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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与对话:1949以来台海两岸关系路径

2018-03-05 网文 天涯孤客1


【作者简介】宋书林,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徐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作品曾获奖文化部全国声乐比赛优秀作品奖(最高奖),全军“战士文艺奖”一等奖等。另有诗歌、散文、杂文、随笔、诗论词论散见于报端。


来源:景来律师


 1949年,可以用“大变局”三个字概括

这一年,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一年的元旦,已经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在《中央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

 

“……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蒋介石可怜兮兮的“求和”声明,并未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4月,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被推翻。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随后,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则退据台湾、金门以及马祖地区。二战时期盟国四大领袖之一的蒋介石,也在转瞬之间,变为被驱逐的领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宣布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海峡两岸分离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已经近70年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70年前,蒋介石的假“求和”声明发表时,尚无后来的“台湾问题”。但假“求和”中的真“问题”——和战问题,却成为了萦绕中华民族70年的心头之痛:

 

“……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

 

分离之后,“和战问题”即盘旋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胸之间,为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同胞所关注。

 

至今,海峡两岸分离已近70年了,而“和战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存续了70年。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分离的国共分据于海峡两岸,一个以道统的正义者和法统的继承者的身份,视另一个为腐朽、反动而必然灭亡的政权。而另一个也不甘失败,将多年的老对手定为“叛乱团体”,必将反攻并平定叛乱而后快。

 

一个“要解放台湾”,一个“要反攻大陆”,为了达到各自目的,武力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必须的手段,这让两岸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关于台湾解放的宣传画

 

台湾反攻大陆宣传画

 

一湾浅浅的海峡,便成为国共双方对峙的前沿阵地。多年来,台海局势爆发了多次危机,就如同海峡的海水一样,风云变幻,云谲波诡。由于美国的插手,对峙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双方在军事对峙为主的同时,也采取了政治、秘密交往、宣传等多种斗争形式。

 

战,是为了统一;和,也是为了统一。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对峙与对话,成为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基本路径

 

对峙,始终是一条主线、明线;对峙,也几乎贯穿于70年之始终。

 

国共双方的第一次对峙,始于新中国的台海攻略。这一次对峙的主动权,掌握在大陆这一方。

 

新政权建立伊始,锐气逼人。在其成立之前,即着眼于台湾的解放,开始筹划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岛问题。成立之后,更立即着手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与准备。

 

1950年初,战略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解放台湾的变化。国民党军在大陆的主力兵团全部被歼灭,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特别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已经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

 

毛泽东拍板攻台决策“一定要解放台湾”。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将解放台湾作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


为“解放台湾”,当年我们这样大造宣传阵势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架东南缘,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对,与大陆最近距离约为70余海里,一般距离均在80—110海里之间。当时,舟山群岛,金门岛、万山群岛和海南岛等岛屿互为犄角,构成了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


台澎金马地区

 

中央军委经过权衡后,决定“逐岛攻击、最后夺取台湾”的战略部署。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9月相继发起进攻沿海敌占岛屿作战。

 

9月中旬,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解放平潭、东庠、西庠和广屿等岛;10月解放厦门岛并向金门岛发起攻击但失利;1950年1月9日第四野战军第41军解放海山岛,2月23日解放南澳岛;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第40军、第43军进行海南岛战役,从3月5日起组织分批偷渡取得成功后,于4月16日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5月1日解放海南岛全境;5月25日至6月6日,第四野战军第44军解放大、小万山岛;第三野战军1949年8月开始,进行定海作战的外围岛屿作战,到10月中旬,先后占领大榭、金塘、六横、桃花等岛,在进攻登步岛失利后,调整进攻舟山群岛的部署。海南岛战役后,舟山群岛国民党守军于1950年5月13日秘密撤退。5月19日,舟山群岛解放。

 

至此,沿海岛屿除金门外,均已获得解放。与此同时,解放台湾的各种准备工作有序地进行。渡海登陆作战兵力,已达16个军、50万人。2万亿元人民币作战经费、3亿美元军事借款、2000艘登陆船只等攻台作战保障基本就绪。对攻台作战的三军协同,大兵团渡海的原则及全方位立体进攻夺取台湾的作战方案制定完毕。

