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陈晓东 杨晓霞
发表于《经济管理》2022年08期
摘要
产业链自主可控是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键,也是新发展格局的微观基础。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间品进口数据构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衡量指标,基于1997-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效应在2016-2018年间以及盈利能力较强、国外供给依赖度较高的产业链中更加明显,但是这一提升效应并不存在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间接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自主可控;人力资本;创新能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2);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登峰计划(产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基础研究学者项目(202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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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和重构(UNCTAD,2018)[1]。中美各种摩擦不断、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地缘政治经济突变等更是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产业链“断链”“停摆”风险加剧。在此背景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十四五”规划纲要也重点强调“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通过多措并举打通产业链堵点和断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从当前的国内外环境来看,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不仅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微观基础,也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对我国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白雪洁等,2022)[2]。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经济格局大分化、大震荡的历史交汇点,世界各国都将数字化作为未来国家之间产业竞争的“新赛道”,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产业链的创新分工(杨勇,2022)[3],而且深刻影响了产业链的组织关联、空间布局和价值创造(张艳萍等,2022)[4]。与传统产业链相比,数字化产业链具有更加安全、稳定和高效的特征,是产业链的未来发展趋势(魏丽莉和侯宇琦,2022)[5]。也有学者观察到数字化转型将是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可行路径,并试图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张其仔,2021[6];王静,2022[7])。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未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效果究竟如何也无从得知,这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大国以及建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一重大战略规划是不称的。基于此,系统评价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效果,准确判断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新时代下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力量,对于未来国家完善数字经济以及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潮流和大趋势,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一部分文献从理论上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组织分工(李春发等,2020)[8]、韧性(陈晓东等,2022)[9]、竞争力(张汉鹏,2022)[10]以及价值创新(周嘉和马世龙,2022)[11]等维度的影响;另有一部分文献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产业系统演进(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12]以及产业链强度(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13]的促进效应;还有一部分文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制。此类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业链的功能模块化分工(Kohler,2002)[14],降低了产业链内各分工环节的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为全球产业链重构赋能加力(Mulligan,2020[15];Nyagadza,2022[16])。不难发现,虽然国内外不少文献从多角度关注了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的影响,但是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文献相对较少。目前,徐玉德(2021)[17]、陈晓东(2022)[18]的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产业链抗风险能力以及自主可控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也有学者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协调生产要素比例、降低产业链“断链”风险等方面存在优势(陈尧,2022)[19]。显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总的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较为匮乏。尤其是对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现有文献还未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虽然指出了数字化转型能够有助于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但以方向指引和理论探讨居多。少量的量化研究虽然关注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评估(陈晓东和刘冰冰,2022)[20],但并未系统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效果,有关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作用机制也尚未得到考察。所以目前尚不能准确判断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也无法得知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机制是什么。从当前我国产业链运行状况来看,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偏弱的根源在于关键技术缺失、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黄泰岩和片飞,2022)[21]。据此,本文首先基于中间品进口视角构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衡量指标,并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效应,然后从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两个方面探究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作用机制。
本文利用1997-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测度数字化转型水平,匹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证实了数字化转型能够成为新时代中国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的新动能。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岗位转换倒逼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这为技术研发活动奠定了人才基础,进而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创新方式变革激发了创新活力,驱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零的突破,最终助力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识别进口中间投入品,以中间投入品的国内市场供给率测度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一测度指标更加契合当今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现实特征,也为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量化研究提供有力工具支持;(2)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相关研究。本文并未仅仅停留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理论探讨上,而是进一步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影响效应,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促进作用的事实,从实证方面对已有文献做出有益补充;(3)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作用机制。从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两个方面验证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传导机制,打开了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黑箱。研究结论既为当前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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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自主可控
