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 | 中亚2022：百年变局中的躁动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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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是在一场场令人关注的事件中渡过的，其中有的出乎意料，有的也似曾相识。哈萨克斯坦的“一月事件”，塔吉克斯坦的5月戈尔诺-巴达赫尚暴力袭击事件，乌兹别克斯坦的7月卡拉卡尔帕克斯坦骚乱，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9-10月武装冲突，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难免让人们产生这一地区是否进入了多事之秋的猜测。同时，在乔尔蓬-阿塔召开的第四届中亚峰会、撒马尔罕上合组织峰会、阿斯塔纳亚信峰会和俄罗斯+中亚五国峰会等重要活动，又向世界展示出中亚各国领导人积极争取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努力。在这一年里，两种相对的力对中亚地区形势发展走向产生出前所未有的作用，因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也是一幅空前跌宕起伏画面。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欧亚地区状况频发却似乎成为这场世界疾变中的焦点。如此频繁而密集发生的高烈度突发事件绝非偶然，构成苏联解体后三十多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局面，使上述担忧的产生也并非杞人忧天。而造成这一地区性形势特点也确有其地缘政治原因。
一是欧亚地区处在世界上正在趋于老化政治经济中心——欧洲与21世纪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亚太之间的边缘地带，两个发展状态反差最大的区域产生不同方向的应力对欧亚地区释放和挤压，造成这里成为各类型经济体竞相参与、各大战略力量相互竞争、各种矛盾集中交汇的地区；
二是欧亚地区在三十多年前以苏联解体为起点开始的地区格局重构，到目前为止仍未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板块，年轻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还处于不稳定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空叠加，不仅世界格局的大变革产生的冲击使地区各国应接不暇，而且它们内部的大量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基本解决，反而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发酵进入了集中爆发的节点。
中亚地区不仅受到这种区域性动荡的影响，同时各国也因身处其中而成为上述活跃因素的发源地。
一、进入国家发展转型关键期
为了应对三十年前苏联解体的动荡局面，中亚各国普遍以加强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权力阻止国内族群对立和分裂，用强大的行政力量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并竭力挽救因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而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经一段短时间的摸索和磨合，中亚各国先后确立了总统制权力架构。
应该承认，这一中亚特色的政体为各国平稳渡过独立之初的政治脆弱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又由于各国权力过度集中，围绕着总统及其家族形成了固化的权力核心和庞大的利益集团。在总统制政体过度消费了三十年后，中亚各国面临的内外政治现实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体调整已迫在眉睫。例如，在获得独立后的三十多年中，中亚各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在独立前的1991年，中亚地区总人口为5076.03万。到2017年时突破了7000万大关，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822.26万，而到2030年将达到8197.25万。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30岁以下国民人口均超过50%以上。建国初期，大多数中亚民众对苏联政治文化的历史记忆和长期游牧社会的部族传统构成了公众心理上对总统制政体的社会认同。
然而，三十年后的人口结构变化使这种认可度大大下降。独立后出生的年轻公民已经成为中亚各国的社会主体，他们的意识形成伴随着全球化的大量国际思潮的涌入，导致对各国现政体的质疑和批判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在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中，曾出现90后、00后充当打砸抢烧急先锋的现象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思潮激化后的破坏性。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领导人均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分别启动对现有政体的改革。托卡耶夫总统提出改变超级总统制，建立“第二共和国”。米尔济约耶夫发起自下而上的宪法改革，以“公民社会”内容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
从他们已披露的信息看，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在总统制前提下为适应社会变革而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但在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极其复杂严峻的当今时刻，开展触动国内强大利益集团的政体改革，其风险可想而知。
与此不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在扎帕罗夫当选总统后通过全民公决又恢复了总统制政体，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已经启动了阿塞拜疆模式，中亚各国在政体建设上的差异性逐渐扩大。经过了三十年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的中亚各国是否已经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政治制度模式，看来这仍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各国实施大开大合体制改革对政治前景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不确定性却是引起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平衡外交的更加多元选项
由于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大陆腹地的特殊地理条件，周边强大政治和文化中心影响力的参与成为域内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中亚各民族以超级大国身份与世界对话的历史，在全球性和地区性权力中心之间采取平衡政策成为中亚各国争取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同时，为了克服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劣势，吸引世界大国的关注，利用大国实现地区利益存在的博弈，甚至借助于大国间的战略利益分歧和竞争求得存在与发展空间，也是中亚各国期望达到的理想对外关系格局。
但全球战略力量消长并无常态，这就要求中亚各国的多边平衡对外政策目标必须在不断调整中才能实现。世界进入百年变局，全球和地区形势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中亚各国平衡外交调整的幅度也随之加大。
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爆发，在托卡耶夫总统的要求下，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紧急维和行动避免了事态的扩大。然而，在通过处置这一突发事件的安全合作（这应该是集安组织成立以来首次针对成员国内乱采取的军事维和行动）似乎加固了哈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多月后，俄乌冲突爆发了。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两大目标引起中亚国家的联想，而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公开表示不承认乌东独立、不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等基本立场后，一些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向中亚国家发出“谁将是下一个乌克兰”的警告和威胁，更加引起中亚各界普遍反感与抵触。
而随后俄罗斯暂停里海石油管道运营，使中亚各国意识到现实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加大针对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离间。布林肯、沙利文从俄乌冲突发生之日起就利用各种对话渠道做中亚国家工作，甚至以乌克兰现状相要挟再次提出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
