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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娟-脱耦机制、组织边界和有效竞争的丧失——“双一流”政策影响下的大学组织机制异化分析
作者简介：胡娟（1972-），女，江西安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研究。
摘要：“双一流”政策的实施对在大学组织运行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惯常组织行为和机制产生了影响：在微观层面造成脱耦机制失效，在中观层面造成组织边界丧失，在宏观层面强化规范模仿机制。机制异化将导致大学办学自主权得不到落实，大学内部基层学术单位活动空间被压缩，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公平竞争受到影响。对此，应涵养理性独立的现代大学，划清大学与政府的边界，真正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减少具体评价，将评价与利益脱钩；把“双一流”建设从行政建设发展为法制建设，营造有利于竞争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机制异化；脱耦机制；组织边界; 有效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双一流”建设启动，今年已到第一期的验收之年。“双一流”建设秉承了既往重点建设的一些共同特点，如都是国家实施的倾斜性高等教育政策，期望通过对少数高校进行财力、物力和政策的集中支持，推动其快速发展。相较于以往的重点建设，“双一流”建设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是时代的变化。“双一流”建设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发展起来的时期进行的，2015年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8280美元，已经迈入中高收入国家门槛；而在距“双一流”建设最近的“985工程”推出之时，中国的GDP还只处于世界第七位，人均GDP只有830美元，属于低收入状态。与此相应，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从1998年的2949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6129亿元，增加了11倍多。其次是目标的变化。既往的重点建设目标主要是大学，从1952年的重点建设6所大学到“985工程”重点建设39所大学，目标都在于大学；而“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学科，重点建设的是分布在若干高校中的465个学科。再次是范围的变化。由于目标的转移，建设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双一流”建设包括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相比以往的重点建设，涉及的高校范围大为扩大。最后是建设方式的变化。“双一流”建设明确提出要防止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所以不再是“一进定终身”，而是进行动态调整，有进有出，期望通过动态调整的方式来加强竞争。因此，“双一流”建设可以说是新时期的一项新的重点建设。这项新的重点建设被定位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承担着教育强国领头羊的重要职责，引领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方向”。［1］在实行之后的五年里，人们不仅看到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在宏观层面引起的深刻变化，也看到它作为指挥棒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引起的制度变化和机制反应。本文拟讨论的是：在大学组织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惯常组织行为和策略，在面对“双一流”政策这样一个系统环境中的新的重大变量时，已经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二、组织与环境互动机制：脱耦、
设定边界与营造环境
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理论展开，切入点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一个现代组织要生存，就要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交换，从环境获取资源，同时向环境输送产品。但环境不仅会向组织输入资源和支持，也会输入要求和压力；组织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输入，也会通过各种方法来应对并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脱耦、设定组织边界和营造外部环境是组织常用的策略和机制。1．脱耦
组织社会学家们发现，组织制定的很多规章制度与组织内部运作毫无关系，因为这些制度是为满足外部环境的要求，而不是为组织内部运作设立的。他们把组织环境分为两种：技术（内部）环境和制度（外部）环境。技术环境是组织内部为了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而形成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结构，以生产效率为最大原则；制度环境则是组织为了适应外部环境，采用的那些为外部“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2］也就是说，组织正常运行，既需要内部的技术效率，也需要符合外部的“合法性”要求。迈耶认为，外部的“合法性机制”一旦形成，就会像神话一样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很多组织会仪式性地采纳它们。但组织的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并不总是相一致，有时还会产生严重冲突，由此导致一个两难困境：如果组织遵从制度环境，就常常会背离技术效率的要求；相反，为促进技术效率而协调和控制活动，也会破坏组织对外部仪式符号的遵从，损害组织的合法性。组织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迈耶发现，组织在实践中常常是通过有意无意地进行“脱耦”来满足两方面的需要。［3］所谓“脱耦”，就是把外部规范化要求和内部技术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来减少二者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上帝的给上帝，凯撒的给凯撒”，从而获得组织内外部的平衡，在平衡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所以，脱耦机制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组织为了平衡技术效率和制度环境常常采取的重要策略。
