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噩梦
2012年美国电影《林肯》剧照
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
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才能
更在于他的心灵
文｜钱满素
一般说来，美国政坛并不是产生悲剧人物的合适地点，但我总觉得林肯的一生带有很大的悲剧性，尽管他从一个荒原的穷孩子当上了大总统，实现了最辉煌的美国梦。
从华盛顿特区的建筑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美国总统中，只有三位享有纪念碑纪念堂的殊荣，那就是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前两位是国父，均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有着与生俱来的财产、教育、风度、自信和优越感。他们一出现在人群中，便令人感到某种威严，因为他们早在大庄园中训练成当然的领导者。他们自然也身经百战，但毕竟一生显赫，功德圆满，为光环所笼罩。他们在两届任满后，都荣归故里，安度晚年。华盛顿的芒特弗农和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在他们有生之年都已经成了众人朝拜的圣地。
相比之下，林肯甚是命苦。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典型的步步西迁的拓荒者。他们一家从肯塔基搬到印第安纳，刚安顿点，又迁往伊利诺伊，每到一处便要披荆斩棘，砍树造屋，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林肯知道，把他养大就是为了让他干农活。从小到大他什么苦活都干过，“伐树开荒，砍烧灌木，劈栅栏木条，拉大锯，犁、耙、铲、种、锄、收割庄稼，挤牛奶，帮邻居盖房子，滚放圆木，剥玉米皮，杀猪等”，尤以劈栅栏木条著称。而弗吉尼亚庄园主所熟悉的宴会舞会、马术狩猎则一概没有。
对林肯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条件是与生俱来的，连读书识字这样一个孩子理应享受的条件也没有。他只能在农闲时抽空上几天学，一生中全部上学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足一年。艰苦的生活使林肯不到三十便皱纹满面，神色忧伤。然而，林肯却有着惊人的好学和毅力，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学苦练学一门通一门。他年轻时花六周攻读测量土地的书籍而当上土地测量员，后来又自修法律，成为成功的律师。内战时他攻读军事，把握策略，以便正确评判将领们的得失，当好最高统帅。
1939年美国电影《青年林肯》剧照
但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才能，更在于他的心灵。他从小以诚实闻名遐迩，而一个人最大的诚实莫过于忠于真理，忠于人道了，林肯一辈子就忠于一个真理，那就是：“人生而平等。”对于这个真理，林肯是寸步不让的，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思想上始终领先于国人。
奴隶制其实只是林肯厌恶的人类不平等的形式之一。早在1838年，他就公开提出妇女应该享有选举权。一个没有信仰只有野心、没有原则只有权术、没有责任只有欲望的人，无论多么能干，也决称不上伟大的政治家。林肯的伟大在于他能把《独立宣言》的原则当真，要真的去兑现它。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到了华盛顿和杰斐逊当年做不到的事——彻底铲除邪恶的奴隶制。他将自己信奉的美国民主的本质归纳为每一个双手沾满泥土的老农都明白的“民有、民治、民享”这千古传颂的六个字（在英文中不过是三个最简单的介词）。
林肯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表达的朴实无华加上逻辑的无懈可击，使人觉得他似乎永远只是在说一些不言而喻的常识，而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他的名言全是民主精神最浓缩的精华，他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做需要做的事，而这些事情凭他们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或做不到那么好”。他说南北之争是“两个原则之间的永恒的斗争……一个是人类的普遍权利，另一个是帝王的神圣权利”。他说：“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他说：“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压到别人肩上，这就是造成人类巨大的、连绵不断的灾祸的根源。”他还说过，“你能永远地欺骗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是美国中西部拓荒者最卓越的代表，他们坚信人类的平等自由和谋求发展的权利。在当时，大概也只有美国的中西部才能以如此合法的方式选举出林肯这样一位总统，他象征了美国在19世纪中期的进一步平民化。
