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秘书揭批戚本禹座谈会纪要

2016年，戚本禹在香港出版《戚本禹回忆录》后，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事——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1950年进入中南海担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见习秘书，服务毛泽东，系田家英的助手；以及文革“八司马”成员吕澄（1949年8月9日入中南海）、沈栋年（1950年5月6日入中南海）、王象乾（1950年3月2日入中南海）、李公绰（1949年5月入中南海），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座谈纪要原文刊载于新《炎黄春秋》2016年第10期至12期，由于原文太长，本文节选了部分内容。

2008年，戚本禹登上天安门城楼

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

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

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戚本禹从秘书室调到“后楼”的真相

所谓“后楼”，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因其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后楼而得名。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

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事，看看《阎明复回忆录》是怎样说的。阎明复写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后楼’二楼翻译组的办公室来看我。他对我说：‘我听说上上下下你都处得很好，大家都说你人缘好，而我则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所以想向你讨教，该怎样办。’我当然还有点自知之明，不会给戚本禹提什么忠告。我问道，老戚你究竟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能不能到‘后楼’工作。我答应试试看。我把老戚的情况向‘后楼’综合组组长何均反映了。何均爱才，认为戚本禹有才，答应同田家英商量。后来，老戚就调到‘后楼’来了。他专门来看我，表示感谢。”

阎明复同戚本禹关系比较好。他为人正直，实话实说。我们相信他的回忆录里写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写出了戚本禹的真实情况。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五六月间，在中央开展的“五反”运动中，田家英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接着又开全室大会给领导提意见。秘书室的室务会议由各科的科长、副科长组成。那次会议逄先知也参加了。

沈栋年（兼秘书室党总支副书记和人事工作）说：“田家英和我说过，戚本禹和几个科长都搞不好关系，我很发愁。”

在室务会议上，每个人先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戚本禹的意见较多，也比较尖锐。沈栋年的发言，大体上反映了会上对戚的意见。他说：“（一）戚本禹好名，对同志关系缺乏诚意。戚总想他说了算，飞扬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问题。（二）骄傲自满，盛气凌人，惟我独尊。记仇。你对××同志突然袭击，抛出一批材料，揭发是攻击性质的。嫉妒报复，拉拉扯扯，拉拢打击。”李公绰说：“我记得你（指戚）说过，如果××不服，就再抛一批，坚决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赖，我再揭发。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会上发言，对戚本禹提出了批评意见，着重批评戚的极端个人主义。在逄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戚本禹一心想出人头地，总要站在别人之上。谁超过了他，他就打击谁。在室务会议上，也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戚有合纵连横的本事。”（上述各人发言，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戚本禹看到大家对他的意见较多，想摆脱被动局面，转移视线，就把一位科长同他一起出差时对田家英的议论，当着田的面和盘托出。不久，又撇开室务会议，在办公室走廊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对那位科长无限上纲，抓住一些生活小事，联系家庭出身，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作为标题，进行攻击。这在全室引起轰动和不满。

后来，在全室大会上群众对室领导（包括各科科长）提意见，也有人对戚本禹提了意见。如有人说：“戚本禹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在运动中有些个人情绪，像贴大字报，分析得那么高，那么‘左’。这些年个人主义发展。”有人说：“戚本禹工作闲，常不在，不知到哪里去了。编《群众反映》质量不高，有些文字不通，错别字很多。”（以上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戚本禹对阎明复说，他“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而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却完全变了样，说调他到“后楼”，是杨尚昆、田家英定的，是龚子荣看中了他，让他去“后楼”加强《情况简报》的工作。照戚的说法，杨尚昆既然把他看作是“刺儿头”，担心他“捅娄子”。那么，把他调到“后楼”这个更重要的部门，办《情况简报》，杨尚昆就不怕他捅更大的娄子吗？《回忆录》在他调工作这件事上说谎话，吹自己，压别人，他却没有想到《阎明复回忆录》早已问世，白纸黑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沈栋年说：“当年，戚本禹调‘后楼’，我就觉得很奇怪。戚本禹思想品质不好，怎么能调去‘后楼’。在‘后楼’这样重要单位工作的，应该是政治水平高、思想修养好的同志，怎么能调他去？”

从1962年的“包产到户”问题说开去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别有用心地从包产到户扯到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他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竟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

戚本禹口口声声说：“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却在转眼之间，就这样诬陷田家英。

网上还传出戚本禹对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为什么不信任田家英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该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戚本禹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将田家英归在这些人中，这是他以自己阴暗的内心世界去猜度田家英的想法。田家英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是有操守的，他懂得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

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后，田家英曾当面请示刘少奇关于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任职问题。刘少奇是说过，继续留任，张经武仍任主任。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戚本禹却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田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等等。