2．设定组织边界
除了采取脱耦机制，组织还会采取一个重要手段来避免外部环境对组织技术活动的过大影响，那就是设定组织边界。保尔森认为：“边界以及边界的建立、加强、超越和解散的过程，像广义的社会生活一样，是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4］根据主流的组织理论，组织边界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组织终止的地方和该组织所处环境开始的地方。边界可能是物理层面的，也可能是精神层面的，还可能是社会层面的。本文讨论的边界是制度层面的，是组织对内维持秩序、对外发挥保护作用的一种制度性设计。边界起到一个限制的作用，使得不同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能够得到清晰的区分，是保持组织身份特征的一种手段。太强的边界会导致一个组织与环境隔离，不能从环境中有效获得资源和能量，从而走向封闭和消亡；但没有边界也会导致组织不能在社会活动中自我定位，从而丧失独特性和独立性，甚至使得组织内部必要的关键技术和组织凝聚力被破坏并走向解体。所以，合理划定并维护组织的边界，是组织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
3.营造外部环境
当然，组织在与环境的交换中并非都是被动的，组织可以通过减少对特定环境的依赖、增加外部联系、改变或营造环境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主动性。［5］特别是大型而强有力的组织，会通过各种策略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在对组织的制度性同形进行分析时发现，有三种机制导致组织发生制度性同形，就是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6］强制机制一般源于政府或法律法规对组织的强制性要求。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则体现了在某个组织场域中那些成功组织的制度影响力，因为一般性组织总是倾向于模仿那些在其所处领域中看上去更为成功或更具合法性的类似组织，这些成功的组织会成为系统中的核心组织，起到一种主动或被动的示范作用，其政策、结构和偏好会在组织场域中被复制。而成功的组织也总是借助规范机制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制度环境。比如，经历过筛选程序的优胜者会倾向于将筛选程序合法化，将之塑造成组织场域内的标准规范或制度神话。规范和模仿机制在一个讲求标准和规范的专业化社会或专业化系统中影响更甚。
所以，进行脱耦、设定组织边界和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组织在运行中会有意无意采取的策略。当环境中输入的是合法性规范和要求时，组织会通过脱耦机制来让组织的技术子单元依旧按照技术标准运行，从而能够在适应环境中保持个性，在保持技术效率时兼顾制度效率；当环境输入的是不当干预时，组织能够通过设定和保持边界，将其拒之门外，以保持组织及子单元的自主行动和特色；强有力的组织也会利用规范和模仿机制来输出产品、标准和理念，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从而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详见图1。
图1 组织与环境互动机制
三、大学是一个高度依赖环境
的松散耦合组织
在大学组织的内外部关系中，学科（常常以学院为其组织形式）是大学最重要的子单元和技术部门，高等教育系统是大学最直接的外部制度环境，大学总是在适应高等教育系统和调动学科的积极性中寻求平衡和发展。在处理内外部关系上，脱耦、设定组织边界和营造外部环境，是大学重要而又经常使用的策略和机制。这与大学的组织特性密切相关。1.大学是一个专业化的松散耦合组织大学是个特别的组织。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组织都进入了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理性结构化状态，以科层制为其典型特征.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蓬勃发展的大学组织，其组织模式并未进入这样一个典型状态，依旧保留了不少中世纪学者行会的特点，甚至被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7］。对此，大量组织社会学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其组织模式受到特殊的知识传授、生产和创新这一组织功能的影响，与政府、企业等现代科层制组织有很大区别，不能以政府和企业的运行方式来对标大学组织的治理。明兹伯格和韦克的描述和分析比较有代表性。明兹伯格把大学这类专业性组织和一般科层组织进行比较，把专业性组织的治理形态称为专业科层制。他认为，由于权力来源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授权，专业科层制与一般科层制不同，其核心是专业技术人员（学者），权力往往控制在底部；专业技术人员有“双重忠诚”的情况，与忠诚于组织相比，他们更忠诚于自己的专业；他们形成组织只是为了完成分工合作及适应客户的多种需求，在管理上倾向于自己完成部分行政事务，实行同僚管理。因此，整个治理形态呈现去中心化、去组织化、去行政化的特点。［8］韦克则把教育组织定义为松散耦合组织，这种组织内部子单元的关系并不像科层制那么紧密耦合，而是呈现出一种松散耦合状态。