但是作为一个总统，林肯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要服从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他就职时宣誓效忠及维护的合众国宪法。不幸的是，当时这两者间是有矛盾的，宪法尽管并未明言，但它确实默许奴隶制的存在。所以林肯无论如何憎恶奴隶制，却不得不依据宪法，尊重南方蓄奴的权利，只能采取遏止奴隶制北扩的立场。同样，他必须依据法律反对约翰·布朗的武装袭击南方事件。他必须听任各地各派对他的攻击，这些攻击有时达到非常恶毒的程度。在战争期间的总统竞选中，他还必须接受自己任命的内阁成员向他挑战。即使在他精心撰写的《解放奴隶宣言》中，他也必须严格区分叛乱州与非叛乱州内的奴隶，直到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最终合法地废除奴隶制。因为在此之前，他是不能合法地干涉南方的蓄奴权利的。
林肯向内阁提出《解放奴隶宣言》
林肯是乡村律师出身，深知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言行中无不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点无疑会使他因为受束缚而显得迟缓。他不能像理想主义者梭罗那样去赞扬约翰·布朗，更不能像废奴主义者加里森那样去焚烧国旗。但是如果一个政府首脑自己无法无天，其害处就决不仅仅是迟缓了。
早就有人说过，政治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科学。林肯为了达到目的，永远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他始终能和民众的情绪保持一致，有意识地引导他们，使他们做自己所认识到并自觉自愿去做的事，“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他们前面，他们慢他也慢，他们加快步伐他也加快步伐”。他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最大的安全系数去实现目标。
林肯处于美国有史以来最尖锐的冲突的中心，不仅是南北冲突，还有北方内部以及共和党内部的各种观点和派系。激进派抨击他犹豫不前，保守派骂他受废奴主义者支配。然而林肯却不紧不慢，认定一个目标，在最困难最险恶的年代为美国完成了导航。他说，“只有时势才能造就一个总统”，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伟大事业中的“一件纯粹的工具，一件被偶然选中的工具”。他告诫属下，“我请你们放开眼界、沉着冷静地考虑这种时代潮流，如果可能的话，把它置于个人和党派政见之上”。在野时说这些话也许容易，但身居高位后能永远清醒地摆平自己和时势的关系却绝非易事。
林肯内心的谦逊帮助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从不居高临下地以势压人。为了便于倾听对方，他这个高个子经常得弯着点腰，对一个最普通的来访黑人妇女，他也要鞠躬告别。没有人在他面前会感到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只是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深深打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处理人事不惜忍辱负重，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公仆最起码应有的廉洁品质了。熟悉他的人说，“他是这样谦逊，以至不管是谁，只要这个人想走在他的前面，他就甘心走在后面。……连圣保罗也未见得能忍受更多的侮辱与折磨而毫无怨言。”
林肯的谦逊并非故作姿态，而是因为他从未忘记人类的平等，忘记自己本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他想象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离任后回故乡重操律师旧业。
林肯受命于危难之秋，指挥着美国最残忍的一场战争，他的每个决定都可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显示自己权力的好机会，但林肯却有着极重的人情味，这不能不加深他内心的痛苦。
有的指挥官天生能把士兵当作他棋盘上的卒子，对他们的生命不动感情。林肯却不能，他能为一个下级的牺牲而失声痛哭。这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使他常常不忍处罚将士，觉得他们已经受苦太多。求他赦免的人不计其数，他也总是尽力而为。他认真审阅军事法庭的记录，“不放过任何有助于赦免死罪的事实”，以至于他的将军们有时不得不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战争使他心力交瘁，骨瘦如柴，他不止一次地觉得，自己熬不到战争结束的那天了。在谈到战后处理同盟首领时，林肯坚决表示他不想看到任何残忍的报复，什么军事审判、绞刑枪决全都不要。他主张“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尽管并非任何人都如此对他。
林肯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一直处于被暗杀的威胁之中。他去华盛顿就职时，竟然不得不在侦探的严密保护下，在晚上秘密“溜进首都”。他收到的恐吓信可以专立档案，到逝世前一个月，已经有八十封之多。他说自己对此已经习惯了，但这些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危险不可能不对他的下意识发生作用。
