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 打破中亚贫困恶性循环，“外援”并非灵丹妙药
【原标题】生死攸关：哪些中亚国家身处贫困陷阱？
贫困在中亚仍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仅带来经济风险，也带来社会政治风险。中亚五国中的每一个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贫困影响，即使该地区最发达国家哈萨克斯坦也面临着“工作贫困”。此外，新冠疫情和西方反俄制裁也对该地区经济造成重创。同时，中亚五国中的大部分依赖国际银行援助，但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扶贫项目也给中亚国家带来了一定风险。
贫困数据
对中亚国家来说，贫困仍然是一个顽固问题。该地区很大一部分居民处于所谓的“贫困线”：其收入并不比贫困人口收入高多少。
贫困在该地区国家也有很大差异。例如，超四分之一塔吉克斯坦居民每天靠大约0.5美元生活。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则要好得多：该国2%的最贫困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5.5美元。
许多因素影响高贫困水平的持续存在。例如，高等教育水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毕业生普遍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情况则恰好相反。在哈萨克斯坦，中等技能专业人员也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平均工资要比前者高出88%。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育质量普遍较高：例如，16所哈萨克斯坦大学和1所吉尔吉斯斯坦大学被列入2023年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地理。在较为富裕的哈萨克斯坦，大城市（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地州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差距。奇姆肯特、卡拉干达州和曼吉斯套州等产油区的情况稍好一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农村地区和图尔克斯坦、江布尔、卡拉干达州贫困人口最多。
乌兹别克斯坦（11%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21年失业率为9.4%）情况恰恰相反：城市贫困人口多于农村，导致人口向农村迁移。
吉尔吉斯斯坦各地区间也存在严重差异：北方传统上比南方富裕。贫困率最高的仍是巴特肯州（与塔吉克斯坦交界）：2019年达到32.6%。
有关土库曼斯坦贫困问题的真实信息仍未公开——联合国对该国的最后一次统计是在1998年进行：51%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官方资料显示，2018-2021年间，贫困人口比例为0.4-0.5%（2006年为6.65%）。同时，分析人士指出，该国缺乏私营企业，经济以资源为基础，科学和教育支出减少，长期存在粮食危机。
尽管GDP逐步增长，塔吉克斯坦的经济仍以导致所谓“季节性贫困”的农业为基础。排除这些波动，该国长期贫困率仍为10-13%。同时，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前往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务工的移民：40%的家庭至少有一名移民亲属。
总的来说，中亚国家经济对外部不利影响非常敏感。据联合国估计，疫情期间，哈萨克斯坦2020-2022年贫困率上升到12-14%（2016年为6%）。吉尔吉斯斯坦在2019年之前将其贫困率降低到20%，但2021年已经回落到33.3%。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预测该国年均减贫率只有1.6%。
信用模型
贫困的持续存在不仅降低经济增长潜力，而且导致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经济中的系统性问题导致中亚国家对外部的依赖增加，安全风险加剧。
尽管政府做出了努力，但该地区仍未很好地融入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亚地区国家的经济仍主要以资源为基础，中国或俄罗斯对该地区发展的投资只会产生渐进效果。
长期以来，中亚国家一直试图通过依赖区域外国家和国际开发机构的资源来解决贫困问题。结果，在区域内缺乏可持续和富有成效的经济联系的情况下，中亚五国对外部行为体的依赖越来越多。
例如，自1991年以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已向中亚国家提供377亿美元，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和能源，其中大部分援助（约80%）是贷款。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估计，即使在现阶段（到2030年），中亚地区也需要至少8万亿美元的投资，而这还只是基础设施领域。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计算，中亚每年需要1700亿美元投资，其中至少700亿美元应用于非采矿业。
也就是说，将所有在中亚开展业务的开发银行提供的援助加在一起，甚至都无法满足该地区一半的需求。同时，援助的可偿还性使各国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一个项目的经济影响没有超过成本，那么该地区国家将不得不承担新的负担，以偿还贷款或信贷。
此外，获得最多援助的不是最贫困国家，而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贫困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较大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其投资需求，具有吸引力的金融环境使世界银行集团能够降低风险，并使投资组合多样化。
银行援助不是灵丹妙药？
如前所述，外部贷款总量不能满足该地区需求。所提供的资源不能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增长动力。
世界银行的做法是通过贷款解决贫困的后果，而不是消除其根源。向清洁饮用水、高质量医疗、税收和公共政策改革以及性别平等项目提供资金，是为了促进西方价值观，而不是消除贫困。
亚开行也是按照世界银行的结构模式运作。但该行在中亚的业务有30%以上是在经济发展咨询领域。事实上，该地区国家的一些经济主权地位受到超国家机构的摆布。这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为该地区各国发展对企业部门（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依赖创造了条件。
在贫困问题方面，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它假设系统性问题将通过纯粹的商业手段来解决。同时，亚开行的磋商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影响。
因此，外部行为者利用中亚的扶贫项目更多是为了自身利益。相比之下，“新机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以及“一带一路”等大型项目，则聚焦精准融资，解决个别问题。
30年来，该地区国家本身未能建立能够消除经济系统性问题的自给自足的资源基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亚地区减贫步伐大幅放缓。地区增长点仍然有限，总体形势相当低迷。如果没有其他努力和投资模式的重大转变，就无法打破中亚贫困的恶性循环。
此外，中亚的贫困不仅仅是区域内问题，它给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带来了风险，并造成更多紧张局势的温床。消除中亚国家的贫困，对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是该地区成功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本文作者为莫斯科国立大学世界政治系研究生弗拉迪斯拉夫·安德留申、亚非研究学院研究员达里娅·萨普雷恩斯卡娅、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研究生桑比尔·罗哈斯）
来源：ia-centr.ru
编译：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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