与科层制依靠强大的权力核心发挥作用不同，松散耦合组织的力量来自各个子单元（比如学科）的力量，子单元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治理模式看上去不如科层制有效率，但其优势在于提供了一个更加敏感的反应机制，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适应系统和循序变革的机制。［9］所以，基于教育和学术要求的学科专业化和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松散耦合结构，是大学组织的典型特征。尽管现代大学由于社会问责的加强，行政权力不断得到强化，但是与一般科层制组织相较，大学依旧体现出这种建立在学科专业化基础上的松散耦合状态。通过松散耦合，大学得以把不同的学科组织起来，既给了各个学科根据自己的规律在自己的园地中深耕细作的可能，也给了各学科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可能。松散耦合结构不仅有利于处理大学内部学校与学科、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为大学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脱耦机制。这是紧密耦合组织所不具备的，因为紧密耦合就意味着一环套一环，任何环节的脱耦都会造成组织运行的失败或崩溃；而对于松散耦合系统来说，偶然的、局部的脱耦并不影响组织运行。当外部环境要求与内部技术效率发生矛盾时，大学就会采用脱耦机制。众所周知，大学的办学资源和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社会，大学必须回应政府和社会的要求。但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要求常常是功利导向和现实导向的，对大学的评价往往基于大学的当前表现和有显示度的成果，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个长期的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并没有显示度，所以政府和社会的评价不一定符合育人与科研规律，外部效率观与大学内部的效率观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大学解决矛盾的方式通常就是在学校和学院之间进行分工：作为规范单位的学校层面更关注制度环境要求，作为生产单位的学院层面更关注技术效率。通过学校层面的行动去回应外界压力，在形式和态度上满足外界合法性机制的要求，在内部则通过有意的策略性行为或者管理上的放任主义来实现脱耦。伯恩鲍姆在形容美国大学的运行模式时就曾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都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学校经营得十分糟糕，但是却非常有效”［10］。这种“糟糕”就是一般效率观上的糟糕，“有效”则是特殊效率观上的有效。“糟糕”和“有效”的奇妙结合，就是在脱耦机制下实现的。2.大学对制度环境有着高度依赖在子单元由于专业化而需要较大自由的同时，大学却对制度环境有着严重的依赖，这是现代大学最典型的矛盾表现。因为对大学绩效的评价与对企业的绩效评价很不相同，对企业而言，评价标准是非常清晰客观的，那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对大学而言，评价标准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哪种人才培养方式最有效，哪些知识更重要，答案都是模糊、不清晰的，很难进行客观评价，而非常依赖评价者和资源提供者的主观感受和倾向。所以，制度环境对大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相较于其他生产类型的组织，大学组织更依赖“理性神话”来获取存在的合法性或地位。大学也因此需要与环境如政府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来为自己营造有利的环境。规范模仿机制在创造“理性神话”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制造高深的专业化术语、行为、规范和平台，大学建立起了一个学术机构的门槛，将自己与一般社会机构和群众分隔开来，营造出某种神秘感和崇高感，从而得以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制度规则直接建立在社会中，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位于高等教育顶端的精英大学更是充分地利用规范机制，不仅在系统外塑造高等教育合法性的“理性神话”，而且在系统内塑造“强者恒强”的“组织神话”，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制度环境。比如，这些大学总是长期占据高等教育系统中各种专家委员会的席位，主动把理念、价值观和倾向输送到决策层，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些大学总是很善于在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一些有门槛的联盟，来体现和巩固自己的独特地位。比如，北美有美国大学协会（AAU），英国有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澳大利亚有八校集团（G8）［11］，中国有九校联盟等，这都是一些精英大学联盟。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科则总是积极组成各种专业学会，来加强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或是热衷于主办或承办各种专业期刊和杂志，来把握知识领域的话语权。各种形式的联盟、学会和专业期刊，都是自发的规范机制。3.大学组织的边界在与环境积极合作和互动的同时，大学也面临划定组织边界的挑战。因为从环境中输入的并不都是资源和形式化的要求，有时会是具体干预，具体干预会让脱耦机制失灵。这些具体干预有的无关痛痒，有的则可能影响大学的定位和组织目标，有些重大的干预往往来自作为资源提供者的政府或市场。大学或者接受重大干预来改变自己的定位，或者坚持组织边界来拒绝重大干预。那么，什么是大学组织应该坚守的边界？伯达赫把现代大学享有的自治权分为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两种类型。实质性自治指的是大学拥有自己确定组织目标和拟定计划的权力，也就是决定什么是学术；程序性自治指的是大学拥有实现组织目标和落实计划的权力，也就是如何实现学术。伯达赫总结西方大学发展的经验后指出，政府可以干预大学的程序性自治，因为影响程序性自治通常不会影响大学最终实现学术目标；但如果干预了实质性自治，则影响了学术的核心。