在遇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和夫人等坐在白宫，讲到自己做了个梦，梦醒后翻开《圣经》，翻到的段落竟全是有关梦和超自然的预示。夫人玛丽惊叫起来：“太吓人了，到底是什么梦？”林肯说，也许他根本不该提起这个梦，但这个梦确实一直在骚扰着他。在玛丽的要求下，他迟疑一会儿后开始用悲哀而严肃的声音叙述他的梦境：
大约十天前，那天我很晚才上床……由于疲乏，不久就入睡了，开始做梦。周围死一般宁静，接着我听见抽泣声，好像有些人在哭。我起床下楼去看，那儿也听到可怜的抽泣声，却见不到哀悼的人。我一间屋一间屋地走，没看到一个人，但随处都听到同样悲痛欲绝的哭声。所有的屋里都亮着灯，每一样东西都很熟悉，但那些好像要把心都哭出来的人在哪里呢？
我感到困惑和震惊。这是怎么回事？我决心弄清楚这件神秘的怪事。我继续走着，直到东厅。我走了进去，看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我前面是个灵柩台，上面躺着一个穿寿衣的尸体，周围都是站岗的战士，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有的悲伤地望着面容掩盖的遗体，有的哭得十分可怜。我问一个士兵：“谁死在白宫里了？”他回答道：“是总统，他被暗杀了！”随后人群中爆发出大声的哀号。
周围的人注意到林肯的表情庄重而忧郁，时而脸色苍白。玛丽说这太可怕了，她真希望他没说。林肯安慰她说，这不过是个梦，再别提它，把它忘了吧，“我想上帝会在他选中的时间和方式来做这件事的”。
这时间并不太远，不过一周左右，就在耶稣殉难日4月14日那天，56岁的林肯成了美国第一个遇刺的总统。当他的遗体停放在白宫东厅时，全国都在悲哀。
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曾说：“我们深情地期望和虔诚地祈祷这场巨大的战争灾祸能很快地过去。然而，如果上帝有意让它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二百五十年来的无偿苦役所聚积的财富全部毁灭，直到皮鞭下淌出的每一滴血都已用剑下流出的每一滴血偿清——就像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还得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林肯，合众国的总统，在胜利终于来临之际，最后一个加入了总数60万的阵亡将士之列，来偿还他深恶痛绝的奴隶制这笔血债。
林肯——属于一切时代的人物
钱满素
（一）
两百年前，在肯塔基一个小圆木屋里，亚伯拉罕·林肯默默无闻地诞生了，即便在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美国，这里也算得上穷乡僻壤。然而林肯最终成为全世界仰慕的人物。
西奥多·罗斯福说过：“伟大的时势造就伟大的政治家；如果林肯生活在和平年代，今天就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这话一点不错，说到底还是时势造英雄。美国的几位伟大总统都出现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时——华盛顿是开国元勋；杰斐逊力挺民主，开创了不同党派间权力的和平转移；林肯在内战中维护了联邦统一并结束了奴隶制；而罗斯福则通过新政带领全国走出大萧条和二次大战。国家处于十字路口，急需正确引领，时势的紧迫促使了人心的凝聚和权力的集中，这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众志成城。当然，也并非所有大权在握的人都能把好舵，将国家引向光明。抵挡不住诱惑而权欲膨胀，终于倒行逆施、沦为枭雄的事也是历史常见。
位高权重能使人呼风唤雨，但职权本身却并不足以使一个人伟大。杰斐逊不将两届总统列入他一生完成的三件大事，在他看来，不要说起草《独立宣言》和《宗教自由法案》，就是创建弗吉尼亚大学也比当总统更为重要。至于塔夫脱，他在如愿以偿地当上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后甚至说，“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中国有句俗话：“当了皇帝想成仙。”美国总统不可能有此奢望，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伟大总统，彪炳史册。不过美国迄今为止已卸任的43位总统中，真正享有历史地位，能留下精神遗产的其实屈指可数。作为一个领袖，仅仅人品端正、奉公守法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高瞻远瞩，知人善任，在切实尊重民权民意的基础上，正当利用民众授予的权力，以精湛的领导艺术，把握时机，带领国家渡过危机或确保安宁。这常常意味着要顺应潮流，实行民众所要求的改革，重建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秩序。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完成作为领袖的历史使命。林肯之为伟人自有其一份独特的历史功绩和不朽的精神遗产。
