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的“制度决定论”之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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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上层认为是技不如人，因此兴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认为是制度落后，康有为鼓吹“制度决定论”，要求把君主立宪制度嫁接在儒家文化上，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到儒家文化对君主立宪制的排斥作用，清朝的儒家官僚几乎都步支持他，变法以流血收场，康梁流亡海外。孙中山的国民党以革命手段终结了清朝，民主制度确立了，但由于人的文化素质跟不上，终于在不断内战中灭亡。

近年来，宣扬“民主可以当饭吃”的人士，大多数属于年轻人或者权力意志旺盛人，他们希望尽快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以便在未来竞选中获得权力执政。这种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把民主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把民主当成谋利的手段，就是忽视民主超越于物质利益的一面。这样思维的后果是，民主仅仅是一个手段，民主所包含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成了手段或工具，而物质利益成了最高的目的。当可以用民主的时候，就用之；否则，就抛弃。也就是说，当民主弄得没饭吃的时候，民主就被抛弃了。可见，把民主理解为一种物质利益的时候，“民主”并未成为激进民主派的的最高价值观。

要使“民主”成为最高价值观，必须超越物质利益后再开始思考，必须把民主所包含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等当着人的本质来思考。这是因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的发展就是逻辑，而逻辑就蕴含了自由平等（如同一律）。当我们认识了人的自由平等的本质后，民主就成了我们的最高目的、最高追求。

张雪忠在《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的文章（网上很容易搜索到）中说：“我一直强调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确实是非常重要，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非常大……中国大陆也引进了诸如公司经营、财务会计和证券交易等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关的机制，但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相对而言，这些机制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就运行得比较好一些。显然，这种地区差别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存在责任政治、法治政府和独立司法，这些都是影响现代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张雪忠先生未看到制度的灵魂是正义，正义的灵魂是信仰。没有好的信仰就不可能有的正义的灵魂，没有的正义的灵魂就不可能建立“独立司法”的正义的制度。香港和台湾“独立司法”源于殖民地因素，根源于基督教文化的正义因子。没有好的信仰，人往往会堕落。堕落的人往往会破坏正义的制度。

易中天说：汉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再好的规则也会打折扣。国际列车上，两个俄罗斯人的议论。“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中国人小聪明多。和他们做生意，竞争不过他们的。”中国商人过境时商品要报税，他们就向俄国人行贿，给他们一点好处，逃避了大笔的税费。一开始，俄国人还不习惯，还不好意思。中国人就说：“你们太死心眼了。你们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报的税又落不到你们的腰包，不如来点实惠的。”于是俄国人被教坏了。他们又向市场管理人员行贿。把他们在自己国内的那些坏习惯、坏心眼，都带到俄国来推销。中国人太热衷走歪门邪道，损人利己；就是不愿认真遵守别国的法律。《让中国式的聪明滚出中国》的文章就揭露中国人在国外想方设法地钻制度的空子，占他人或社会便宜。

张雪忠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说：“高考我从来没有批评过，因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更不在大学，而是全中国人都有问题。高等学校录取制度含很复杂的文化问题，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在信任度很低的中国，如果用美国高校录取制度，马上会变成一个极端腐败的制度，推荐信、课外活动恐怕绝大多数会是造假的，因为我们全民没有解决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公平的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体制改革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制度决定论”鼓吹制度决定人的一切，因此就推掉了个人的责任。比如，在反思腐败泛滥和日趋严重的毒食品危害时，就常有人说“根子在制度”。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也说：医生吃回扣不能怪医生，是制度造成的……这严重忽略了个人的自我责任和自我的罪性，没有自我反省，国人道德水平是难以提高的。

张雪忠还说：“人们的知识状况和道德意识，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影响和改变。”

张雪忠相信知识能提高道德水准。孔子认为“上智下愚不移”， 下愚的人学了也无用，“天生德于予”，道德是上天赋予我孔子，不是教育能塑造我的。苏联企图通过废除家庭、公共食堂、幼儿园、学校来改造人性、塑造大公无私的新人，不仅失败了，而且使人堕落为野兽。资中筠说，幼儿园、小学的老师都腐败了，学生认为：社会不存在公平正义，只有弱肉强食；这只能导致道德败坏。当我们从小就被家庭教育为“明哲保身”“不要出头”“莫管闲事”，“要占便宜”；当这些思想深入了我们的骨髓；正规的学校教育又怎能提高我们道德水准？薄熙来、谷开来都有很高的学位，最终堕落为杀人犯及其帮凶，这不就是孟子提倡的父亲杀了人要把父亲藏到天涯海角的故事的重演吗？可见，中国儒家文化始终在腐蚀着现代的人们！

秦晖

儒家文化已成为中国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成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那么多节日，哪个节日都在强调“拜祖宗、尽孝道”，而家长们就此把这些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可见，文化是决定大多数人言行的内在基因。增广贤文教人们“莫管他人瓦上霜”，莫管闲事，不要做好事（因扶起老人可能被讹诈）。中国早就堕落成了一个互害社会，中国谚语强调“防人之心不可无”。圣经教导“爱你敌人”“爱你的邻居”“关爱弱者。”当一个住在中国的洋人收留一个中国流浪儿的时候，却遭到周围的中国居民的抗议，他们说流浪儿可能是小偷。很显然，不同的文化起了不同的作用。尹胜质问：“德蕾莎修女、诺贝尔、华盛顿、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还有很多收养中国智障儿童那些西方普通民众，这些人不一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信仰，具备了道德，才成为社会的良心。为什么中国就不产生这样的人呢？难道张雪忠先生还以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信仰上没有差别吗？”李柏光对此评论说：我们的苦难是我们自己心灵的邪恶造成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形态源于我们心灵的性质和形态。

秦晖张雪忠等人像康有为一样，只认为中国制度有问题，中国文化还是不错的，值得骄傲和自豪。许多人想从传统文化里找到民主依据，据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儒家（道家、墨家）民主制。如果传统文化真能建构民主制，中国何苦2000多年不停地改朝换代、兴亡民苦、战乱频仍？又何苦被洋人几条破舰打得你割地赔款，不得不洋务运动和变法也未能建立起宪政民主。有一种很无耻的说法，说西方人为自己的传统文化骄傲，中国人也应该为传统文化骄傲，这就是巫术大脑的乱比思维！吃人部落也该为自己吃人的文化骄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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