产业链自主可控是指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受制于人(洪银兴和杨玉珍,2021)[22],当面临“断链”风险时,能够迅速应变、抵抗经济冲击(金碚,2021)[23]。因此,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根本着力点在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汪彬和阳镇,2022)[24]。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转型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过程的不断融合,原有的无法被采集和利用的信息被分离出来,并转化成具有巨大应用潜力的数据。作为网络空间对物理空间的映射,数据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重要表征,不仅集成了产业链内最先进的知识和经验,而且通过数据流动提高产业链内部知识共享效率,促进知识扩散与积累,进而从知识层面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有力支撑(张汉鹏,2022)[10]。不仅如此,渗透性较强的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在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推动生产要素结构优化升级,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要素基础。
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链条中复杂程度高且研发难度大的技术,涉及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以及产业化应用等诸多环节,其复杂性和长链条等特性决定了单个企业难以独自完成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而产业链内各主体高效协同研发才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有效途径。数字化转型削弱了空间关系对企业协作的影响和制约,使互联网平台成为集聚资源和组织协调的新方式(陈晓红等,2022)[25]。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协同合作机制和“云上产业链”在克服“数据孤岛”问题的同时,也加速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一体化运作,助推产业链内相关利益主体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Goldfarb和Tucker(2019)[26]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信息共享,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柔性和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研发能力。
从产业链的构成要素来看,技术是支配劳动和资本等物质性要素、生产和凸显数据这一软性要素的核心生产要素(刘同舫,2021)[27]。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布局中,技术的主导作用愈加明显,关键核心技术直接决定了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刘斌和刘颖,2022)[28]。因此,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仅解决了产业链所面临的“卡脖子”难题,从根本上提高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和多元应变能力,而且也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国际话语权(林善浪,2022)[29]。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2.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产业链自主可控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财富”,是改善一国产业链分工地位、提升产业链控制力和主导权的重要因素(祝树金等,2022)[30]。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主要表现为:首先,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减少常规性体力类和认知类工作任务的同时,也增加了非常规性工作任务(Autor等,2003)[31]。Frey和Osborne(2017)[32]通过对美国市场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约47%的职业将会被计算机替代。从人力资本与工作岗位的适配性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因其具备较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不仅能够较快适应工作任务的调整和变化,而且能够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承担更新、更复杂的工作任务并获得较高工作报酬。换言之,相比于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更能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Acemoglu和Restrepo,2018)[33]。在此背景下,低级和中级人力资本会积极通过接受再教育、技能培训以及“干中学”等途径提高自身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以减少被替代的可能性(Lucas,1988)[34]。另一方面,数字化是技术和人才共同驱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催生数据保护、信息安全以及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师等众多新职业新岗位,而且其所产生的就业广化效应大大增加了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进而倒逼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并持续增加数字化人才的供给(姜兴和张贵,2022)[35]。
其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同时人力资本还承担着技术创新、转化及扩散的重要任务,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因素(Gereffi和Lee,2016)[36]。具体而言,产业链内人力资本的聚集和积累,实现了知识、技术、技能在各类人才之间的互补和叠加,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内源知识基础。此外,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外部知识资源获取也是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高质量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并将外源知识迁移至产业链内部,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成功率(Amadu和Danquah,2019)[37]。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作为汇聚知识、技术的活劳动,能够通过人员流动在产业链内进行信息分享和优化调控,并借助公开性的协调建立产业链层面的技术创新联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合作与协同发展,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姜兴和张贵,2022)[38]。综上可知,数字化转型驱动人力资本提升,由此所带来的内源知识积累、外源知识支持以及协同技术攻关等效应共同助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进而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3.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与产业链自主可控
创新能力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根本所在,深刻影响产业链自主可控(周文和肖玉飞,2022)[39]。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能力,其中的逻辑在于:随着创新3.0阶段的到来,数字技术成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诞生了海量数据,基于海量数据的大数据算法不仅能够甄别出具有高价值的信息,而且可以洞察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技术和市场的互动,从而帮助企业进行关联性发现和价值挖掘,形成更多创新思维。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数字平台畅通了要素流动的通道,其通过高效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信息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本,减少重复劳动、降低研发周期、提高创新成功率(Conceição等,2001)[40]。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形成具有高边际产出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而实现集聚性创新(Teece,2018)[41]。此外,数字化转型还促进了知识的跨时空扩散和共享,为企业多渠道获取知识、提升技术水平提供便利。产业链内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有利于企业协同合作挖掘知识组合、开拓创新领域,最终激发创新方案的产生(Stryja,2019)[42]。
从创新战略的视角来看,创新能力是保证和支持技术突破的重要因素,其功能体现在围绕技术活动而进行的技术攻关实践中(Frishammar,2015)[43]。培育和提升创新能力有助于形成持续的自主创新技术路径,从而保持核心技术优势(Chemmanur和Tian,2021)[44]。关键核心技术的动态演进机制模型也表明,只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才能深度挖掘技术知识并增加技术知识储备,实现关键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突破(张羽飞和原长弘,2022)[45]。当面临国外环节断供时,具有更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区域能够顺利实现被断供环节的国产替代,从而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洪银兴和李文辉,2022)[4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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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公众号内回复陈晓东查看详细信息 |
杨晓霞
郑州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与数字经济。 |
陈晓东,杨晓霞.数字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J].北京:经济管理,2022(8):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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