［12］也就是说，大学可以在决定如何实现学术上接受政府和社会的指导和监督，但在决定什么是学术这样的重要问题上，应该将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程序性自治与实质性自治的边界就是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边界。综上所述，大学是一个对环境有着高度依赖却又强调独立自主的专业性组织，脱耦、设定组织边界和营造环境这些机制对大学组织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也在大学的实际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中外大学，只要拥有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不完全依附于环境，就都是如此。四、“双一流”战略可能带来
的组织机制异化
作为一项新的长期性、倾斜性的政策，“双一流”建设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实施、严格的筛选和评价程序以及丰厚的物质和社会资源回报，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巨大影响不仅促使场域内的参与者改变原有的应对机制和策略，而且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性，影响政策场域中的其他行动者，从而深刻地改变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以下重点考察“双一流”政策介入大学与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后，脱耦机制、边界设定和规范机制产生的变化。1.微观层面：脱耦机制失效，大学内部基层学术单位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尽管根据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中国的大学是享有办学自主权的法人实体，但由于办学自主权落实并不到位，大部分的办学权力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政府决定着大学招生的规模和数量，任命大学的领导，下拨办学经费，批准预算等。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常常是标准化的，并不考虑各个学校的特点。大学在实际运行中不可能完全遵照这些标准化的要求，许多大学都通过脱耦机制来解决其中的矛盾。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各种大学中长期发展规划，由于常常得不到落实，被称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但大学依旧会“年年挂挂年年画”，原因就在于这种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典型的脱耦价值，它回应了制度环境的要求，同时又并不会真的对基层学术部门产生刚性约束力，在满足外部制度环境要求的同时，为基层学术部门提供了一个弹性空间。相较于中长期发展规划，以“985工程”为代表的原有重点建设对建设高校提出了更明确具体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学校脱耦的空间，但它依旧是一种整体性的建设方式，强调相对模糊的平台建设和能力建设，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将指标分解到具体的各个学科，脱耦机制仍得以存在，学院这一层级的学科建设单位在具体运行中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与“985工程”不同，“双一流”建设更加强调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并且对一流学科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比如，在第一轮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认定上，教育部委托的专家委员会所参照的客观指标就包括国内的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心审核评估、教育部学位中心学科评估、国家三大奖（自然科学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国外的ESI 学科领域排名和QS 学科排名等具体指标。［13］在“双一流”建设推出之前，大学对学院的要求是相对原则性的，“双一流”建设则无形中给大学提供了向学院和学科施压的具体标准，学院和学科只有满足这些标准，才能够在“双一流”评选中胜出，也才能够在学校获得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与“双一流”建设紧密相关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在各个高校都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因。当学校的要求相对模糊和具有原则性时，学院在学科发展和学术治理上还有一定的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院学术委员会在学术评价上能够发挥作用；但有了具体指标和标准，学院的学术判断就不再重要，只要按照标准数数就行了，学术权力大为萎缩。“双一流”建设对一流学科的硬性要求导致基层学术单位弹性空间的丧失，脱耦机制不再能发挥作用。脱耦机制的丧失导致外部制度要求碾压内部技术效率，基层学术单位在学术发展上的自主权丧失，必须按照“双一流”建设的各项要求进行标准化建设。在具体建设上，一些学校和学科按照“双一流”的各种量化指标对教师和人才提出要求，甚至对可以为“双一流”评审加分的论文、项目、奖项和人才“帽子”等明码标价、按件付酬。如果说在“985工程”实施期间，不少有价值的弱势学科在大学中还能生存，那么到了“双一流”建设时期，其生存都出现问题。例如，“双一流”建设一开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就开始裁撤教育学院，成为当年教育领域的热点事件。甚至在教育学科排名中位于前列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学科评估和“双一流”建设中也面临种种窘况。