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美国推行“中亚颜色革命”惯用伎俩和多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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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相信？这就是中亚美式“民主”
冷战后，以往的非主流国际关系主体，尤其是背景复杂、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异军突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呈现出爆炸性增长趋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推进民主战略的急先锋
以西方为背景的广大非政府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渗透，中亚更不例外，它已成为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急先锋。
参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活动的行为主体有两类：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不是各自圈地，单独经营，而是彼此配合，互相支持。
美国政府在主权国家身份掩护下，可迫使中亚国家政府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当地活动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相应保护；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在政府机构力所不及或者行动不便的领域开展活动，成为美国政府向中亚输出民主活动的重要补充。
美国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相配合，以雄厚的财力、人力和技术经验为基础，挟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威势，依托掌控的大众传媒及地区组织分支，利用多种渠道向中亚地区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
从政府机构看，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国会和联邦法院是民主输出的三大类政府主体，其中，总统领导的行政机构占据首要地位，具体的部门则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司法部、国家民主资助局、新闻署等一大批与美国外交政策有关联的机构。
总统、国务院等扮演了向中亚输出民主的主要角色，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援助的重点地区包括“欧洲和欧亚”，包括中亚五国在内。国会在向中亚输出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立法和拨款方面。
当然，也有部分背景相对模糊的非政府组织，因此也有学者把在中亚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大致分为三类：有政府背景的、无政府背景的、介乎二者之间的。
它们可能有基金会、友好协会、文化交流中心、科研机构，也可能改头换面成为跨国公司和咨询公司等。三类非政府组织并行不悖，既各行其是又互相勾连，在不同领域兴风作浪。
各种渗透方式无所不用其极
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大量资金进行渗透；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培训和发展亲美势力；利用这些国家民主体制上的缺陷，大造这些国家没有民主的舆论；利用和收买媒体，对某些不听话的人就深挖其腐败问题，并对腐败问题进行大肆宣传，从而在选举上做文章；亲美人物如果落选，就制造动乱、煽动选民等推翻已选出的政府，重新进行选举，直到亲美的领袖人物掌权为止。
第一，有针对性地通过一系列民主自由法案。
1992年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帮助前苏联各共和国实行“民主过渡”的《支持自由法案》、敦促中亚国家“加速民主进程”的议案以及针对独联体国家的《民主推进法》。
中亚美式“民主”
1999年美国提出《丝绸之路法案》，在“9·11”之后成立了“丝绸之路国会议员小组”，以期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加大对中亚国家“民主输出”的力度，促进中亚美式“民主”发展。
2002年美国通过《支持阿富汗自由法案》，200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案，提出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在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会晤中要敦促后者高度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美国提供的种种援助要同这些国家改善人权与推进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保证这些财政援助不被用于加强那些破坏人权安全的力量；通过美国计划对那些非政府组织和人士给予帮助，以促进中亚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
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对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5国进行了穿梭访问，在塔吉克斯坦，赖斯明确提出：希望塔吉克斯坦能保证2006年总统选举自由、公平地举行，进行社会民主建设。
第二，利用大众传媒，控制舆论工具。
美国很早就积极向中亚地区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支持独立媒体和信息自由一直在美国对中亚政策中具有优先地位。
苏联解体后，为填补中亚暂时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美国加强了思想攻势，在土耳其设立了“独立解放电台”，在美国的广播中专门增设了对中亚广播，传播西方的人权观念和道德标准。
2003～2005年，舆论在“颜色革命”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民众之所以走上街头支持反对派夺权，就是因为受到了舆论的蛊惑。
利用国际传媒优势，西方传媒第一时间向全世界直播其场景，协助反对派制造声势，当地独立媒体长期受西方资助，在恰当时机爆出当权者腐败“猛料”。