我们问过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机要秘书李静（现年84岁）说：“田家英到刘少奇那里很少、很少，没有印象了。我们那里没有卫士记录。谁来，报告一下就行了，很随便。”秘书姚力文（现年92岁）说：“田家英和刘少奇来往不多。”卫士史国瑞（现年92岁）说：“没有见过田家英到刘少奇家里，一次没有。”卫士马传忠（现年84岁）说：“刘少奇与田家英往来不多。”上述这些人都是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最有发言权。

关于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逄先知比较了解。他说：“田家英同刘少奇接触很少。他们的接触主要是两次。一次是1962年田向刘汇报湖南调查。另一次是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因为‘后十条’，田家英是在谭震林主持下的主要起草人。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田家英比较倾向于刘少奇的思想；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方面，田认为刘少奇‘左’，特别是表现在修改‘后十条’上。刘少奇说‘后十条’违反了‘前十条’精神，要根据‘桃园经验’进行修改。并要田家英随他南下，一起修改。当时田家英感到十分为难，但又不能拒绝。田家英带着我一起去的。离京的前一天，田家英请示毛主席，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主席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毛主席这两点意见，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向刘少奇作了传达。刘少奇没有说什么。这次修改‘后十条’，刘少奇要田家英按照‘桃园经验’的精神进行修改，这确实难为田家英了，因为要按照自己没有想通的意思去改‘后十条’，所以改得十分吃力，难以落笔。文件改完后，田家英立即从广州回到北京，不愿意再跟着刘少奇到广西等地去考察了。从那以后，刘少奇只找过田家英一次，让他开一个读马列著作的书目。从此他们之间再没有来往了。江青、戚本禹诬陷田家英是‘一仆二主’，能成立吗？”

这里顺带澄清一下《回忆录》中对刘少奇生活方面的攻击。戚说：刘少奇一家单独住了一个院子，屋里摆设豪华，吃螃蟹只吃蟹黄，等等。

其实，刘少奇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他的儿子进了他的办公室，受到刘少奇的训斥。刘少奇说：这是我的办公室，有机密文件，今后不准进来！关于刘少奇搬家的事，据刘身边的人说，刘少奇原来住在楼房里，爬楼困难，就搬到怀仁堂北边的一个院子里。这里原是林伯渠住的地方，林老去世后，家属搬出中南海，院子空出来了。刘少奇的卫士马传忠说：“屋内摆设比较简朴，没有什么豪华的东西。”李静也说：“屋内摆设，太简单了。”

戚本禹根据一些不实的材料演义出一个毛、刘关于“四清”问题的对话。《回忆录》中说：“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请问，刘少奇能这样对毛主席发问吗？毛主席真的点名张霖之与何长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没有的事。戚本禹演义出这个对话，说穿了，就是为他自己的罪行开脱，他对张霖之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你看，照他那样说，“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已经定了张是走资派，再加上戚在《回忆录》里罗列张在任煤炭工业部长期间的一些矿难情况以及生活腐化等等，这样的走资派还不该批斗吗？戚本禹常常编造或者根据不实材料演义出一些“故事”，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关于毛、刘对“四清”问题的争论，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会议规模不大，有31人参加。会议记录根本就没有《回忆录》中所说的毛、刘那些对话，也根本没有提到张霖之与何长工。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根据会议记录这个权威档案，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据当年参加批斗刘少奇的人后来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挥者。他对参加批斗的人交代：要搞得热烈，要杀气腾腾，不要文绉绉的，要斗出水平来，还要拍电影。可以摁头，可以让王光美低头。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开会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为了攻击别人，在一些大事情上胡编乱造一些“故事”，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同样胡编乱造。例如，《回忆录》中《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这一部分，一开头就编造一个关于挂蚊帐的“故事”。当时，逄先知、戚本禹刚刚调到秘书室，彼此还不熟悉。戚说，只有逄先知有蚊帐，别人没有，他和几个人一起给逄先知提意见，逄就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故事”写得很生动，活龙活现，不知情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当时大家都有蚊帐，戚本禹本人就有蚊帐。说逄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更是无稽之谈。这里请读者注意一下，在《戚本禹回忆录》的另一个电子版上是这样说的：“逄经常主动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田，后来当了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心虚，觉得这样说太离谱，在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改了个写法。从这件小事情上也能看出戚本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再举几个例子。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编造的。那次东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田家英是带着逄先知一起去的。逄是亲历者，他说：“首先，戚说的时间就不对。邓小平那次视察东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视察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也不是大兴安岭。说田被毒虫咬了，邓下令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这更是瞎说。田没有被毒虫咬，什么病都没有。”戚本禹真是一个谣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谎话都能编造出来。为了说田家英对邓小平感恩并投靠邓，而得到邓的提拔，他居然离奇地造出一个毒虫咬了田家英的故事。

田家英从1948年起，给毛主席当秘书十二三年，由于做出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1961年领导浙江农村调查和担任“农业六十条”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贡献，才升任中办副主任。

