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师处罚了举报同学的告密者，全中国都在为她点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块巧克力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宁波的一枚小吃货，他把巧克力带到了学校。要知道，在绝大多数中小学，带零食到校都属于违规行为。小吃货的“违规”行为很快被同学发现了，并一状告到了老师那里。
他的老师，正是“我们1班”的王老师。王老师的处理方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竟然惩罚了举报人！事后，她整理了“案发经过”，分享在微博上，并得到了全国网友的支持——
文字版
今天有个小孩因为带巧克力来学校，被同学举报了。民不告，官不理，民来告了，我就得理啊，于是我就把那块巧克力没收了。
中午，举报者又来告状，说那个被没收巧克力的学生骂他，还想打他。其实中午我有很多作业要改，但民一再来告，我也不能不管。于是我把两个小孩都叫来，问那个学生为何要骂人。那学生含着一汪眼泪，喊道：“因为他威胁我！他叫我把巧克力送给他吃，他就不告老师！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告了，还来笑话我！”
真是非常可恶，不仅是威胁勒索同学，来告状就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讲，扭曲事实，即使是被同学供出真相后，还想抵赖，被我一顿训斥，告状者才老实下来。
“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我对那个倒霉蛋说，又对另一个学生严厉地说，“你以告老师来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
最后的处罚：我让那个学生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帮他出了这口气。
这条微博发布于14日下午14:28，截至目前，收获了3000+评论和19000+点赞。有人甚至开启“福尔摩斯”模式，忍不住在微博八卦——
文中说告状者“即使是被同学供出真相后，还想抵赖”，也就是说，他是不承认有威胁同学的，那在此罗生门的情况下，老师是怎么确定不是那个孩子为了逃脱骂同学的罪责而说谎呢？
对于网友的疑问，王老师坦言，因为“告状者”有过多次信用问题，并且眼神躲闪，被王老师一眼识破，最后他乖乖承认了。
△网络图（图文无关）
在微博上，网友的态度呈一边倒，都支持王老师的处理方式，并表示被她的机智折服：
@e_bm：这种爱告状的小孩特别讨厌，长大后也是大概率的麻烦。
@郊县天王老田：小树就得砍，不能长歪了。
@唐拉拉：这个老师不能更可爱了！希望孩子们都遇见这样豁达幽默而有智慧的好老师！
@狸猫小姐的胡萝卜：哈哈哈哈哈出了这口恶气，当真是嫉恶如仇的官大人了！
有网友还给出了不一样的解决办法：
@法治君：没遇到我。我的惩罚不仅如此，还要求两人面对面站好，举报者必须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嘴巴，直到最后吃完，帮他擦嘴。
@老子聊发少年狂：干得漂亮！我家小同学的老师直接在班上要求不许告状，要么你制止他说服他，老师基本上不受理告状。
也有网友脑补了后面的情节：
@我还能学-木卫三：然后举报者和被举报者达成共识，以后换着带零食，换着举报，然后就可以换着当着老师的面吃零食。
@杨大哼唧：也告诉带巧克力的同学：下次再带零食来老师就当你的面吃掉。
@K夾腳拖：好解气啊！带巧克力同学对着举报者边吃边说，“今天的巧克力格外好吃呢！”
“告密”处理引发关注后，王老师独家投书澎湃新闻——《老师如何处理学生告状问题》。
她认为“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是信任感、安全感……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她还强调，对学生告状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我理解在当下社会，人们更热切地希望一个光明、公正、平等的环境，鄙视告密也正常，只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真的不该承受这么重的一个指责”。
《老师如何处理学生告状问题》全文
如何处理好学生的告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关系到整个班级良好学风、班风的形成，也关系到每一个学生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以及以此形成的价值观。
没有教过小学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小学教育工作的琐碎。尤其是小学低年级，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来自学生的告状。处理这些问题，是非常考验成人耐心的，因为在大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在小孩眼里，却都是大事。
我曾处理过一次学生打架事件，去教室巡视的时候，一群学生拥上来，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有人打架了。我看到这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还揪着对方不肯放。我问清了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因为窗户上停了一只虫子，其中一个孩子认为这是一只害虫，就想把窗子推过去关上，夹死它；而另一个孩子认为这是一只好虫子，不该夹死它。于是，就这样吵了起来，乃至打了起来。我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很有正义感，要消灭害虫，我理解你的心情，另一个很有慈悲心肠，很善良，我也很赞赏。这只虫子，老师也不认识，建议打开窗户，把它赶走，就可以了。”两个小孩都表示赞同，然后握手言欢，皆大欢喜。
教学日常当中，相当一部分的纠纷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如果身为大人，没有蹲下去倾听儿童诉说的耐心，只有简单粗暴的裁决，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无法得到孩子的认可。所以，面对孩子的告状，第一要紧的就是花时间和耐心来仔细地听孩子说，详细地了解经过，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对儿童来说，这种公正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学生告状，表面看起来都是学生来找老师反映情况，指责他人，其实动机各有不同，主要分成三类。