陈学飞就曾说：“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为例，我们在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上投入人力物力最大，产出的成果也比较多，但它属于公共管理学科，每次评估都要把它从教育学院、教育学科剥离出去。教育学院本来规模就很小，学科评估又把它肢解了，造成每次排名都比较靠后。学校提出，北大只支持在全国学科排名靠前的学科，教育学科的发展就得不到必要的支持，结果势必影响学科未来的发展。”［14］2．中观层面：组织边界丧失，大学办学自主权得不到落实一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就是建成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和学科，而要“有特色”，就需要大学和学科能够适当合理地维持自己的边界，因为合理设定并维护组织边界、防止外界不当干预，是大学组织能够理性决策、自主办学、特色发展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大学的逐步放权以及1998年明确规定大学是具有办学自主权的独立法人，都是对大学作为办学主体的制度性承认和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划定界限，从而为大学组织设定边界，这是促使我国大学从政府依附性机构转变为具有自主能力的现代理性组织的一个重要开端。然而遗憾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调控理念，依旧影响着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政策，成为阻碍大学走向自主办学的政策软围墙。能否不破坏大学组织的边界，进一步涵育大学作为现代组织的自主办学能力，是“双一流”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目前的内容和形式来说，在内容上，“双一流”建设通过开展评选活动和确立评选标准，事实上指挥着大学制定组织目标和拟定工作计划的行动，影响了大学决定“什么是学术”，干涉了大学的实质性自治，从而跨越了大学的边界；在形式上，“双一流”建设延续着以往重点建设的计划格局，继续把一部分大学和学科同一般的大学和学科区分开来，对它们进行经费和政策上的特殊支持，而这些入选的大学和学科，基本上都是那些在历史上和实践中长期接受中央或地方资源倾斜的机构和学科，从而使得这些大学和学科再次进入由国家按照某种统一的标准办大学和发展学科的计划格局当中。在这种统一的标准下，很难培育出“有特色”的大学，并且长期的经费和政策倾斜也很容易造就受益大学的依附性品格，使之丧失自主精神和真正的竞争能力，就像那些被父母长期特殊照顾的“巨婴”，很难独当一面。“双一流”建设是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对精英大学和领先学科的一种定位，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拥有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意味着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中国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到了中心，这个发展过程显然也是中国大学吸收全球高等教育既有规则并逐渐演化和发展自己规则的过程，是中国大学从规则跟随者到规则突破者再到规则引领者的过程。谁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做一个引领者？很显然，独立、自主是其基本条件，很难想象一个不具备独立意志的依附性机构能成为引领者。失去组织边界，不仅使得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受到干扰，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能力。过度依赖环境因而失去边界的组织很容易失去存在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比如，由于失去了自己的独特价值观和吸引力，组织很难培养成员的组织忠诚感，当外界的物质诱惑和利益更大时，成员就有可能离开。在“双一流”建设中，人们已经不无忧虑地发现，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大学和其成员之间的主要关系。当经济关系成为大学与其成员之间的主要关系时，大学将不再愿意为培养或维护人才付出成本，而是倾向于直接“购买”人才。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双一流”建设引发的）这一轮高校人才引进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投机性，紧紧盯着那些‘帽子’人才和‘学术明星’，不惜以高薪酬、高职位和高福利来吸引人才”［15］。王建华等学者的调查显示，东部“985”高校，一类人才引进的平均年薪大于等于110 万元，二类人才平均年薪为65－85 万元，平均科研经费为200－300 万元，平均生活补贴或安家费为110 万元，三类人才平均年薪为40－50 万元，平均科研经费为100－300 万元，平均住房面积为120平方米，平均生活补贴或安家费为65 万元。［16］这种为吸引人才开出的物质条件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也远超出高校教师的平均水平。如果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高校用高薪挖走，那么高校显然都不愿意在人才培养和维护上下功夫，而会更注重引进人才；人才也不再关心与大学之间形成互相成长的关系，只关心自己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即时的物质回报，并随时愿意调往一个物质条件更优厚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财力雄厚的大学往往拥有人才引进上的绝对优势，造成大学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经费竞赛发生在公立大学之间，也造成了公共资源使用不当的问题；引进人才与原有教师在报酬上的巨大差距，也会进一步瓦解原有教师队伍的忠诚度，“找来女婿气走儿子”成为“双一流”建设人才引进中的常见现象。3．宏观层面：规范模仿机制强化，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公平竞争重点建设容易强化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造成组织场域内的制度同形，破坏竞争环境，这一点已为学者所指出。