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之怒

坐者为傅斯年（1935年）

我对傅斯年先生的印象，可归结于两个字。一是胖。他不是矮而胖，而是高而胖，故而看起来非常威风。因其胖，容易出汗，遂有温梓川所描绘的经典一幕：“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二是怒。其绰号傅大炮，尽管别有出处，我则情愿认为，这是形容他的火气之盛（近世人物，还有一尊著名大炮，即孙大炮，不同于傅斯年，孙中山被称作大炮，则因他好说大话，正应了粤语“车大炮”之意）。

傅斯年脾气大，发作起来，不止暴躁，甚至近乎霸道。胡适曾为其得意门生辩解，称傅斯年的性格不是暴躁，“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不过这番话，说服力不大，因为傅斯年非常尊敬胡适，虽也常与胡适争论，却不至气急败坏，大发雷霆。罗尔纲记录了傅斯年与胡适讨论问题的情形，说傅斯年“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其声音“恭敬顺从”，足见敬意之深。胡适未受伤害，缺乏发言权。像傅斯年的好朋友罗家伦，大概时常承受傅斯年的坏脾气，其纪念文章《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便不乏“气得孟真直跳”“孟真气得要上前来打我”“他为之大怒，要来扑我”等字样，使得傅斯年横眉立目、七窍生烟的情态，跃然纸上。

对于自己的暴脾气，傅斯年倒也不缺自知之明。曾任傅斯年秘书达十二年之久的那廉君说过一段趣事：傅斯年对一个人发完脾气，如果余怒未消，第二人进来，还得碰一鼻子灰，甚至会殃及第三、四人。对此，傅斯年告诉那廉君：“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由此可见傅斯年明知自己脾气太大，偏偏控制不了。

傅斯年的脾气，应与其身体状况有关。他患有高血压病（一是遗传，二是肥胖），1941年3月曾严重发作，后来专程赴美治疗。高血压病人大都容易激动，爱发脾气，是以有一个说法叫“高血压性格”。此外还有一大原因，如罗家伦所言，“由于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这后一点，尤其值得说道。

关于傅斯年“是非观念太强”所导致的功过，我们不急评判，且说一些故事。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我的老师王人博教授（山东莱西人）谈到山东人，曾与湖南人对比，称湖南人造反的目的在于当皇帝，山东人造反的目的在于受招安（所谓杀人放火受招安），他认为山东人的特点是认同合法性，素怀忠义之心。以地域论人，强调的是概率，不可能全部言中。不过傅斯年恰在概率之内，他便是王人博所描述的那种山东人，不仅忠于国家和民族，还惯于以忠诚以及相应的气节为标尺，知人论世。

据程沧波回忆，有一次，傅斯年看见他临大书法家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说道：虞世南写不得。他停笔问其缘故，傅斯年答：虞世南是一位变相的贰臣。诚然，虞世南历仕陈、隋、唐三朝，其间还效忠窦建德，以忠诚而论，的确是贰臣，堪称三姓家奴，只不过，政治是一码事，书法则是另一码事，傅斯年以政治取舍书法，持论未免过苛。这已经不是是非观太强，而是成见太深。后来沈尹默听说此事，十分生气，说傅孟真该打屁股。程沧波则感慨道：“孟真这一类话，自有其偏激与过正，然也正可窥见他的真性情。”

据傅乐成（傅斯年的侄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一文所述，明末人物，傅斯年最尊重黄道周，最鄙视钱谦益；景仰顾炎武，却讥责与之齐名的黄宗羲。他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上题道：“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中批道：“献谀东胡，可耻可恨”“此篇主旨，是毁谤明朝，以劝人归顺清室也。”钱谦益先仕明而后降清，而且是带头投降的南明大臣之一，不过清朝的皇帝并不怎么待见他，乾隆编《贰臣传》，将他纳入乙编，此之谓两头不讨好，这样的人物，纵使仕清以后，重又反清，却无补于早已失陷的大节，傅斯年看他不起，不难想见。说到黄宗羲，则有争议。黄宗羲晚年，思想成熟，对清朝政权的态度有所改观，譬如自己不出山，派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与明史编撰，可是，这并非妥协或献媚，而因黄宗羲的眼光，已经超出了一家一姓之兴亡，借用顾炎武的名言，即从“国家”进化到“天下”。傅斯年忽略了这一点而苛责黄宗羲，未免有些遗憾。