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西部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先前南北力量的对峙，奴隶制的南方在全国政治力量的博弈中越来越处于劣势，彻底埋葬奴隶制的历史条件趋于成熟。此时，一个领袖若能抓住机遇，就能推动历史进步。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林肯不负众望，勇于接受挑战，最终完成了建国时不可能完成的大业。是他发表了解放黑奴的宣言，也是他促成了结束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他因此成为人类解放的象征。而此前困扰和分裂美国的几大难题：奴隶制、区域矛盾、州权以及民主等问题也终于都有了了断——奴隶制被消灭了，州权再无力挑战联邦，而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北部发展制造业的诉求和南部杰斐逊提倡的政治民主也在林肯这里得到了统一。
林肯是解放和民主的象征，但人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他首先是法治的象征，因为他实现解放和民主的途径是严格限制在宪法框架内的。作为总统，他必须不折不扣地维护和捍卫宪法，因为他深知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法治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如果他不尊重宪法，那么他自己——按同一宪法产生的总统——又怎么能保持尊严和权威？就奴隶制而言，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宪法默认了奴隶制，这是历史遗留的尴尬。在1787年合众国宪法制定之时，北方各州已基本取消奴隶制，而南方各州却大相径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与奴隶制不可救药地缠绕在了一起，制宪者们虽然大多对奴隶制本身持否定态度，但为了能将南北十三州统一成一个国家，不得不在奴隶制上达成妥协，承认其事实存在。
为了维护联邦，林肯必须尊重宪法。他在1861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承诺：“对于各蓄奴州内存在的奴隶制度，我无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我认为我既无这样做的权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向。”他还建议，处于公、私职位上的一切人都应当遵守和服从所有那些未被明令废除的法令。本着同一原则，林肯在1863年1月1日是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令”的名义发表《最后解放宣言》的，依据的是他作为陆海军总司令的权力和必要的战时措施。解放宣言曾遭到奚落嘲讽，认为它解放了它不能解放的叛乱州的黑奴，却不解放可以解放的联邦控制区的黑奴，如此宣言似乎既无意义又自相矛盾。然林肯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法治的尊重，尽管宪法有错，但法就是法，在废除之前就仍然有效。倘若总统违宪行事，必定铸成更大的错。无论以何名义——“正义”也罢，“替天行道”也罢——即便民众拥护，总统的违宪行为都将开人治之先河。两害相权孰重孰轻？相信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不会不明白。林肯废除奴隶制的目标从不动摇，但他必须有耐心等到修改宪法的那一刻，为此他不惜忍辱负重。
林肯如此坚定地依法执政，是因为他坚信法治是维护民主的保证，也是在他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语重心长地提醒美国人民：
就是这些美国人民，在创建现在领导我们的这一政府体制时，十分明智地仅只赋予其公仆一点小小的权力以防酿成祸害，而且他们还以同样的明智作出规定，在短时期以后又把这点小小的权力收回到他们自己手里，只要人民保持美德和提高警惕，任何一届政府无论怎样无耻和愚蠢，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对政府体制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害。
出于对这一体制的忠诚，美国在战火纷飞中按例举行了总统大选，林肯在连选成功后充分肯定了大选的意义：“这次选举是必要的。不进行选举我们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能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全国大选的话，那完全可以断言，它已经征服和打垮我们了。”
（二）
