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谈江青当年情事，戚本禹用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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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读了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颇有感触。我之所以把“同志”二个字用括号括起来，是因为戚文是分上、中、下三篇发表出来的，上篇的标题是《回忆江青同志》，而中、下篇的标题则把“同志”二个字去掉了，均为《回忆江青》。一篇文章较长，分三次发出，这很正常，但是上、中、下三篇的标题不一致，而且是涉及政治性极强、戚本禹非常在乎的“同志”二字，不知何故？待考。
平心而论，戚本禹在洋洋4万余言的回忆中，确实披露了一些局外人难以知道的事情，至于是否属实则应另当别论了。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戚文中有不少闪烁其词，言过其实乃至歪曲事实、信口雌黄之处。总的感觉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戚本禹虽然成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仍同文革中被关押之前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和长进。
晚年戚本禹
戚本禹大谈江青当年情事的用意
戚本禹在文中介绍，江青给他们披露当年与唐纳、俞启威等谈恋爱的经过。戚本禹说，江青讲唐纳怎样“拼着命地追求她”，“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因俞家反对，江青无法与俞启威成婚，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与唐纳结婚。但是，江青感叹“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又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我想，当时中央文革的新贵们忙于打倒这个、炮轰那个，哪有闲情逸致谈论主席夫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当年的风流韵事呢？
江青还对戚本禹讲她初到延安时的事。中国人，特别是女人，是最不可能对外人倾谈男女情事的，哪个无知女人会对外人宣扬自己是某年某月跟某男人“同居”的？何况江青是一个最忌讳跟人谈过去事情的女人。对戚本禹所说，我持怀疑态度。
戚本禹还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并举例说：“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看江青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但被江青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之类的隐私戚本禹都了如指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戚本禹不惜笔墨，用了很大篇幅叙述江青跟他谈过去的个人情事，加之戚本禹的刻意渲染，其用意无非是炫耀他与江青的关系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而已。
晚年戚本禹(右)
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老朋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受到残酷的批斗和迫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写信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求救。对这件事，戚本禹在回忆江青一文中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
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毛泽东比李达小3岁，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湖南老乡，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达就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并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联系，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在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李达还在继李汉俊之后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
6月，李达和陈独秀商讨后，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现为兴业路76号)开会。李达给湖南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毛泽东接到李达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1922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委托屈子健邀请李达回湖南出任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
1949年5月，李达前往北京。1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单独留李达叙旧。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啰。”谈到脱党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李达的这个错误，但同时指出，党是了解你的，你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2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不久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想，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秉性耿直，向以敢于直言，从不盲从著称，是毛泽东的诤友，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曾就当时的“教育革命”、“顶峰论”等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特别是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在座的人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敢想”和“主观能动性”。李达坚持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是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毛泽东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李达说：“现在是你头脑太热！”临离开时，李达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2010年5月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纵览》)
有资料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还说：“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乐朋：《国家历史》第4期)
文革前夕，思想文化战线上已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首当其冲，成为湖北的重要目标。武汉大学、湖北省乃至中南局的一些人都对李达虎视眈眈。但是，李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毛泽东每次来武汉经常约见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当然不能轻易从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示：李达可不可以批判？前两次毛泽东都没有表态。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加了“在校内批判”和“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等限制词，但是，可以批判的口子已开，就很难控制了。不久，湖北就对李达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不仅点了名，而且登了报。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先后有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揭露”文章。
作为一个76岁的老人，李达被批斗、示众、审讯、辱骂，造反派还在李达寓所门前喊口号、唱歌，敲锣打鼓地声讨。在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非人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为了把李达彻底置于死地，武大工作组又多次到李达的家乡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公社，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矛盾，搜集如何将李达划为“地主”的材料，形成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者改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进入7月，批斗的方式更加野蛮、残酷。造反派把李达拉去进行接二连三的批斗。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4日，“李达罪证展览”开幕。17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登台揭发李达的“十大罪恶”。李达在家里听到大会实况广播，气愤地说：“全是捏造，全是捏造！”
18日，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冲进李达家中进行面对面的批斗。此时，李达的血压已达220/104，糖尿病检测是土红色，4个“+”号。
李达的病情日趋严重：胃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7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并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在武汉的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极为兴奋，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此时，李达血压升达236/114，尿糖仍是4个“+”号。”他央求刘某：“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你帮我一次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李达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
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回京。在此之前的17日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的常委会上，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湖北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在东湖宾馆作出的，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湖北省委作出开除李达党籍的决定之前是否请示了毛泽东，不得而知。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辗转寄到北京(限于篇幅，其中细节略去)。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任重”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陶铸当天在毛的批示下面转批：“即送任重同志。八月十日”。
直到8月22日，工作队才将李达以侮辱性的名字“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8月24日，76岁的李达含冤而死。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崎岖的人生之路。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文革时期的戚本禹(右)
自吹自擂，狂妄自大
戚本禹说“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好像他给江青增光添彩，江青对他已到了离不开的地步似的。
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骂他“王八蛋”，对他弃之如敝屣，何曾有什么“自豪”之说！
戚本禹说，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接着又说“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戚本禹红得发紫是在进入中央文革之后，1966年初，他虽然已经进入了毛泽东和江青的视野，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神气。张春桥文革前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比江青高许多。说张春桥单独陪戚本禹，有自吹自擂之嫌。
戚本禹说，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接着说：“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人所共知，姚文元是“四人帮”成员之一。江青当年到上海物色写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是张春桥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的。姚文元是张春桥的亲信，写批判“海瑞罢官”成功，也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推荐中央文革人选，当时戚本禹也是被推荐者之一，他自己的中央文革成员尚还未定，怎么能不知天高地厚地推荐别人呢？
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批判“三和一少”，矛头直指陈毅。戚本禹说，“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口气够大的。
王稼祥算个啥？王稼祥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历史上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连毛泽东、江青都肯定在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老一辈革命家，戚本禹居然说“王稼祥算个啥”，够狂妄的。
戚本禹说，“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对陶铸这样的大人物，戚本禹居然说他“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说他滥保干部，“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在批判陶铸保干部的同时，却吹捧江青保这个、保那个。戚本禹批判陶铸保干部，意在是说陶铸破坏“文化大革命”；吹捧江青保这个、保那个，意在告诉人们江青公道正派，从不整人。真是有褒有贬，泾渭分明。
戚本禹洋洋得意地说，“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戚本禹对此说并不否认，说明他对关锋说“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说法是认可的，但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戚本禹却说“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王力、关锋，不自相矛盾吗？
戚本禹说，“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
这样看，保卫党中央的职责非戚本禹莫属了，中国也是须臾不能离开戚本禹了。我见过一些狂妄自大之徒，但像戚本禹这样狂妄自大的实在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