。
老赵一直对妻子隐瞒此事，也正因此，他经常因时间不方便而被张隆升斥责。性格摇摆加上寄人篱下，老胡就这样入伙了。
身为老板的张隆升几乎都呆在北京、沈阳两地。他极少露面，没人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但很明显他是位组织偷渡的老手——韩国的组织为他提供着稳定的资金，他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通过电话就能调动手下人完成“客人”的接送任务。他同时拥有好几部手机，每个号码没多久后就会被更换。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老胡、老赵住在延吉市一片长有杂草的居民区中，距离汽车站只有几分钟车程。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把朝鲜人接到家里藏匿，再把他们带到车站，买票送他们上车。
2011年3月的一天上午，老赵第一次带来了“客人”——两位三十多岁，穿着像当地年轻女性一样时尚的朝鲜女人。她们已经在延吉的亲戚家里躲藏了一段时间。
当晚，老赵、老胡带着她们乘出租车到延吉客运站，随后帮她们买好了去往沈阳的长途客车票。客车驶出车站后，老赵打电话告知了张隆升车牌号码，预计到达时间，还把司机的手机号码也告诉了他。在张隆升掌控的网络里，会有别人来跟进这辆车的行踪。
一小时后，老赵从ATM里取到了张隆升汇来车票钱和300元酬劳，跟老胡平分了这笔所得。这也是此后他们大部分任务的酬劳标准——每送一名朝鲜人上车，他们只能挣到150元。老胡一直对如此低的酬劳非常不满，但老赵总是劝他知足。
此后三个月时间里，他们那毫不起眼的住处就像谍战电影中的“安全屋”一样，成为近百名朝鲜人的中转地——一对刚越过图们江的衣衫褴褛的吸毒父子；三位曾经在延吉做过色情视频服务的年轻姑娘；一名在中国做生意失利后不堪忍受国内刑罚，从囚车上跳车逃跑的朝鲜商社职员；已经有亲戚去了韩国的普通夫妻……
从东北到昆明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通过无人知晓的渠道，张隆升早已获得这些人的偷渡信息。在他的安排下，有人会带着他们在约定的时候——通常是夜晚，出现在老胡指定的地点。老胡喜欢把地点定在延吉市某些政府办公楼的大门外，“这样的地方晚上很少有人”，他说有助于自己“一眼就看到客人”。
老胡只见过一次把“客人”带来的带路人。那是一位年轻瘦小的朝鲜男子。因为时间仓促，张隆升在这次行动中需要老胡把劳务费现场交给对方。拿到6000元钱后，男子带着老胡穿过马路，在一条小巷里把躲在暗处的三位朝鲜姑娘交给了他，然后转身离去。“我听得出他的朝鲜口音”，老胡说。他很羡慕男子的高收入，但想到对方所冒的风险，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三位姑娘都刚从朝鲜偷渡进入中国，身上的男式破旧衣服和满是泥土的鞋子，显示了她们在偷渡路途上的艰难。对这样外形惹人注目的“客人”，老胡需要把她们重新包装一番。购置衣服鞋袜的费用，张隆升会额外汇到老赵的卡里。
在跟着老胡回到“安全屋”后，这三位姑娘吃到了热腾腾的面条，还喝了点老胡酿制的葡萄酒。在这间位于四楼的屋子里，许多朝鲜人都品尝过这种辛辣中带着微甜的饮品，并在这里留下过短暂的欢笑。
晚上老胡独自睡在里屋床上，客人就在客厅沙发、地板上随便凑合一夜。他们像烫手的山芋，最多呆上一天就会被送走。
老胡估计他跟老赵大概送走了90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的最终去向。少有的例外是，有几名朝鲜人曾在韩国给他打来致谢电话。
在挣钱野心的驱使下，朴正勇认领了另一项劳苦又危险的任务：长途运输。为了提高回报率，他会等自己的“安全屋”挤进七八名朝鲜人后才出发。他能事先领到活动经费——每名朝鲜人2000元，扣除沿途的交通食宿之类的开销后，剩下的钱就是他的报酬。每个客人能为他带来上千元收入。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漫长路途中，两块钱一个的面包，一块钱一瓶矿泉水，就是这支沉默队伍的唯一食物。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朴正勇要求“客人”路上不要说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交警检查超载情况、汽车发生故障、糟糕天气导致的交通管制，乃至“客人”晕车呕吐，都会让朴正勇紧张不已。
他的神经始终绷紧，每天跟张隆升通上数十个电话，随时报告车程情况。当车驶进昆明客车站，他就大功告成，可以下车离去了。他甚至不用管车上的“客人”——张隆升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了。
被榨干精力的朴正勇很少在昆明停留休息，他会在返程的客车上昏昏大睡。在张隆升那流水线般的偷渡链条上，一批新的客人，已经焦急地等着他了。
“我一年跑了30多趟昆明”，朴正勇对这份紧张疲倦的工作充满厌恶，但为了能挣钱，他从不辞劳苦。他喜欢用酒精麻醉自己，没有业务的时候，他甚至会从早至晚地在延吉的餐馆、练歌房里酗酒，搂着小姐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含混不清的朝鲜语歌曲
