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1091万粉丝的蔡澜，每逢新年，都会“大赦”一次评论区，解答众网友困惑。
简约，传神，毒舌，不多说一字，深谙段子手精髓。
很难看出这是一个马上80岁的老人。
电影人、美食家、主持人、作家、旅行家，你无法给蔡澜找一个固定的头衔。
他自我评价：“我比较拿手的是能够逃避现实，能够笑一笑，我的心情比较愉快，我能够把坏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这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性格让我成为做很愉快的人的专家，这个我很称职。”
2016年的《十三邀》中，文化人许知远问他如何放下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吃吃喝喝算不算一种逃避，“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蔡澜笑而不答，被问急了，虚晃一枪：“不要想得太多啊老兄，你整天想得太多了。”
拧巴的许知远不会懂蔡澜的达观。
如今香港四大才子，走得走，退的退，只有这个金庸口中“第一流的通达之人”依旧活得肆意洒脱。
他的故事，值得每一个正陷入生活泥沼的人细细品味。
被大众熟知之前，“蔡澜”这个名字出现最多的地方，是香港电影上“监制”一栏。蔡澜的父亲蔡文宏原是广东潮州人，早年跟随著名的电影公司“邵氏兄弟”，来到南洋发展电影事业。小时候，蔡澜家住在一家戏院的楼上，一探头出来就看到银幕，长大了逃学去看，一天赶五场，“人生之中，平均每天看一部，算五十五年吧，也看了两万多部。”当时的“邵氏兄弟”大本营在新加坡，蔡澜几乎是被邵逸夫看着长大的。有了父亲这层关系，蔡澜在日本大学电影学编导时，便被邵逸夫委以嘱托，让他兼职担任邵氏电影驻日本分区经理，为邵氏院线购买日本电影版权。作为购片方，蔡澜对电影的欣赏角度，便要从自我的身心愉悦，跨越到能不能赚到钱，自我感受成了最不值得讨论的一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是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香港电影制作需要考虑两个铁律：一是快，二是赚钱，完全的市场导向，创造了打退好莱坞的奇迹。回香港定居的蔡澜，年纪轻轻已然混成电影圈“老炮”。当时，被嘉禾倾力按照“李小龙”接班人栽培的成龙，脾气忒硬，与古惑仔结了仇，嘉禾老板何冠昌找到蔡澜，希望把成龙带出香港。蔡澜爽快应承下来，不仅安置好成龙，还精心制作出《快餐车》《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霹雳火》《一个好人》《重案组》等卖座的动作电影。成龙成了功夫巨星，蔡澜成了金牌监制，俩人成就了香港电影最卖座的时代。在追名逐利的电影圈，蔡澜真正欣赏的，是《天堂电影院》这样的电影。他向老板邵逸夫建议：邵氏一年拍40部电影，39部用来赚钱，是否可有1部是“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邵逸夫一口拒绝：“既然拍40部能赚钱，为什么要拍39部？”除了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徘徊，电影的程式化也让蔡澜觉得乏味。“拍一部电影需要巨大的资金，不像画画，只需要一张画布，你失败是你个人的事，不牵涉其他人。”入行四十年，蔡澜发现自己压根不喜欢这件事情，他是爱电影，不过爱的是欣赏，不是制作，电影对于他从来只是一个巨大的玩具。蔡澜的父亲另一重身份是笔名“柳北岸”的诗人，爱看书写文，相交知己是民国文坛三绝的郁达夫。蔡澜姐弟四人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买了一大堆书让他们挑选。一本也不想看的话，他再买又再买，等到孩子们选了一本，他即知道孩子们的偏爱，于是不停地买同类书籍，以引孩子们阅读的兴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办的《明报》是港岛文人的最高江湖——“不在《明报》写专栏，就没有江湖地位。”蔡澜认识已在《明报》上写“卫斯理”系列科幻小说成名的倪匡，便请倪匡把自己引荐给金庸。倪匡定下“奸计”，每次与金庸吃饭的时候必谈蔡澜，谈他的见识，谈他的有趣，谈他的电影，谈他的文笔。倪匡又假意推脱了几次，最后终于请二人见面。畅聊期间，金庸便和蔡澜敲定了专栏，名叫“草草不工”。在国外制作电影期间，蔡澜一呆就是几个月，当地的风俗民情、吃喝玩乐，为他积累了大量写作素材，他开始给《明报》写专栏。那段时间，倪匡写“科学幻想小说”，黄霑写“随缘录”，金庸写“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蔡澜写“踏歌江湖行，美食尽囊中”。但对蔡澜来说，因为《明报》又顺势与倪匡、黄霑混成了事业、心灵乃至灵魂上的故交，才是最可贵的。