一类告状是出于儿童朴素的道德感，他们要指出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比如考试作弊、逃值日、赖作业，在儿童看来，这就是错误的行为，是应该被批评、被指正的，他们告状，只是出于简单的是非判断；第二类告状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比如被人欺负、捉弄，虽然这种骚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严重，却是让学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件，作为老师，也是必须介入的；第三类，其实在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那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心态，出于嫉妒或是威胁的动机，告发他人。这种告状，堪称“儿童版告密”，是身为教师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对这种心态的扭转，远比纠正学生的违纪行为更重要。
面对不同的告状动机，老师要有不同的对待。对第一类告状，我会让告状者公开在班级里说，在全班面前表述自己的观点，批评那些不正确的行为，让全班学生进行讨论， 39 36918 39 14746 0 0 6145 0 0:00:06 0:00:02 0:00:04 6144发表各自的观点，使全体学生从中得到教育。既然是批评不正之风，我觉得可以心怀坦荡，公开表达。我把这作为学生品行教育的一种渠道。
前段时间我就刚处理了班级里一起这样的事件，有学生来举报，说某位班干部在检查教室卫生时，发现有同学乱扔垃圾。这位违纪者为了不被扣分，拿出十元钱来贿赂班干部，而班干部竟然也收下了。举报者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班干部在以权谋私。他来我这里告状的时候，我让他也向全班学生陈述了他所目睹的所有过程，让学生们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讨论结束后，我不仅处罚了行贿者和受贿者，也郑重地将此事告知了家长，家长也表示十分重视，会在家严肃教育孩子。老师对学生的了解，远不及学生之间的了解，像这样他们私下里发生的交易，如果不是第三人告状，我是无从了解的。所以，像这类告状，我觉得对学生成长是有利的。不过，我处理这种告状的一大原则就是我不会因此奖励任何提供信息的人。我觉得实现公正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最好的奖励。
对第二类告状，我认为，老师一定要做好法官兼老娘舅的角色，因为这类纠纷往往经过复杂，涉及学生很多，学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又会用谎言为自己遮掩。老师要在纷杂繁琐的各路线索中搞清事实真相，很不容易。如果在学生来告状的时候，只是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强行让他们互相道歉，收到的只能是表面上的平息，学生心里并不服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有一个内向安静地孩子来告状说同桌总是打他，他忍无可忍。我在了解事情经过后发现，其实那个欺负人的孩子自控能力差，脾气大，只是在老师面前装得比较好，一直未被发现。作为老师，在处理好纠纷之外，也要教给学生一些与人交往的技巧和方式，告诉他们在遇到自己情绪很差的时候该如何排解，当别人有矛盾的时候如何处理。这样，就把告状作为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来帮助孩子成长。像这类告状，我一般都是私下里一对一地沟通教育。
第三种告状，我觉得是最需要教师警惕的，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来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有一次，有几个男生在背后偷偷说老师坏话，被人举报了。我严厉批评了举报者。我对学生说，我不在乎谁在背后说老师坏话，我根本不想听任何关于这种行为的举报。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发发牢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受得起被学生背后议论。
我多次对学生说，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是信任感、安全感，除非是影响他人的破坏行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其他都不必来跟老师说。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告状之外，还有低年级小学生群体里多发的那种鸡毛蒜皮式告状，遇到这种告状不必多深究什么，很多时候小孩对老师说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并不想要老师真的来解决什么，就是想来倾诉一下而已。对这种告状，老师给予一些语言和肢体上的安慰就可以了。
所以，对学生告状，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之，简单归纳为“告密”，这是不公平的。我理解在当下社会，人们更热切地希望一个光明、公正、平等的环境，鄙视告密也正常，只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真的不该承受这么重的一个指责。
那么，对于孩子之间相互打小报告，你怎么看？
延伸阅读
Extended Reading
中国源远流长的“告密文化”
告密，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行为，并不能只作简单的道德判断，很多时候也是制度的驱使与提倡。
告密伴随着猜忌与仇恨的散布，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腐蚀民族精神。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项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今天应当终止。
不久前出版的《刘亚洲文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在下院被否定，理由：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我不是今天才成为告密的受害者。我早领教过它的厉害。1973年初，全国大反走后门。武汉大学工农兵学员中，走后门者甚多，李小林（注：李先念之女、刘亚洲的妻子）首当其冲。非走后门的学员都成了发情的公驴，讨伐干部子弟。为避风头，李小林离校回家暂住。我留校窥测动向。某日，我打电话给她。学生宿舍电话安在走廊。一人用，众人听。我叫她沉住气，此风不久即会过去。第二天，在外文系最显赫的位置贴出一张没署名的大字报：《试问这两人要干什么？》将电话记录公布并加以抨击。回到宿舍，我对每一个人投去怀疑的眼光。但每一个人都笑得相当坦然。他们愈坦然我愈不寒而栗。”
