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助底层，中国才可避免天下大乱

作者： 罗天昊  来源：罗天昊国与城

    抛弃底层，国之不祥；扶助底层，国之大昌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罗天昊公众微信（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uanhao99）

贫富相安，阶层和谐，国之大道。

近日，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安天下。

事实上，未来中国最主要的战略任务，不是交好豪门，也不是安抚中产，而是扶助底层。

从道义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底层是受惠最小，受损害最大的群体，在一定发展阶段，他们忍受和理解了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是，现在时势已变，国家初步崛起，财力和物力上，可以兼顾底层。未来需要对底层进行适当补偿，这是国家应尽的道义；从现实策略来讲，底层占人口大多数，底层安，天下安。中国不是发达国家，阶层结构不一样，中产非主流，底层才是最广大的多数。

环球同此凉热。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失落彷徨的中产阶层，被时代抛弃的愤怒白人工人阶层，将特朗普推向了时代的前台，贫富分化的加剧，阶层裂痕的扩大，已成为全球现象。

扶助底层，大势所趋。

地狱不空，何以成佛？——“共同富裕”是国家对底层的责任

当下中国贫富分化严重，非矫枉过正，不足以扭转国家大势。

  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2，仍然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接近动荡线。而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平，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于权力的结盟，来自对法制与商业规则的破坏。

邓公生前自评一生得失，四六开足矣，邓小平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竞事业，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亦提出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额遗产税等。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在国家政策上，亦需要改变以往对于权贵阶层的倾斜，未来需要对底层倾斜。尤其是在医疗，保险等领域实现财政托底。当下除体制内的少数人士之外，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而是背负了“负福利”，部分人担忧中国陷入希腊式希腊“高福利国家陷阱”，是非常愚蠢的。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国家托底，将底层民众从新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

地藏菩萨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同样，只有中国还有一个吃不饱饭的穷人，国家就有责任。

以底层为基石，是穷国社会结构的独有特点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能否走出治乱循环，全民关注。阶层和谐，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素。能否实现阶层和谐，使各个阶层都满意，至关重要。

春天的两会，开的很像是《西游记》里的“安天大会”，国家倡导“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亲商、安商、富商”三大策略。同时，去年一度传出“失联”传闻的郭广昌重点出镜，对于安抚资本，起到重大作用。

而在另外一头，国家高调倡导要进行扶贫攻坚，表明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密切关注。两会上系列的保就业，提高社会基金等系列，均是指向惠及底层。

阶层和谐已成共识。关键是，在整个国家发展步伐逐步减慢的情况下，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各个阶层分配。

为什么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底层，而不是中产阶层？这与中国特殊的阶层结构有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最新的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层成年人口数为2.04亿，不到总人口的20%。香港虽普遍富裕程度优于大陆，但是相关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也不过20%～30%。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属于典型的“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

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不同，这些国家的中产，是真正多数人的阶层，而在中国，权贵阶层是极端少数，中产是相对少数，底层才是多数。

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国家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中产以及上层，只占不到20%，剩余的80%大众平民阶层，为国家之根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穷人的国家”的优雅别称。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不可忘记自己仍是一个以穷人为根基的国家。

执政党当年以工农联盟起家，后来逐步建立起广泛的全民联盟，成为代表各个阶层的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但是，从其本质而言，仍需要以劳动大众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阶层为根基。决不可忘本。

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关键是要能自由流动，中国的问题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既激发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活力，又兼顾第三阶层的公平与权益，是未来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若阶层固化，底层长期被漠视，则中国可能成为溃败国家。长期内乱不止。

伸张底层的民权

相对于在经济领域“民富”的弱势，在社会领域，底层在“民权”领域更为弱势。

　　著名学者王小鲁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产阶层界限模糊，但是与底层界限分明，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造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达8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毕业于武汉大学的的杨元元自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步轩卖肉，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的绝望。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尤其是底层和青年。

抛弃底层，必然拥抱动乱。扶助底层，方助国之大昌。

未来，国家要走向良治，必须惠及底层。三个领域，在财富领域，分配更多偏向一线劳动者，同时，进行国家福利托底，解决贫困问题，造就普遍富裕；在社会领域，力求制度安排的公平，给与底层通过努力上升的通道；在权利领域，让更多享受更多的公民权。

就战略路径而言，先扶助底层，保底之后再扩大中产阶层，最后造就橄榄型社会，是最明智的选择。

国家固然需要亲商，安商，富商；更需要亲民，安民，富民。

延伸阅读

穷人有活下去的希望，社会才有希望

文/芗柏

近期浏览新闻，发现一大串与贫穷有关的凝重话题与辛酸故事：湖南衡阳祁东县蒋家桥镇挡水村一贫困户家庭一家人挤在破烂得快要倒塌的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4个月大的婴儿雷有保睡在地上被狗咬掉右耳廓尖与两根手指；四川宣汉的22岁青年胡泽东受冻挨饿两天，寻求家人和社会的帮助无果之后，在武昌火车站附近一面馆，因一元钱争执而残忍地将面馆业主姚某的头颅砍下并扔进垃圾桶；10岁的山西女孩靖靖在一篇名为《救救妈妈》的作文中写道，“我是姐姐，我要照顾弟弟，可我不会做饭，妈妈会做饭，不如把我卖了，换钱给妈妈治病。”……