 

正当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准备解放台湾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步伐。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遂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支持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

 

从1950年7月起,中央军委即解除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台湾的任务,而将军事斗争重点转移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方面。

 

此后的军事对峙,又陆续发生了几次:

 

1954年至1955年期间的军事对抗。虽然这次对抗以人民解放军1954年的“九三”炮击为起点,但导致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却是国民党当局。

 

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这次危机虽然以人民解放军“八二三”炮击为标志,但根源仍然是国民党当局不断袭扰大陆、美国企图制造“一中一台”。

 

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企图以军事反攻大陆,引发了台湾海峡危机。

 

……

 

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

 

…………

 

其中,以60年代台海危机最为严重。而此次危机的挑起者,则是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蒋介石也不甘心于偏安于台湾,他时时刻刻都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从1949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他开始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我们只有一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蒋介石于一九六一年十月

  

50—60年代,正值中国大陆艰难探索时期。在此期间,大陆发生了“天灾人祸”。先是经济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政治运动接二连三,防备松懈。对外关系上又与苏联和印度交恶。蒋介石已经嗅到了可乘之机,企图利用中国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

 

他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于是,一个大规模反攻的计划开始酝酿,代号为“国光计划”。

 

1965年6月16日,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慷慨激昂地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他信心十足地宣布:“我们在大陆上再见!”


蒋介石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按照“国光计划”的安排,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

 

在蒋介石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进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当年的陈年剧目,循着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从而重拾他当年北伐的荣光。

 

然而,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大戏,并未能如愿如期上演。它刚刚拉开了大幕,便又不得不草草收场。

 

1965年8月5日下午5点钟,台湾当局为探测美国和大陆的态度和战力,秘密派出“章江”和“剑门”号两艘舰艇,打算运送十几位特战人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在任务完成后再将其秘密接回。

 

国民党军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早被大陆的情报人员和雷达侦知,并将其锁定。8月6日凌晨,“章江”和“剑门”号进入解放军的埋伏圈,两军随即发生海战。在人民海军的猛烈攻击下,“章江”和“剑门”号先后中弹沉没,舰上近200官兵丧生,“剑门”号舰长王韫山被解放军俘获。


八六海战台湾战俘

 

这场发生在广东、福建交界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

 

这场海战的失败,揭示了“国光计划”不过是一场空谈,国民党军队已无制海优势,更没可能进行登陆作战。1969年,蒋介石的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他因病所累,年事日高,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之高阁。“国光作业室”在1967年缩编,1972年终被裁撤。“国光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示儿》诗,也是诗人的绝笔,恐怕也是晚年蒋介石惨淡的心境。


蒋介石晚年生活照

 

1975年4月5日夜,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的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岁。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对自己的安息之地做出了精心安排。他以孙中山忠实信徒和正统继承人自居,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中山陵附近,继续追随着孙中山先生。

 

蒋介石死后,他的棺椁一直没有下葬,只是“奉厝”慈湖。以示暂厝于此,“临时”安放,“暂时”安息在这个地方,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政治宣示。

 

不知蒋先生的遗愿,还能不能实现?  


对话,没有完全关闭的通道

 

70年来,两岸关系哪怕是在严重对峙的时期,也并未完全关闭对话的通道。剑拔弩张的海峡上空,也不时地响起和平鸽的哨声。

 

作为一条暗线,对话,是在双方同仇敌忾的高调的口号背后偷偷进行的,因而并不广为人知。只是随着近年来档案的逐步解密,才渐渐露出一些真容。而有一些秘密,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在两岸秘密往来的过程中,近现代史上两位重要的人物,先后担当起信使的角色。这两位信使,先是曹聚仁,后是章士钊。

 

曹聚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离开妻儿,执意从上海去香港定居。


    

曹聚仁(1900—1972),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1950年赴香港。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

 

关于曹聚仁的“南渡”,他后来解释说,自己到海外去,只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客观观察者。但也有人说,曹聚仁南下香港,其实是负有特殊的统战使命。

 

曹聚仁素与蒋经国交好。他创办的《正气日报》,为蒋经国励精图治经营的“新赣南”树碑立传。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多,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是他的老师,吴稚晖为他心折。曹聚仁与国共两党上层均有渊源,他作为海峡两岸的牵线人,是国共两党都能够接受的最佳人选。

 

和平的橄榄枝,首先是由大陆伸向海峡彼岸的。

 

早在1956年春天,蒋介石曾收到中共中央的一封秘密来信,信中提出了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完成统一大业的设想,信在结尾处特别强调:“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信的结尾这句“特别强调”,也特别煽情,触动了蒋介石的泪点——泪飞顿作倾盆雨啊!