1989年，54岁的倪匡喜欢上了一个夜总会“妈妈桑”（日本上了年纪的老板娘），于是拉着蔡澜和黄霑讲笑话逗女孩子们开心，结果妈妈桑没追到，钱还打了水漂。倪匡很伤心，蔡澜不甘心：“酒不是最好的，女人不是最美的，不如把构思卖给电视台。”这个“构思”，便成为了香港九十年代收视率高于70%的谈话节目《今夜不设防》。节目里，黄霑素来搞怪，倪匡负责兜底，蔡澜添油加醋。嘉宾一来，先开瓶上好的红酒喝个微醺，然后开启一个又一个八卦劲爆、口无遮拦的话题。你可以听到张国荣讲自己的“第一次”，张曼玉承认自己爱慕虚荣，关之琳承认自己做过小三，惠英红直接说出自己不是处女等等现在想也不敢想的话题。甚至当他们提醒要不要剪掉时，嘉宾反而更“不设防”：“剪什么剪，事实就这样”“看什么看，不看啦”。三个不正经的老男人，挖掘出光鲜亮丽的明星们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也挖掘出看似繁华的香港娱乐圈，难以示人的颓败与腐朽。如今《今夜不设防》已经停播30年，可是坊间依旧有它的种种传说，豆瓣上依旧被打出9.5的高分。1992年倪匡留下一张字条，远赴美国，决心淡出花花世界，过起闲云野鹤的生活。黄霑一直走背运，拍电影赔钱，广告公司欠债，词作也失去了市场。留在香港苦苦支撑还债。蔡澜彻底退出电影圈，先是进军饮食界，推出过“暴暴系列”零食、酱料及茶饮等，后来干脆将自己的谈吃、谈喝、谈旅游的专栏打造成电视节目，介绍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自我介绍里说的：“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他和团队曾经去到某地品尝美食，又因为当年的食物不够鲜美，他不惜贴钱将计划推迟。最长的一次，推迟了3年。他却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我年轻时才不知愁滋味地大叫寂寞，现在我不够时间去寂寞。”在香港大街小巷的餐馆中，常能看到蔡澜的照片。或者说，餐厅只要挂着他的照片，就能成为全民追捧的对象。可是蔡澜却对粉丝笑说：“如果照片里他笑得很开心，就是这家店很好吃；如果不笑就是不好吃；如果似笑非笑，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朋友问：“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电影人？食家？茶商？开餐厅的？开杂货店的？做零食的？卖柴米油盐酱的？你最想别人怎么看你？”蔡澜的办公室就在菜市场，因为那里有烟火气，有生活，像人。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2004年，黄霑肺癌恶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倪匡听闻噩耗，三天吃不下饭，惟有蔡澜，抬笔写下“一笑西去”四个大字。“为什么要怕死呢？返家，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事。”70岁时，蔡澜已视死如归。最好是在早上，吃完了我喜欢的煎蛋和烤面包，到外面散散步，回家用钢琴弹弹几首巴哈音乐，坐在安乐椅上，喝杯茶和吃几块饼干，来些亲爱的朋友，用漂亮的安静的语气聊聊天，最后让我睡觉。三个风流男人，一个走，一个隐，只有蔡澜还要精力旺盛地活着，连他自己都说觉得“年轻人太老成，自己反而年青。”这样的玩家心态，才让这个可爱的老头，在看似不正经的嬉笑中，体会到人生百味，人生真味。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人生无趣，因为我们总是被生活牵着走，而没勇气创造和享受有趣的人生。有次坐飞机碰上气流，机身大震，坐蔡澜边上的老外吓得面青唇白，蔡澜却若无其事，老外疑惑地问：“老头你死过么？”[1] 腾讯网：七旬蔡澜大谈死亡，我从中看到了一个视死如归的可爱老头[2] 搜狐网.救成龙、撩青霞、坑金庸，当年香港最骚的男人，让半个港圈跪服[4] 青年参考.蔡澜：香港最后的风流才子——许戈辉专访蔡澜[5]《十三邀》：许知远对话蔡澜.2016-12-26[6]《蔡澜家族》.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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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北方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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