看着这些新闻，不免让人心情沉重，到底是什么让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活得这么没有尊严？贫穷之人已经很不幸，如果再被社会遗忘甚至抛弃，那就更加不幸，他们只能等着饿死病死，或者自我毁灭，或者将自己的不幸转嫁于他人，采取违法犯罪的手段苟且活着。有人说，他们自己赚钱能力差，活该受穷。这是典型的弱肉强食思维，把人类社会等同于动物世界。人是有思想、有尊严的，有人生下来即大富大贵，另一些人生下来却缺衣少食，甚至缺胳膊少腿，或者生下不久就成了孤儿，他们做错了什么，要如此受苦受穷？

余华的《活着》里面有这么句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句话对穷人而言尤为贴切，活着本身就是穷人的巨大负担，当这个负担过于承重，穷人便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对他们而言，“安贫乐道”这个词太过虚伪。极度的贫困很容易激发出他们人性中的丑恶力量而将其引入歧途，偷、抢、杀便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而当一个穷人需要靠偷、靠抢、靠丧失伦理的方式来维持生计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显然处于某种病态之中。

在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从小是个孤儿，25岁时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19年苦役。获释后前往指定城市的途中，疲惫困顿的冉·阿让推开了当地受人尊重的主教大人卞福汝的大门。好心的主教大人收留冉·阿让过夜，却不想被冉·阿让偷走银器潜逃。在警察追捕冉·阿让时，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让冉·阿让幸免再次被捕。感于主教大人的恩惠，冉·阿让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当上了市长。他乐善好施，满怀仁爱之心，收养了孤女珂赛特。后来，他因救助别人，遭到通缉，到处飘泊，受尽不白之冤，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晚年，临终时才得到亲友的理解。

雨果是坚定的人权主义者，毕生追求“底层关怀”，他呼吁政府给那些底层穷苦民众生存的权利，正如他在《悲惨世界》里说的一句话，“偷面包充饥的人应该再奖励他（她）面包！”

1935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纽约的一位老太太因偷面包被告上法庭。法官问她:“你偷面包是因为饥饿吗?”老太太说：“是的，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法官说：“虽然你很值得同情，但我必须秉公执法。你有两种选择，处10美元罚金或10天拘役！”老太太一脸痛苦：“法官大人，我愿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就不会去偷面包了。如果选择拘役10天，那我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啊？”这时，旁听席上突然站起一个男人，直径走上前台给老太太深深鞠了一躬，说：“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吧。”说着，他转身面向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了进去，大声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片刻，旁听的所有人默默起立，每人都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老太太看到这个场面，放声大哭起来.....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对贫穷的冷漠并未从此消失。2015年12月28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一个12岁的小女孩因偷巧克力被抓而跳楼轻生。这个小女孩家庭很穷，她在超市偷了几块巧克力、果冻等零食，被超市工作人员发现并扣押。她的母亲先是打骂她，然后给超市道歉。但是超市却要求罚款，可小女孩的妈妈身上只有90多块钱，爸爸身上也没几块钱，凑不够超市要求的数额。这对贫穷的父母在众人的围观中，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受到对方责骂和侮辱。于是，这个羞辱难当的小女孩消失了，十几分钟后从楼上跳下，离开了这个冷漠而苦难的世界。

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北京农民李大伟因患重病无钱救治，不惜多次抢劫，希望进入监狱免费治病；一位在南京打工的孕妇因没钱补充营养，到超市偷肉而被抓获……

《世界人权宣言》中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从世界人权角度来看，贫困是人的基本需求无法被满足以及基本的人权遭受剥夺。所以，贫困之下无人权，无论是绝对贫困的绝望感，还是相对贫困的剥夺感，对于个人尊严与权利来说，都是赤裸裸的戕害。诺贝尔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就是“能力剥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料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最低生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生产都会遭遇重重阻力。

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制造宇宙飞船，制造航空母舰，建造无数的豪华高楼大厦，几十亿几十亿地往外援助，贪官满屋子满屋子的钱放着腐烂……但是却依然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人都崇拜金钱、嫌贫爱富。这是整个社会对贫穷的漠视。

穷人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豪华别墅和高级汽车，只是御寒米油、过冬衣被，只是不必遭受人们的冷眼。如果社会对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都不够重视，对贫困群体的诉求不够关注，让他们倍受歧视，生不如死，就可能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信心，进而仇视社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将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社会现实。只有让穷人有活下去的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来源：说真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