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率团5月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以“加强美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推动共同建设一个更加互联、繁荣和安全的中亚”。11月，这位在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过大使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又访问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在土库曼斯坦接受采访时公开称，“中亚地区各国正受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压力，因此访问的目的之一说就是加强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俄乌冲突引起的综合影响，使中亚各国在对外政策上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在6月圣彼得堡世界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一面在主旨发言中强调哈方对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支持，肯定与俄经贸关系对哈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一面又高调公开拒绝承认乌东三地独立。
8月，塔吉克斯坦协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其境内举行“区域合作—2022”军事演习（«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2022» ），这在建有俄军201综合基地的塔境内首次举行的有美军参加的联合军演，也是1994年“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合作中美军作战部队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军演后第二次踏上中亚领土。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以事务性原因拒绝参加10月初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独联体非正式峰会，随后又宣布取消原计划在吉举行的独联体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2”（ «Нерушимое братство – 2022» ）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明显意识到这些变化，为了维持这一特殊利益区，10月在阿斯塔纳举行了俄罗斯+中亚五国峰会。此前不屑于效仿美、欧、日、印等国通过建立“C5+1”机制与中亚国家对话的普京总统，此次在阿斯塔纳也耐心听取了中亚各国领导人的不满和埋怨。
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和国家关系的快速重组，使一些地区大国较此前对中亚地区投入了更大关注。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分别利用各自的条件和渠道，纷纷在不同水平的地缘目标下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这一趋势为中亚各国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项，有助于中亚地区在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中克服自身的发展困境，也有利于中亚各国建立起更加通畅的国际联系通道。
三、反复纠结中的地区一体化
由于自然地理分布和苏联划界历史的原因，中亚各国独立后在水源、土地、道路等重要经济资源划分上无法清晰交割。因此三十年来各国间在上述问题上的争端和摩擦不断，甚至酿成国家关系上的对立和冲突。
近年来，中亚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本地区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否，关系到每个独立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太多的地区共性因素，制约着中亚各国必需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这种意识的形成，促使中亚各国开始将通过对话与协作解决阻碍共同发展的问题提上地区议事日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时代结束后，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率先推动了中亚国家间关系的改善。2018年3月，召开了首届中亚国家领导人非正式协商会议（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国内学界称之为“中亚峰会”）。这是取得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元首第一次在没有大国参与的情况下闭门讨论本地区事务，被国际舆论普遍视为启动地区一体化的标志性事件。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困扰中亚各国多年的边境、领土、水源等纠纷，成为中亚峰会的首要选项。尽管中亚国家领导层的确认识到长期困扰各国发展的地区邻国关系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程度，但是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又过于复杂，即使达到基本化解的水平也需要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今年7月，第四届中亚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的乔尔蓬-阿塔市举行。这次会议上签署了峰会5年来第一份重要法律文件：《哈、吉、塔、土、乌五国关于面向21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总统以需要本国议会通过为由而未签字，使这一条约成为法律程序不完整的多边文件，让本届中亚峰会的成果大打折扣。这次中亚峰会凸显了中亚一体化面临的窘境，受内外政策和社会因素影响，中亚各国对地区一体化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在世界和地区形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今天，各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在对外政策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
在近年乌兹别克斯坦等多数中亚国家采取积极步骤解决与邻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间却多次发生严重的边境冲突。2021年4月，因塔方人员在边境地区安装摄像头引起双方械斗，从边民互掷石块、猎枪射击，发展到两国边防部队交火，导致19人死亡、87人受伤。后经双方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晤和两国总统电话磋商，才勉强达成停火协议。而今年9月吉塔边境地区冲突再起，其规模和烈度达到两国独立以来前未曾有过的程度：一是由以往仅限于在边境上或某一飞地的一两个点发生冲突，扩大到几乎吉塔边境全线交火；二是由此前多数的边民械斗和军队介入后的轻武器交火，发展到动用装甲车、坦克、直升机和无人机；三是造成了空前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且，原有的边界冲突调解机制效率明显减弱，中亚其他邻国和俄罗斯参与调解的意愿与作用也大大下降。
四、结语
2022年对于中亚地区而言是个极不寻常的年份，无论各国谋求发展和变革的积极举措，还是构成动荡影响的一起起突发事件，都将世界的关注目光聚集到这个仅有三十年独立民族国家经历的年轻地缘政治区域上。通过对2022年中亚各国主要动态指标的观察，有几个明显成为趋势或发挥突出作用的变量值得继续关注，并可由此形成在国际变局背景下更全面的对中亚地区政治、安全、社会发展走向的认识。
首先，在独立三十年后，中亚各国之间已经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路径、模式和阶段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论是在国家政体的改革方向上，还是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上，这种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与域外大国合作的不同选择，将更会加速这种差异性的扩大与深化。这一趋势不仅对中亚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也将改变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的认知角度与合作方式。
其次，苏联的建立与解体的历史遗留因素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亚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社会稳定。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全境骚乱，到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境冲突，建立苏联时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民族国家划界时，以行政手段强制执行的方案留下的矛盾至今依然是引发中亚各国间纠纷和冲突的诱因。而且，在地区政治形势动荡和国内民粹思潮抬头时迅速发酵，释放出足以影响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的破坏性能量。
第三，更多域外势力的介入使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进程的不确定性增加。与中亚各国加大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强化互为因果，除传统的俄、美、欧、印、日等国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度继续加大外，土耳其、伊朗、科威特、卡塔尔等区域性国家与中亚地区各国的联系也在加强。这种趋势一方面对有助于中亚地区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将使作用于本地区的外部影响力的矢量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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