 

“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样不曾有过的“善意”,也出现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公开报告中:

 

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1956年6月周恩来《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

 

此时,隔空的喊话,需要一座桥梁的沟通,需要一位信使传递。曹聚仁感到机会来了,他给邵力子写信,表达了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之意。

 

周恩来得知后,迅速安排曹聚仁进京面谈。蒋介石、蒋经国也希望透过曹聚仁,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

 

曹聚仁是一位最佳的人选,历史便选择了他。

 

1956年7月中旬。短短的几天里,周恩来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会见了专程从香港赶来的信使曹聚仁。7月13日、16日和19日一系列会谈,是中共寻求两岸接触的初期尝试。

 

据《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商议了接见曹聚仁相关事宜。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了曹聚仁。

 

这天下午,周恩来、陈毅和曹聚仁泛舟昆明湖上,邵力子夫妇和张治中作陪。曹聚仁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1957年5月,曹聚仁踏访奉化溪口镇,代表蒋氏父子到蒋介石母亲的墓园“慈庵”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溪口照片。曹聚仁在信中写道:“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关于蒋母及毛夫人墓地,曹聚仁写道:“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

 

曹聚仁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将庐山作为蒋介石终老怡养之地。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承诺: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面对大陆的“诚意”“善意”,台湾方面也谨慎地应对。多年后,成立于1954年7月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童小鹏回忆道:

为了进一步摸底,1957年春,国民党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等会见了他,介绍了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设想。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童小鹏


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左一)与原国民党著名将领王耀武(左二)和覃异之。

 

1959年后,曹聚仁不再充当双方联络人的角色。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这一时期,中共也透过其他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对台工作。

 

许多的解密史料与当事人的回忆,都说明当时两岸信息的沟通,是畅通的。但许许多多具体的细节,却无从查考。特别是在最终的沟通时,最高达到了什么层级,哪些人参与其间,达成了什么目标,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在《建国初期的两岸秘密往来》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件隐秘的事:

 

1963年12月初,一艘护卫舰载着周恩来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中央对台办主任罗青长,经过一夜的航行,到了广东省边境一个小岛上。在这里,周恩来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了秘密会晤。

 

多年后,罗青长亲口证实了这次重大秘密行动的存在。但能让周恩来亲自出马会晤,并需要做出如此非同寻常的安排的,究竟是什么人呢?罗青长没有披露。

 

不止一家媒体引用各种消息源称,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对此,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廖心文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方不是蒋氏父子,而是能直接沟通台湾当局的人。”但为了保护对方,其名字不能披露。

 

这次神秘兮兮的会晤,选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之上,大陆方面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马会面,对方即使不是蒋氏父子,料想也一定是能够通天的人物。

 

而在另一次重要的台北会晤中,蒋氏父子终于显露了真容。据河南人民出版社《曹聚仁传》一书的作者李伟考证,曹聚仁在台北与蒋氏父子达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件草案。这次见面的地点在台北日月潭涵碧楼,时间是1965年7月20日。说得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

 

事实上,这样重大的影响历史进程,也关系到自身命运的谈判,没有如此的重量级人物的参与和拍板,是无法达成最终目标的。

 

一次次的接触与沟通,无疑增加了了解与互信。罗青长回忆说:

 

“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有序地进行中……

 

但是,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却粗暴地中止了这个进程。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溪口的历史文物遭到了破坏。蒋介石听说红卫兵炸毁了慈庵,两岸联系的亲情脉络就此中断。从这个角度讲,是红卫兵把这件事搞黄了。这些二杆子,罪莫大焉!

 

国共之间诸多的可能性,再一次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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