亡命东南亚丛林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郑金素一家正等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时刻。再过一个多月，金永南就会拿到新的韩国工作签证了，他将再次去韩国打工挣钱。
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有可能会在异国与妻子相逢——按照李世泰的计划，郑金素将在孩子明年秋天升入初中后，踏上她的第三次偷渡之路。她的孩子将由延吉的亲戚暂时帮忙收养。
跟三年前的妹妹、妹夫一样，郑金素将在延吉坐上长途大巴，在朴正勇这类“业务员”的带领下奔向云南。在昆明下车后，有人会带她在出租房、小旅社里短暂藏匿，也可能会让她登上另一辆长途客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再穿行十小时，到达与缅甸、老挝有近千公里边境线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省一位前边防系统人士称，大约从2000年开始，该省涉及朝鲜偷渡者的案件就逐年增加，偷渡者大多以昆明为中转站，乘车到西双版纳、临沧等边境地区后非法出境。而西双版纳是最容易被选择的出境地点。
从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出发，三个多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毗邻缅甸的边境小镇——勐海县打洛镇。这里有隐于茂密山林中的36.5公里国境线。
在紧挨着打洛口岸的一个露天停车场旁，一道大约两米高、长不过百米的铁栅栏另一侧就是缅甸国土。一个四十来岁的缅甸男子用纸板搭了个小棚子，长时间地坐在那里抽烟。偶尔有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等人——在不远处栅栏中断的小山坡上，成年人能在十秒钟内冲上去翻过栅栏，被摩托车接走。
从此处栅栏两侧已经被踩踏得光秃秃的泥土斜坡来看，许多偷渡客都从这里偷渡进入了缅甸。11月28日下午，半小时内就有两人先后从这里翻进了缅甸。
在停车场附近揽客的每一个摩托仔都能提供额外服务：只要给100元，他就能在20分钟内把客人送到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勐拉县。去过勐拉县的人说那里是一个充斥着赌博、色情服务的“自由地带”。而从那里到距离最近的泰国米赛口岸，不到250公里。
还有人提供更周全的“服务”。勐海县勐混镇一家路边餐馆里，一名左手中指被砍掉的高个男子信誓旦旦地称，自己可以马上打电话请老挝的老板安排偷渡事宜，“只要给钱，杀人犯也能送出去，送到哪里都行。”这名男子是一个跨境犯罪团伙的成员，只要能拿到酬金，他跟酒桌旁那些看上去无法无天的同伙们愿意承接任何业务。得知可能是送朝鲜人后，他笑着说，“那你要准备好翻译。”
在张隆升和他的上线——某个韩国组织的协调下，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客人都有人负责接应，并带着他们赶赴下一站，直到安全地点——例如泰国。像蒙古一样，泰国政府未对这些人实行强制遣返措施，也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
2004年7月27日、28日两天之内，曾有约450名朝鲜偷渡者分两批从泰国乘飞机抵达韩国；2007年夏天，在泰国移民局设在曼谷的收容所中，一度有超过420名朝鲜偷渡者。
这样的偷渡途中，郑金素不会掉进铁钉、竹尖陷阱，也没有被冲锋枪扫射的致命危险，但她仍然可能会跌入别的危险里。
2007年2月，4名朝鲜人从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关累镇坐船出发，试图沿澜沧江—湄公河偷渡至缅甸、泰国，并中转前往韩国。勐腊县有一位当地人负责运送他们出境。
“我送走了400多位客人”，朴正勇用英雄般的口吻讲述自己的往事。在他躲藏着的一张皱巴巴的白纸里，有48张彩色照片留下了一些客人的身影：一位抱着正在哭泣的婴儿的母亲，一位左眼失明的年轻姑娘，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妇女，一对表情木讷的父子，一对带着两个儿子的夫妻……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无法预测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这样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脱北者在韩国，融入现代生活很难！
根据韩国统一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5月底，“脱北者”总人数约2.9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或者农民，在朝受过科研、医学、法律等高等教育并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脱北者”大约500名，但这些人在韩能够继续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仅占10%，其它人员只能和低端劳动者一样在工厂、超市、餐厅等地工作。