对同时代人的鲜明态度，愈发可见傅斯年“是非观念太强”。譬如他提到罗振玉，必称“老贼”，因为罗振玉与日本人合作，在满洲国做官，当然罗振玉的学术成就，他并不完全否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严令不再聘用那些“落水”的北大教授，包括周作人、容庚等人。容庚前来求情，他则当面斥责：“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时陈雪屏在北平接收日本人管理的大学，同时奉教育部之命办理北平临时大学习班，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飞抵北平，见到前来迎接的陈雪屏，劈头便问：与伪教授有无交往？陈雪屏答：有。傅斯年很是不满：“‘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尽管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此后每每谈到这个问题，傅斯年还要发脾气。

青年傅斯年

傅斯年的言行，常常令我想起一个成语：爱憎分明。他的憎，甚至不避亲，连其祖宗傅以渐都不放过，只因傅以渐效忠于清朝（傅以渐比黄宗羲大一岁，系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且是帝师，教过康熙）。然而爱憎过于分明，不尽是好事，有时失之专断，有时失之寡情，最要命的是，爱与憎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致使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紧绷的弓弦，一刻不得放松，哪怕这根弦被轻轻碰一下，都要大动肝火。这般爱憎分明，大抵便是罗家伦所强调的“是非观念太强”，成就了傅斯年激切、易怒、好斗的气性。

说到气性，且来谈谈傅斯年的气。毛子水说：“孟真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沛然莫之能御。这是最伟大的一种气，不过需要“养”。罗家伦则认为，傅斯年恰恰最不善于养气（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信傅斯年，劝他读孔孟以养气：“……老兄病中读《老》、《庄》，未必是对症下药。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似乎比那似达观而实偏激的庄生，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事后来看，傅斯年似未接受胡适的建议），故而他认为“孟真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这一评语，我非常喜欢，只是有时觉得，未免空疏。要我来说，傅斯年代表的则是一种火气与怒气，他的怒，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精神；不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的布衣之怒，而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之怒，而是自比田横、不与专制共舞、立志蹈海而死的志士之怒，而是道之所在、义之所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之怒。他的形象，正接近一头愤怒的狮子。他为今人所铭记、所津津乐道，大都与其怒气有关，譬如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那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简直用烈火写就。

1940年8月14日，在致胡适信中，傅斯年解释了他炮轰孔祥熙的怒气之由来：

“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出（初）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侮）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

“士人之节”四字，几乎可以诠释傅斯年平生行事。他虽生于近代，接受西方教育，其一大学术贡献，即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然而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士人、士大夫，而非今天的知识分子（当然他兼顾了这两种身份，一定要分高下，我觉得士所占的成分更重一些）。他的道是士之道，他的怒是士之怒。他的时代，内忧外患，礼崩乐坏，士风沦丧，不知名节为何物，以他的性情，只能采用一种愤怒的方式维护摇摇欲坠的“士人之节”，支撑一个国家的精神苍穹。愤怒成就了他，同时禁锢了他，肝火太盛、气性太强所导致的偏激与霸道，最是为人诟病；甚至摧毁了他，他的身体之虚弱，以及他的死因（脑溢血），与其易激动、易怒的脾性不无关系。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猝死于台湾省参议会。国士死在议坛，可谓死得其所。自此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傅孟真的假时代”（王小明语）。

2016年10月3日

供思考者iTh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