因为重点建设的筛选过程也是在定义什么是优秀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将某些标准上升为主导性标准、赋予其“理性神话”的过程，是一个规范形成的过程。经过筛选程序而获胜的学校总是倾向于将筛选程序合法化，并以之作为规范来要求自己和其他学校，其他落选的学校也总是以这些标准为奋斗目标或对标对象。但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仅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一流的教学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太强的规范模仿机制会破坏系统内的多样性生态，导致制度同形和有效竞争的缺失。因此，如何避免制度同形、营造一个有利于竞争的制度环境是“双一流”建设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挑战。但是，“双一流”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和高筛选性，使其很容易引发新一轮系统内的制度同形。因为“双一流”建设首先也是一个筛选过程，是一个通过对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进行定义使得一些标准被“神话”的过程，如某些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权威刊物上的发文和引用等。符合标准和不符合标准的学科和学校实际上在高等教育系统被划入两个层级，处于下一层级的学科和学校在往上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上的双重劣势，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双一流”建设提出了“动态调整，有上有下”的策略，但它仍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走的是“重点建设、优先发展”的非均衡路径，实行的是集中优势资源对少数高校予以重点建设的基本方略。这种方略事实上给非“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竞争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设置了制度障碍，妨害了名单内外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高校一旦入选“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极大提升学校的竞争优势。尽管国家在实行“双一流”政策的同时，也面向高职院校、中西部地区的大学设置了一些支持项目，但这些支持项目无论从财政支持、政策资源、文化资本还是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来看，都与“双一流”建设不可同日而语。有效的竞争需要一个平等的、法治化的环境。“双一流”建设尽管提出了“动态调整”的洗牌方式，但能进入洗牌程序的纸牌基本确定。在高等教育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的领域，高校的优势地位一旦形成，就很难撼动，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比较2013-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和四大世界大学排名（ARWU、THE、US News、QS）可以发现，有7家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未进入前20名的企业，通过2014、2015年的发展，在2016年进入排行榜前20名，变化率达到35%；而在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上，变化则微乎其微，无论是THE、US News、QS还是ARWU，都分别只有1至2所在2013年排名接近前20的大学在2016年进入榜单前20名，其他高校稳居前20不动。①所以，大学与企业很不一样，优势地位一旦形成，就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种高度结构化和制度化的系统中，如果对有传统优势的大学还给予大量的经济和政策支持，对未能进入的大学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在事实上会形成一种“逆惩罚”机制，使得弱势学校和学科能够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机会更加微乎其微，从而严重影响这些学校对自己的定位和期许。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课题组在2012-2013年对中国高校战略规划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99所学职院校在描述学校发展愿景时，没有一所学校填写世界水平；接受调查的217所非“211”本科院校，也只有2所填写世界水平。［17］非重点建设大学力争上游的积极性被严重抑制。以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双一流”建设可能带来的机制变化。从微观层面来看，“双一流”建设有可能破坏脱耦机制，压缩大学内部基层学术单位的活动空间，影响学术活力；从中观层面来看，“双一流”建设有可能导致大学失去组织边界，形成资源依赖型品格，导致大学的不成熟状态；从宏观层面来看，“双一流”建设有可能强化规范模仿机制，导致“马太效应”和系统内的不公平竞争，详见图2。
五、结论与建议