平均收入只达到普通韩国居民月收入水平229.7万韩元的67%，也就是约154万韩元（折合人民币9300元。不要觉得“哇，还是好多啊”，消费水平不一样）。此外，“脱北者”属于韩国兵役等级第6级，也就是“免服兵役”。
脱北者在工地
2004年12月，韩国政府明确规定了“脱北者”的安家费。政府提供给国内“脱北人士”的安家费包括生活补助金和住房补助金。据悉，单个“脱北人土”能获得339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由2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4555万韩元、由3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5511万韩元、由4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6466万韩元。政府将分20个月定期把安家费发放给“脱北人士”。
不过，这笔钱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成功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以这笔资金作为交易的本钱，托付蛇头将自己在朝鲜的至亲带到身边。或者事先与蛇头约定，以到达韩国后预期领取到的这笔钱作为支付的筹码，谈好价格就上路。为了支付预定的价码，很多“脱北者”抵达韩国后的新生活被弄得焦头烂额。
加上蛇头们往往会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来要债，更使他们苦不堪言。即便是还清了债务，“脱北者”融入韩国社会也需要花很大功夫，由于学历的限制，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表露自己的“朝鲜人”身份，致使他们在韩国的朋友也仅仅局限在“脱北者”中。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政府发给“脱北者”的钱多来源于韩国纳税人。一旦“脱北者”数目激增，政府为此开销增多，“脱北者”在融入新社会时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很多，韩国反对的声音逐渐多起来。
朝韩社会的长期割裂使“脱北者”经常听不懂韩国人的语言，他们自己也因为自卑而害怕在交谈中露出朝鲜口音。
韩国都市与朝鲜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间给“脱北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很多朝鲜人称不适应繁华、喧闹、拥挤的都市环境，在公共空间里经常感到举足无措，并因此产生了心理上的萎缩，也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病痛和眩晕症。
很多朝鲜人为了孩子而“脱北”，但来到韩国后，发现韩国的升学竞争异常激烈，他们难以负担昂贵的课外补习费，孩子也很难适应正常的学校生活，最终还是回到专门为“脱北者”开办的学校。因此，在韩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脱北者”仍然是被区隔的“异乡人”。
许多“脱北者”被疑为朝鲜间谍
满脸的皱纹让黄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35岁老得多。在2003年9月的第三次叛逃中，他花尽了积蓄和亲戚的资助，才在中间人的帮助下来到韩国。
黄某是朝鲜劳动党成员。高中毕业后，他被强制服了10年兵役，还当过修理工。黄某萌生“脱北”的念头是因为没钱贿赂法官。他和妻子之外的女人同居，结果被送进了劳改营
如今，黄某的姐姐帮他照顾6岁的女儿。“我最想念女儿。”他经常通过手机与朝鲜的家人通话
韩国数次提出与朝鲜对话，但NIS仍然保持着对朝鲜的不信任。许多“脱北者”被怀疑是朝鲜间谍。
“脱北者”离开朝鲜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幸福生活，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蒙古、俄罗斯、东南亚，还是在韩国，第一代“脱北者”始终没能得到安定的生活，难以逃脱恐惧、焦虑和歧视，难以割舍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在冷战以及东北亚国际政治角逐的漩涡中，脱北者的个人命运注定是悲剧。他们逃离了朝鲜，但哪里才是他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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