刘亚洲这段话或许有其个人情绪色彩，但他认为的“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却也值得令人反思，也一直有学者在关注。青年学者冉云飞称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撰写《中国告密史》，而凤凰出版社则早在五年前就推出了由何木风所著的《隔墙有耳：中国历史中的告密往事》。
“告密”的确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语，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对这个词有着深切体会。章诒和曾写道，自己在读了冯亦代的告密日记后，震惊瘫软到“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那个年代，夫妻告讦、兄弟阋墙、朋友反目、同事成为眼线、熟人甘当卧底，可谓层出不穷，甚至有人举报亲生母亲而使母亲遭到枪毙。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行为，对于告密并不能只作简单的道德判断，很多时候也是制度的驱使与提倡，比如商鞅、武则天、王安石，都将告密写入法令加以鼓励；它的涵义也并不是单纯的“秘密揭发”或“打小报告”，一些“告密”也有着正义的色彩，比如卧底、间谍等等，傅冬菊就奉命在自己父亲傅作义身边潜伏，将傅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记录并报组织。类似的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以及杨子荣、余则成等英雄形象；而像国外的“水门事件”、“棱镜门”等“告密”事件，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与意义，充满争议。
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从最早的崇侯虎、卫巫开始，这些故事一脉相承。沙叶新在《告密文化》中说，“告密”是“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汉武帝出台“告缗令”，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并将一半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
《太平广记》记载，武则天时期鼓励告密。公元684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这个“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中宗李显。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于是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被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
唐代的宋之问，后人用八个字概括其一生：“才华盖世，无耻之尤”。这个著名的诗人曾在患难之际投靠朋友张仲之，却向武氏政权告发张仲之谋反致其一家被杀，最终导致“天下丑其行”。
促成了鸿门宴的曹无伤、岳武穆坟前跪了一千年的王俊、平民告密者丁钰、挂历史倒挡的袁世凯……形形色色的告密者确实值得研究。
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柏杨的论断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这也是为什么章诒和所说，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文革”期间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告密与检举揭发。儒文化不主张非正义告发
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是不主张非正义告发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格格不入，这正是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的原因。比如商鞅鼓励告密，但连他自己都认为这非常不高尚。
中国历史上的告密，固然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而加以鼓励或者扶持的土壤。近代以来特殊时期令人惊愕的告密之风，更是国家大环境使然。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人是“卑劣的人民”。但值得警惕的是，这股绵延千年的风气直到今天仍然有存在的土壤。
几年前的一则消息：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同时这名学生也暗中盯着其他人，将结果定期上报。尽管这个活动被美名曰“小天使”计划，还称“活动开展以来，效果良好，迟到的同学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但还是一度引起争议。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对此唐师曾曾经喟叹“东厂后继有人”。
2008年11月，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师群，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被两名女生举报到公安局，称其为“反革命”。同样掀起一场风波。
沙叶新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尽管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借口，但与基于社会责任感的“举报”不同，“告密”本身无疑是一个贬义词，这项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今天应当终止。告密伴随着猜忌与仇恨的散布，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防不胜防的告密瓦解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与信任，放大社会阴暗，腐蚀民族精神。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首先应当是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民族。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不能再回到相互提防、人人自危、充满背叛与出卖的社会形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