林肯终生信奉的是《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他的心灵不能容忍人类奴役。他对黑人的奴隶地位、妇女的不平等地位都极为反感，他也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除了象征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林肯也象征了人性和博爱。他不幸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争，60多万美国人葬身其中，而当时全美人口仅3000多万。人民的巨大勇气和牺牲时时刺激着他的悲悯情怀，令他身心交瘁。他深感生杀予夺的重压：“在这四年中，我处理过的人命攸关的案件，比所有担任过这个职位的人所处理的此类案件加起来还要多。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苦恼。”他愿意倾听任何人的呼声，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黑人奴隶，并尽其所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赦免犯了过失的人。对待叛乱的南方诸州，他也坚持抱有仁慈之心，他不想对战败的南方采取报复手段，更不想看到杀戮镇压。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呼吁：“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他的重建计划是宽大为怀的，只要能接受奴隶制的灭亡，重新宣誓效忠联邦，他希望迷途知返的南方兄弟能尽早回到联邦中来，并获得和以前一样的平等地位。
历史是公正的。林肯活着的时候是争议最大的一位总统，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总统选举结果遭遇如此抵制。他还未上任，南卡罗来纳便宣布脱离联邦。在美国，内战激起的社会震荡远远超出革命时期，那是充满仇恨、势不两立的年代，林肯要面对无穷尽的肆意谩骂和人生攻击，不仅来自南部同盟，也来自共和党内的反对派。但林肯却能镇静自若，不反击不记仇不报复，以身作则，秉公行事，最后他成了最无争议的总统、民族团结的象征。
林肯是当时美国党派政治的产物，他凭借新生共和党的力量赢得总统大选，也凭借共和党的集体力量达到其政治目标，但他维护联邦和消灭奴隶制的事业维护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是超越党派的。同时，他对人人平等的信仰也超越了阶级局限，他不主张以革命的剥夺方式来达到经济平等，他是这样表述的：让无房者不要去拆掉别人的房子，而是辛勤劳动，给自己造一幢房子，这样就以身作则，保证他自己建的房子也不至于遭受暴力。林肯一如既往地本着平衡的心态，用浅白的语言阐明一些深刻的、哲学家讲不清的社会道理。
林肯本人就是个庄稼汉，一个白手起家的典范，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精干的农民”。他从小忙于各种农活，受教育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年。然而环境压不垮他这样奋发图强的人，全凭个人努力，他一步步掌握知识，走出贫困，当上律师，步入政坛。1858年，他作为一个资历不深的小人物挑战当时声名显赫、号称“小巨人”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竞选联邦参议员，两人连续七场的精彩辩论吸引了全体国人的眼球，两年后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的一生可以说是美国梦的体现，他在纪念阵亡战士的盖底斯堡演说中的“民有、民治、民享”三词，更是总结了美国民主的最高理想，被无数人无数次地重复。
（三）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遇刺身亡的总统，林肯的殉道者身份更增添了人们的惋惜和崇敬之情。他为人类解放、为公共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1963年，正是在林肯纪念堂前，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推动了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实质性地改变了美国的种族歧视状态。
2009年，在解放宣言发表近一个半世纪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偶像就是林肯，这合乎情理，他们两人的政治生涯又都始于伊利诺伊州。正是林肯坚定不移地捍卫人权与平等的精神，在经历漫长的历史沧桑后，才使奥巴马的当选成为可能。为了表达对林肯的特别崇敬与感激之情，奥巴马选择了林肯当年的路线，乘火车从费城去华盛顿就职，他在就职仪式上还专门向国会图书馆借用了林肯宣誓就职时使用过的那本《圣经》。
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林肯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一个超越党派、种族和阶级界限的解放者，他的人格力量更是无与伦比。在林肯诞辰200周年之际，美国举办各种活动高调纪念他。在就职前夕的一次大型露天音乐会上，奥巴马站在林肯雕像前说：“在我身后，坐着一位曾尽全力让这一天成为可能的伟人，正看着自己拯救过的联邦。”在2月12日林肯生日当天，国会山圆形大厅内专门举办了林肯纪念会，奥巴马以史为鉴激励今人，他呼吁议员们记住：“我们是在同一面旗帜下做事的公仆，代表同样的人民，面向共同的未来。而这就是我们能向林肯——这位最卓越的人物——表达的最合适的敬意，也是我们所能建造的最永恒的纪念碑。”
林肯，他不愧为“属于一切时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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