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脑静”被曝给医生回扣！北京杀医者姐姐披露行凶动机……

12月28日下午5时许，在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孙文斌的姐姐孙英（文中孙英为化名）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
60岁左右的孙英称，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四，而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先几年去世，其母魏某今年95岁。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的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对于网传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一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8日下午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该校餐饮中心并无“承包大学食堂”的孙文山一人。据孙英介绍，孙文斌早年曾在“北二外”做过印刷排字工人，后辞职，并做过养牛、养猪等，但都赔本，后来离了婚。目前无业的孙文斌自己在外租房子住。曾与孙文斌在“北二外”共事过的一位学校员工称，孙文斌平时“不太爱说话，也不惹事”。孙英说，12月4日一早，她和孙文斌将本来与其大哥、大嫂一起居住的母亲魏某护送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目的是“想给老人输点营养液”。当天值班的大夫正是后来遇害的杨文副主任医师。孙英称，在来到民航总医院之前一段时间，魏某曾因“有些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而在民航总医院急诊科输液后，本想离院的魏某因状况不佳而在该科继续治疗，身体情况却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而关于魏某的病情，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医生的描述：“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事发当天凌晨，魏某再次出现“喘得很厉害”的情况，其他医生给开了药，但不见好转。当晚，孙英和孙文斌轮流陪护，孙文斌负责后半夜，此时正值杨文当班，最终发生了杨文被杀害的悲剧。网上流出的一段监控视频（截图），记录了杨文医生被孙文斌残忍杀害的情形。孙英称，事发前孙文斌没有透出要杀害杨文的迹象。至于刀是从哪里来的，孙英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而“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杨文同事的话说，孙家“不停的吵闹、辱骂、威胁”，“他们就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干架，小儿子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如果）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

涉嫌杀医的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在接受采访时称，母亲魏某因为不想吃饭来到民航总医院要求“输点营养液”，在输完液后身体情况变差。

但民航总医院一名医生表示，患者来到医院后，经过体征检查发现，身体情况不好，意识不清醒，叫答不响应，但患者拒绝做进一步检查。之后，当值的杨文医生给其对症开了营养液和醒脑静（中成药注射液）并告知了患者。但孙英称，医生在开醒脑静时并没有告知。此后，魏某身体越发变差，昏迷不醒。孙英和孙文斌认为魏某就是输醒脑静输坏的。

中成药注射液的副作用在近年来备受关注。2015年3月，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通知，称“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控制临床用药风险，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经研究，决定对醒脑静注射液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8]

这些质疑无碍醒脑静注射液大卖，但并不是每家都赚得盆满钵满。

生产醒脑静的三个厂商里，济民可信的市场份额以惊人速度扩张，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67.90%，增至2018年的85.38%，日益挤占对手地盘。

其秘密可能在于其管理和销售模式。为了推销醒脑静，济民可信使用了最经典的“利益捆绑”模式。

洞悉人性的济民可信，据传有自己的一套营销方法论：详细分析药品从药厂到患者手中的所有链条，并给每个环节的利益都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具体说来，即“关键环节高于行业平均利益分配比例，普通环节不低于行业平均利益分配比例”。^[3]

医药媒体“谷丰观点”认为^[4]，济民可信之所以成长迅速，在于其令多数药企望尘莫及的分级承包制度，而其销售队伍“江西帮”也是法宝之一，他们“敢拼、敢干，有投入意识，自己把自己当做老板”。

什么利益分配，说白了都是钱。

济民可信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公开数据可供佐证。但占据醒脑静市场份额第二的A股上市公司大理药业是个很好的例子：2019年上半年，其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0.74%，约为1.6亿元，而销售费用则达到1亿元，占总营收的62.99%。

数据来源：大理药业2019年上半年报^[5]

“重销售，轻研发”成为大理药业的常态。其2019年半年报显示，大理药业2019年上半年研发费用143.29万元，仅占总营收的0.89%，研发人员数量为7人，约占全体员工的2%。

尽管大理药业在销售业务上如此拼命，依然被济民可信打得招架不住，三年间市场份额萎缩一半。到2018年，济民可信旗下山禾药业，几乎打下了中国近九成醒脑静的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大理药业2019年半年报^[5]

怎么拼销售？不择手段地拉拢客户——比如医院和医生，和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

一个表现是，医生愿给患者多开、久开醒脑静。2006年的一项针对北京市医疗保险神经科住院患者的研究^[6]，统计了440例临床应用醒脑静的患者，其中醒脑静的治疗周期通常为2周，但也有长达276天的严重不合理用药。统计中，59.8%病例超过了说明书的常规用量，22%的患者应用醒脑静注射液不符合说明书规定的适应证。

更直接的，则是“醒脑静”曾被爆料直接给医生回扣。2011年6月，温州论坛“703804”网帖称，温州几家医院上百名医生因醒脑静注射液（10毫升规格）收受回扣，回扣比例高达20%。

尽管所有涉事医生均否认拿回扣，院方也表示名单流出属“黑客入侵”，但醒脑静注射液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脑苏醒，用于急性脑出血、脑组织病变及血管意外等。而新华网记者查阅清单发现^[7]：

使用“醒脑静针”的科室不仅有神经内科、脑血管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创伤科，甚至连妇科、口腔科、眼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腔镜外科、内分泌科、肾内科、儿童感染科等也在其中。

在儿童感染科、眼科、口腔科乃至消化内科等等跟脑血管疾病八竿子打不着的科室里，为什么要给患者开“醒脑静”？

醒脑静们清醒了谁？

疯狂的市场推销与利益捆绑，表面无害的医疗实践，令醒脑静在医院大行其道。

利欲熏心的营销专家瞄准了医疗的万亿级市场和医保的蛋糕，针对性地推出了“安全无效药”这个天才设计。少数人从政策的不完美里嗅到了机会，拖累了整个体系，从平民到医院，谁也逃不出这个围城。

狂欢难以为继。醒脑静为代表的中成药和辅助类用药大量占用医保费用，最终引发监管层注意。

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9]，明确要求，力争到2017年底，全国医疗费用增长幅度降到10%以下，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为了降低药占比和医保支付的压力，各地纷纷将中药注射液及辅助性用药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其中，销量高居第一的醒脑静受到显著冲击。

而在2019年，醒脑静的生存空间遭遇持续压缩。

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10]，其中规定，未取得中医药培训资格的普通西医不再具备中成药处方权。该规定大大压缩了醒脑静使用范围，也同步抑制了医生和医院端的需求。

即将于2020年1月1日实施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11]中，醒脑静注射液仍位列其中，但给出了明确的用药限制：“限定在有中风昏迷、脑外伤昏迷或酒精中毒昏迷抢救的患者使用。”这意味着，2011年网帖爆出温州医院消化科、儿科、眼科等无关科室任意开出醒脑静的行为，将彻底成为历史。

有着41年历史之久的“神药”醒脑静，曾创造了50多亿年销售额的神话，也成就了一家上市公司；不过，它的身影也出现在600多件法律纠纷中（以“醒脑静”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有604篇相关文书），并最终卷入了一桩血案。

除了醒脑静们，我们都是受害者。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放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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