戚本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坏事，避而不谈，或者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同时，又隐瞒对他不利的事实真相。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处，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决定：停职检查，工作由戚本禹接管。特别指出田家英犯了两个错误：（一）一贯右倾；（二）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而《回忆录》却轻描淡写地说：安子文“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戚本禹故意回避问题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两个错误。在当时来说，这两个错误对田家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中央已经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他很紧张。

《回忆录》里说：“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

那时的戚本禹已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又接替了田家英的工作，谁还敢整肃他，谁还会把他打成田家英的余党？这种骗人的话，谁会相信？

戚本禹还说：“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责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其实，戚本禹是十分积极地要大家揭发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上午，戚本禹就到秘书室召集全体科长开会，也叫逄先知参加，要大家揭发田家英，特别要逄先知揭发。王象乾说：“1966年5月23日，戚本禹召集秘书室室务会议，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点名，要大家揭发田家英。”不久，戚又把秘书室的科长们凡与田家英关系较多或较好的，都划为“黑帮”。戚本禹不仅要秘书室的人揭发田家英，还要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缪楚黄等三人“大力揭发”（戚本禹原话）田家英。他们三人，一直在田家英领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毛选》前三卷的注释进行校订工作。戚本禹这样煽动、威逼上述这些人揭发田家英，能说他对田有温情主义吗？能说戚是“心里同情他”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一天晚上他（指逄先知）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

逄先知说：“我在田家英出事后，是销毁过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烧的。这件事，我当时就交代清楚了，后来组织上也已查清。几十年后，戚本禹别有用心地旧事重提，我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我销毁的材料，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当时是在一种紧张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一件蠢事。是销毁什么东西把抽水马桶堵了呢？是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有我在1963年秘书室室务会议上批评戚本禹的发言稿，害怕戚本禹报复，才下决心销毁。这个笔记本很厚，是道林纸的，有一个厚纸壳子，这一下就惹出了大祸！”

逄先知说：“戚本禹采取他在《回忆录》中一贯使用的造谣诬蔑、夸大其词的手法。说什么我写了一百多张纸的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这完全是夸张。戚本禹甚至说我揭发田家英说过：‘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这是十分恶毒的造谣诬蔑，既是对田家英的诬陷，又是对我的诬陷。”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说，1962年以后，田家英虽然对毛主席有些不满，但绝不会有这样的仇恨。田家英总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后，每当主席让他办一件事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协助编辑《毛主席诗词》，他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主席很满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一个班子，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决定，他才感到完全绝望了。逄先知说：“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编造的这种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谁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会长眠在水晶棺里，那时想的都是遗体应火化。用水晶棺长期保存毛主席遗体，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才由党中央决定的。据负责保存毛主席遗体的专家说，他们当时毫无准备。这时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谣的时候，根本不顾这些重要事实，反正想怎么诬陷你就怎么诬陷你。”

关于田家英的自杀，和对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曾问过他。1972年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问毛主席，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严肃地对她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见谢静宜《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书）

逄先知说：“1976年，我在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在一个连队的后勤班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他们是到干校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专门到我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我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田家英平反的决定。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田家英追悼会，由邓力群主持并致悼词。

十三、从政治巅峰到阶下囚——戚本禹的政治生涯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之后，达到了他的政治巅峰，成为一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后来戚本禹被关起来，有人揭发戚本禹想当总理。戚对他们说，“那个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来”。他所说的“最大的保皇派”指的就是周总理。

其实，从戚本禹的《回忆录》里，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戚本禹说：“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戚本禹把自己抬得这么高，似乎除总理和江青之外就数他了。你看，邓颖超写条子都是给他，而且很多。“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好大的口气！他既不说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也不说由江青主持。这个我们，自然就包括戚本禹了。

大家知道，从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由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后，周总理的处境愈加困难了。而周总理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戚本禹最得势的日子。关于这段历史情况，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对他们最大的障碍正是来自周恩来。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关于王、关、戚的问题，《周恩来传》写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讲：‘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毛主席对王、关、戚的处置，英明而果断，对极左势力有所遏制。否则，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还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陈毅当时就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可见，在陈毅这些老一代革命家眼里，戚本禹的问题比王力、关锋更严重。

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当叶剑英进来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老是表白自己没有反对总理。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王、关、戚要打倒总理和老帅。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上述这段讲话“是叶剑英传达的。他的传达是否准确，尚待核对”。毛主席这次谈话，毋庸置疑，是有记录的，形成一份铅印的正式文件，题目为《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同志时的指示》，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前面说到的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对戚本禹定性的话，就是党对戚本禹所下的政治定论。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戚本禹成为阶下囚。

这次座谈纪要说了那么多，目的就是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并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说明戚本禹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术不正，为了抬高自己，以至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择手段地什么都干得出来，可以完全不顾事实，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而且说得活龙活现。一般善良的人也许很难想到他竟会到这种程度。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人品心术，才能准确地判断他所说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望这些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和引用的档案材料，能对读者避免上当受骗，多少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