一直以来，美国十分重视为中亚民主派势力的成长壮大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其对舆论的操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操控社会精英，拉拢政府官员，向其灌输西方民主制度的优势，说服其积极协助建立民主制度；二是操纵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对中亚国家官员有很大影响，美国十分重视收买大众媒体，利用其开展对西方民主化思想的宣传。
吉尔吉斯斯坦有20个“公民社会中心”，都是由美国资助的。美国人主编了俄语、吉尔吉斯语和乌兹别克语的相关报刊，给民众免费阅读。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如利用手机、互联网等作为联络工具，散播现任官员腐败等虚假信息，使民众对现政府的失去信任，现代信息的渗透力和流通速度使各国根本防不胜防。
第三，依靠非政府组织，同时借助同盟力量。
有专家将在中亚地区具有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分为组织论坛型、网络参与型、情报搜集型和直接介入型。而兼具上述四种类型特征的是“索罗斯基金会”，该基金会由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创立，旨在各发展中国家推广其西方价值观，进行各种“民主”渗透。
“索罗斯基金会”的手法包括培训反对派、监督司法体系、资助独立媒体和举办国际研讨会及搜集情报等，也包括完善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扶持中小企业等社会、经济内容。美国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活动的领域各有侧重。
“颜色革命”后，在国际和中亚国内，非政府组织受到众多指责，为避免在中亚国家的活动受到更多限制，它们很多隐去美国的敏感身份或者将与美国的联系掩藏得更深，有的甚至改头换面，如“索罗斯基金会”改变了过去直接资助一些当地“民主活动”的方式，而是在其他地方注册了很多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屋”也在2005年5月改名为“自由之声”继续在中亚开展活动。
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时还能倚重第三方的力量，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参与到此过程中，首先是欧盟、日本、德国等美国的老盟国。“新民主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为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提供了新的选择途径。
美国还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提供优惠贷款为诱饵，附加先决条件，要求中亚国家按美国的意志实行“改革”，鼓励它们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与控制，走“民主化”、“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多元化”之路。
第四，提供大量援助，设立多种项目。
从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到2005年，已经将46亿美元用于“援助世界各地的民主改革”，很多流向中亚，其目的在于影响中亚政治民主化进程。
美国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尤其是资金，是其与中亚国家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基础，也能转化为优势帮助其向中亚输出民主。据不完全统计，在十年间，美国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投入资金就有90亿美元。
起先，这些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现任政府官员，但收效甚微。于是，美国又转变方便，又将专项援助投向了这些国家中年轻人。
而且，美国投入巨量资金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据统计，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十年，美国已向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提供了各种物资和资金援助高达7亿多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刚刚开始时，美国国务院新闻中心便发表声明，宣称布什政府将继续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民主改革”，2005年将提供3100万美元援助。除了政府资助外，美国还通过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向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提供大量资金。
据称，2005年2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大选的关键时刻，比什凯克风传美驻吉大使向美政府提交的报告呼吁再拨款2500万美元支持吉反对派。2008年年度预算中，美国拟向塔吉克斯坦投入人权援助资金59.1万美元，总量位居美国援助国家中的第十七位，占1.15%。“自由之屋”向美国政府建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基金，并提高向该国进行人权援助的资金额，即由2006年的140万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50万美元，主要用于民主社会的建设。
美国通过国际共和研究所向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民主化”资助。美国在土库曼斯坦的民主化计划包括：“尽管当地政府严格的限制NGO的工作，美国继续支持当地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其法律的完善。”
“美国将继续为公民社会建设提供资金；建立相关机构，向土库曼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提供捐款计划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公民教育和社区发展；保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促进人权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设立的一些研究项目，重点是中亚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诸如比较容易引起群众不满的政府腐败、司法部门营私舞弊、失业率、官商关系等尖锐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被无限放大，成为美国用来影响国内外公众，向中亚国家施加政治、社会压力的资源。
