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还是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仍是个变数
【原标题】吉尔吉斯斯坦：索马里抑或是新加坡？
“公共秩序、人身安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府不断努力和关注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真实有效的的结果。”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李光耀
2019年即将过去，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的尖锐对决将成为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年深深的烙印，然而，热恩别科夫和阿坦巴耶夫的冲突并非不寻常的事件，多年来，该国一直无法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经常陷入动荡之中。
两次所谓的“颜色革命”并没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明显的改善，无休止的集会、各个政治团体之间的对抗、国家经济薄弱、民族冲突、宗教激进主义的增长等都是吉尔吉斯斯坦正在面临的问题。
是否会重蹈索马里的覆辙？
近30年，在吉国没有一个政治团体行之有效地带领国家从独立后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精英和领导人积极地尝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几十年来没有人制定出适合吉尔吉斯斯坦发展的制度。
实际上，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几乎没有整合，氏族集团仅针对另一个氏族集团作斗争而未团结起来制定有利国家发展的制度时，在政治领域便埋下了各方产生冲突的伏笔。局势在2010年达到临界点，当时吉国处于内战边缘，吉尔吉斯斯坦不断被贴上“国家危机”、“第二阿富汗或索马里”等标签。
吉尔吉斯斯坦无法成功制定国家发展制度的原因之一，可以归因于1990年代的错误。当时的国家首领阿卡耶夫押注了民主制度，认为在后苏联时期经济遭到连续破坏和意识形态危机的背景下复制西方标准和价值观是解决当时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阿卡耶夫和他的团队没有考虑到引入民主制度需要适当的经济基础，而该基础当时尚未在吉国形成，公共关系的自由化已使各种激进运动渗透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机构效率低下导致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受到破坏，宗教机构开始占据空缺。在吉尔吉斯斯坦当时的条件下，不加思索地转移自由主义原则的尝试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并成为国家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经验
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制度在该国经济和意识形态危机的背景下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是否就能断言民主制度，即使是精简版的民主制度对吉国来说是不适行的？在这里值得解释的是，民主制度可以有条件地分为两种：西方和亚洲。
第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个人自由背景下实现的，对于亚洲民主国家来说，是集体主义和软专制主义的制度。亚洲民主最成功的例子是一个体量很小但非常发达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也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之一，李光耀依靠至高无上的法律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利益镇压了包括马来民族主义者等反对派，控制了大多数媒体，并一再阻止其它大国干预新加坡内政的企图。乍一看，新加坡几乎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迹象，尤其是从欧盟国家公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国家。然而，李光耀取得了几乎无人能及的成就，在几十年中，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实现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在脱离英国独立并尝试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而未成功之后，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成功不是通过完全复制他人的制度而得以实现，而是通过结合当地民众的特点采用最适当的做法（例如引进英语）来实现。对于在这个岛国人口中占多数的华裔来说，他们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李光耀不仅能够将华裔群体团结起来，而且能够围绕民族思想团结居住在新加坡的其他种族，从而取得成功和自给自足。
吉尔吉斯斯坦如何利用新加坡的经验？首先，必须教育吉尔吉斯斯坦人民遵守法律和秩序。否定法律原则的一个例子是吉国最近尝试引入针对随地吐痰行为的高额罚款制度-5500索姆（约合80美元），而许多吉尔吉斯人对高额罚款开始反感并要求减少罚款。
在这里，若将吉尔吉吉斯坦与新加坡相提并论，随地吐痰和乱丢垃圾的高额罚款保证了新加坡近乎完美的清洁度，这在比什凯克和吉尔吉斯斯坦其它城市都是需要效仿的。吉国各政治团体和知识精英的地位是如此重要，这应以身作则表明他们愿意遵守法律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领导人能否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使围绕民族观念的所有群体团结起来，并使吉国摆脱旷日持久的危机，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同时也是最紧迫的问题。
来源：stanradar新闻网
编译：肖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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