重点建设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经济匮乏时期曾经显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元化，以往的重点建设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但我国还处于攀登世界高等教育高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双一流”建设依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几年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各大排行榜上的名次快速上升，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双一流”建设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但是如何建设和评价“双一流”是一个不仅要从具体指标层面，更要从制度层面认真思考的问题。就像“双一流”建设提出对建设高校进行“动态调整”一样，对“双一流”建设本身也应该根据其政策效果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在对政策本身进行“动态调整”时，充分考虑“双一流”建设可能会带来的大学运行机制改变甚至政策性异化，无疑是必要的。本文只是从大学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出发，选择性地分析了三个层面上的三种机制，并不全面。克服上述机制异化，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划清大学与政府的边界，真正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要推动中国的大学和学科走向世界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中国的大学要成为引领者，首先就需要涵养理性、独立的成熟品质，这是大学能够拥有现代治理能力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走向理性的过程。走向理性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从自发走向自觉，也就是从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在康德看来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8］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才是获得理性的真正标志。这种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不仅表现为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也表现为作为社会基本活动单位的组织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以及一个社会对理性精神的制度性构造和维护。而要涵养这一品质，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真正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使得大学能够真正独立自主、面向社会办学。在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下放过程中，总是存在“该放不放、放而不当、放而又收”的问题，“双一流”建设应该解决而不是强化这一问题，通过真正划清政府与大学的边界，把什么是学术的决定权和评价权交回给大学。所以，尊重并引导社会尊重大学的边界、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涵养理性独立的现代大学，应该是“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和首要任务。2.“双一流”建设应该着力于减少具体评价，将评价与利益脱钩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高度依赖制度环境却又需要学术自主，如何对大学组织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尽可能少的干预是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上的一个难题，解决这样的难题还需要更多的探索。总体而言，科层化、市场化的效率思维并不适合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产品的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和直接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间接效益，不能按照一般的效率观来要求大学。政府和社会应该尽可能地通过提供制度弹性来给大学发展留下空间，让大学能够通过脱耦机制，在回应外界诉求的同时根据学术和育人的规律以及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办学。所以，“双一流”建设应该着力于减少具体评价，增加总体评价，尤其应尽可能地将评价与实际利益脱钩，避免某些高校或学科盲目追求利益，不顾学科基础和学术逻辑，从而导致基层学术单位的学术自主权和能动性丧失。3.将“双一流”建设从行政建设发展为法制建设，营造一个有利于竞争的法治环境中国需要促进一批学科和大学迈入世界一流行列，这项基本国家战略不能变。但是，一项倾斜性政策如果长期存在，就很容易造成系统内的生态失衡和不公平竞争。对重点建设高校进行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始于“211工程”与“985工程”，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力单薄，需要集中资源重点支持一部分高校冲击世界一流。但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GDP翻了十多倍，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对集中资源与公平竞争之间关系的考量，恐怕需要新的思路和视角。就中国重点建设大学和学科目前的状况而言，提供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比物质激励更加重要。把追求卓越和公平竞争的理念上升为法制建设，可以为某些高校的大胆探索和特色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同时可以维护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正当性，防止政策资源与经济资源兼得，防止出现“马太效应”，从而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良性竞争提供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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