第五，软硬手段交替并用。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的历程，一直是有“硬”有“软”，希望通过又“打”又“拉”的方式，让中亚国家接受它输出的“民主”。
要么直接采取措施迫使中亚国家走美国设计好的政治民主化道路，要么综合运用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等手段引导民主进程。这种组合策略在美国向中亚提供援助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中亚国家接受美国援助的前提是要满足美国提出的各项政治、社会改革要求以及民主政治标准。
美国政府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还经常批评中亚民主、人权状况，给中亚国家造成国际压力或国内压力。2005年美国指责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于5月镇压安集延市骚乱，要求乌兹别克斯坦接受国际调查，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否认。
于是，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无视外国提出的人权要求，在中亚之旅中也“忽略”了乌兹别克斯坦。
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体之外
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不具有企业的营利性质，被称为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
2005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参加由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研究院组织的自由奖年度发奖仪式时透露：“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进民主、进行政权更迭，美国耗费了整整3000亿美元；相反，在策划上述几个国家‘颜色革命’的过程中，美国仅仅花费了不足46亿美元，可谓是少花钱，多办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中亚五国独立初期的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数百个非政府组织且十分分散，后来迅速发展。
“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加大了对非政府组织（NGO）的利用，将其作为推广“民主”的重要手段。
塔吉克斯坦1991年只有53个非政府组织，而2005年有595个种类繁多、人数不一的非政府组织。最初其活动范围只限于首都和毗邻杜尚别的地区，很快在索格达州、哈特隆州、戈尔诺一巴达霍尚州也出现了地方性非政府组织。
在吉尔吉斯斯坦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更精确地说有1010个，它们实际上在吉尔吉斯斯坦所有地区活动。哈萨克斯坦国内登记了699个组织，在哈萨克斯坦所有的地区和大城市进行活动。
培植精英操控舆论大搞街头政治
第一，以社会精英为重点，在社会各层积极网络、进行灌输、寻找突破。
对政府政要及智囊人员，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邀请其来访、演讲、交流，并辅于各种变相贿赂手段、来获取情报、施展影响，对其“洗脑”。对非政府人士和反对派，主要为其提供联络与活动平台，提供到西方学习政治斗争经验的机会和接受政策咨询。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着重拉拢部分“有前途的”政客，助其通过选举进入领导岗位。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举办各种会议，推动所有反对派和人权组织走向联合，并为其制定共同对抗政府的长远战略。对青年精英，主要通过资助其到西方学习、进修等方式，使之对西方民主耳濡目染，培养西方情结，成为亲西方的新生代政治精英。通过学术和专业交流计划，2006年美国政府已经将181名吉尔吉斯人送到美国。
自从1993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向3081名吉尔吉斯人赴美学习提供资助。在塔吉克斯坦，美国2006年送50名塔吉克斯坦高中生去美国学习，自从1993年以来，共将430名学生送往美国，2007年美国援助塔吉克斯坦的资金高达5000万美元。
第二，操控舆论、丑化执政当局，美化塑造西方代理人形象。
妖魔化执政集团，寻找中意代理人通过揭露黑幕等办法美化西方制度优势、丑化当权者形象。系列“革命”国家执政者均被美塑造为“民主障碍”乃至“全民公敌”，不断针对目标国制造舆论压力，使用如“暴政前哨”等概念，个别领导人被冠以“欧洲最后的独裁者”等罪名。
同时，长期物色各国反对派领袖人物，塑造其开明、民主形象，并予以全力扶植。美国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控制利用舆论的主要手段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灌输概念，它们系统地创造和传播一些新概念，比如把大规模骚乱称为“非暴力抵抗”，把推翻合法政府叫做“公民反抗”等；二是传播谶语，公开预言将出现政权更迭，以此来改变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三是“民意”测验，非政府组织帮助反对派通过“民意”测验来左右民意，进行一种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第三，所用实用主义手段多种多样。如煽动民心，大搞街头政治。
通过扶贫、减灾、维护妇女权利、扶持小工商业者、法律援助等手段长期向社会基层渗透，充分挖掘、扩大和利用各国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矛盾，调动社会中各类不满情绪，帮助当地反对派煽动“革命”推翻现政权，其手法虽违宪，但因其声势为全民革命而得到国际社会默许。
参与、操纵选举程序，以出口民调制造事端。2005年1月，索罗斯一吉尔吉斯斯坦基金会资助该国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中心”举办议会候选人竞选策略培训班，主要内容是议会候选人如何在法律框架下组织和进行选战的策略。
在选举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和西方观察团经常以抽样出口民调质疑选举结果，利用其国际舞台话语权，为反对派制造事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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